與其相忘於江湖，不如關注“行之無涯”。
我在《自序》裡說過，這次考察歐洲，本來是想進一步為中華文明尋找對比座標的。但是，歐洲果然厲害了，每次踏入都會讓人迷醉。我只知深一步、淺一步地往前走，處處有感受，每天也寫了不少，卻忘了出行的目的。
在歐洲旅行，還可以在各地讀不少資料。我在佛羅倫薩讀美第奇，在布拉格讀哈維爾，在冰島讀《薩迦》，都讀得非常入迷。這一來裡中華文明就越來越遠了。
直到此刻，在北歐的夜行火車上，我才回過神來。這趟火車處理我們幾個人外，沒有別的乘客，我一個人佔了一間設備齊全的臥室。車窗外是延綿不絕的雪原，而這雪原的名字又沒有在地圖上找到。路那麼長，夜那麼長，一種運動之中的巨大陌生，幾乎讓自己消失。我靜下心來，開始整理一路上與中華文明有對比關係的感受。
歐洲圖像太多，話題分散，很難簡明地歸納出與中華文明的邏輯對比。我只能放棄概括，保留感性，回想一路上哪一些圖像具有對比價值。從行李裡抽出兩張紙來，寫了三十多個，覺得太多，刪來刪去，刪成了七個對比性圖像，那就是——
一行字母；
一片墓地；
一份圖表；
一個城堡；
一群閒人；
一塊巨石；
一面藍旗。
二
先看那一行字母。
那行字母在意大利的佛羅倫薩，M-E-D-I-C-I,在街邊、門牆、地上都有。這是美第奇家族的拼寫。
按照中國文化的習慣思維，一個有錢有勢的貴族門庭，大多是歷史前進的障礙，社會革命的對象。但是，美第奇家族讓我們吃驚了。
最簡單的事實是：如果沒有文藝復興，世界的現代是不可設想的；如果沒有佛羅倫薩，文藝復興是不可設想的；如果沒有美第奇家族，佛羅倫薩和文藝復興都是不可設想的。
美第奇家族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營造了一個新文化的中心，把財富和權力作為匯聚人文主義藝術大師的的背景，構成了一個既有挑戰性質，又有示範性質的強大存在。歷史，就在這種情況下大踏步地走出了中世紀。哐、哐、哐，腳步沉重，腳印很深。但丁的面膜供奉在他們家裡，米開朗琪多和達·芬奇的蹤跡處處可見，大衛的雕像驕傲地挺立著，人的光輝已開始照亮那一條條堅硬的小方塊石子鋪成的狹窄巷道。儘管當時的佛羅倫薩還沒有產生深刻的近代思想家，但這座城市卻為近代歐洲奠定了基石。
在中國的歷史轉型期，總是很難看到權力資源、財富資源和文化資源的良性集結。中國的改革者們更多地想到剝奪，這種剝奪即便包含正義，也容易使歷史轉型在搖擺晃盪中降低了等級。
這中間，最關鍵的是文化資源。美第奇家族在這方面做得特別出色，他們不是把文化創造的權力緊握在自己手上隨意佈施，而是以最虔誠的態度去尋找真正的創造者。他們對於一代藝術家的發掘、培養、傳揚、保護，使新思想變得感性，是新時代變得美麗。
這座城市的市民長期追隨美第奇家族，而美第奇家族卻在追隨藝術大師，這兩度追隨，就完成了一次關及人類的集體提升。
中國的一次次進步和轉型，都容易流於急功近利，忽略了新的精神文化基礎的建立，還誤以為暫時犧牲文化是必要的代價。其實，社會轉型的成功關鍵，恰恰在於必須集中權力資源、財富資源和文化資源，一起開創一種新文化。
三
再看那一片墓地。
我說的是德國柏林費希特、黑格爾的墓地。其實，歐洲可供遊觀的學人墓地很多，隨之還有大量的故居、雕像，讓後人領略一個個智者的靈魂。
同樣是知識分子，德國的同行遠比中國的同行純粹，並因純粹走向宏偉。歷代中國文人哪怕是最優秀的，都與權力構架密切相連，即便是逃避和叛逆，也是一種密切的反向連結。因此，他們的“入世”言行，解構了獨立的文化思維；他們的“出世”言行，則表現出一種故意。直到今天，中國文人仍然在政客式的熱鬧和書蠹式寂寥間徘徊，都帶有自欺欺人的虛假。
德國學者很少有這種情況，即便想歌德這樣在魏瑪做大官，也不影響《浮士德》的創作。黑格爾龐大的哲學架構和美學體系，更不可能是應時之作。他擔任柏林大學校長，算是一個不小的行政職務了，卻也堅持大學創始人威廉·洪堡的宗旨，實行充分學術自由，不許官方行政干涉。
比黑格爾的思維更加開闊的是康德，終身靜居鄉里，思索著宇宙和人類的奧秘。
但是，即便這樣，康德也反對知識分子偽裝出拒接社會、拜託大眾的清高模樣。他以法國啟蒙主義者為例，提出了知識分子的行為標準：“勇於在一切公共領域運用理性。”這恰恰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致命弱點。即便是我們尊敬的前輩知識分子，他們留給“公共領域”的精神財富也少而又少。
因此，中國知識分子的墓地和故居，也總是比較冷落。
當代歐洲知識分子的傑出典範，我認為是曾經當了十多年捷克總統的哈維爾。
四
再說那一份圖表。
圖表在法國里昂的一家博物館裡，列出了這座城市在十九世紀的創造和發明。我細細看了三遍，每一項，都直接推動了全人類的現代化步伐，從紡織機械到電影技術，多達十幾項。
這還僅僅是里昂。擴而大之，整個法國會有多少？但我又看到，待到十九世紀結束，無論是法國的各級官員還是知識分子都沉痛反省：比之於美國和德國的創造發明，法國遠遠落後了！
正是這份圖表提醒我們，中國人再也不要躺在遙遠的“四大發明”上沾沾自喜了。
中國由於長期封閉，不僅基本上沒有參與人類近代文明的創造，而且對西方日新月異的創造態勢也知之甚少。結果，直到今天，組成現代生活各個側面的主要部件，幾乎都不是中國人發明的。更刺心的是，我們的下一代並不能感受此間疼痛，仍在一些“國粹”中深深沉醉。這種情形，是文化保守主義愈演愈烈，嚴重阻礙了創新的步伐。
五
那一座城堡。
我是指英國皇家的溫莎堡，以及不遠處的伊頓公學。
中華文明本是信奉中庸之道的，但在中國近代救亡的危機之中，受法國激進主義影響較深。從法國大革命到巴黎公社，激情如火的慷慨陳詞和鐵血拼殺，感染了很多中國的改革者。相比之下，對英國的溫和、漸進的改良道路，反而隔膜。
後來，他們甚至不知道法國社會安定在什麼樣的體制下，關起門來激進得無以復加。甚至在和平的年代仍然崇尚暴力，包括語言暴力。
很容易把這種激進主義當做理想注意加以歌頌。即便是經歷了“文革”這樣的極端激進主義災難之後，還有不少人把“窮皮猛打”作為基本的文化行為方式。而事實上，這種激進主義社會元氣的損傷、民間禮儀的破壞、人權人道的剝奪，業已釀成巨大的惡果，不僅禍及當代，還會貽害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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