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街上行走的，男的你就當做是盜賊，女的就當做是娼婦吧。”村松梢風在《魔都》一書中誇張地寫道。上世紀初，這位日本非著名作家來到中國上海，為上海發明了“魔都”的名號。在他看來，“魔都”之為“魔”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在人們上海幾乎所有地方都能遇到賣春女。
村松梢風對賣春女的分類相當熟悉：她們大致可以分為上中下三檔——“長三”是純粹的藝伎，賣藝不賣身；“么二”是賣藝也賣身。“長三”和“么二”的稱呼，據說來自是她們的價格行情——長三不管是打茶圍還是出局都是三元；么二打茶圍一元，出局兩元。在此之外，還有被稱為“雞”的暗娼群，流連在茶館、娛樂場和大街之上，“雞”不像長三和么二，她們沒有許可證，在官方的管控許可之外公然買賣。
村松梢風並不是唯一在中國尋花問柳的日本文人，與他同一時期，比他有名得多的日本作家——比如芥川龍之介和谷崎潤一郎——也在他們的中國遊記中，或是為了映證中國的落後與“罪惡”，或是單純出於一種獵豔的心情，記錄了類似的對中國賣春女的觀察，以及他們往返於妓館的記錄。而他們對於近代中國賣春行業“身體力行”的觀察，也與中國近代描摹妓院生活的狹邪小說《海上花列傳》或是當年的妓院指南互相補充，構成了一類特殊的歷史檔案。
野雞拉客：“鍥而不捨地為自己爭取”
據美國波士頓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葉凱蒂在《上海·愛》一書中所說，“長三”和“么二”在見客的禮儀上有所區別：要見高級妓女，必須由有身份的恩客介紹，不經介紹，客人不能進門；而要見么二，就無需他人介紹，直接上門即可。與長三、么二不同，低級的賣春女無需恩客預約，也不在家等待上門，她們走上街頭，為自己爭奪一點機會，這就是日本文人所遇見的拉客場景。
在《中國遊記》的“罪惡”一章中，芥川龍之介曾寫過自己遇上賣春女拉客的情境，還將之與在中國所見聞的搶劫、賣春、吸食鴉片等相提並論。他如此寫道，在傍晚，走到青蓮閣之類的茶樓，就可見到有無數賣笑女，她們見到日本客人就口唸類似日語的短句招徠客人，“阿拿他、阿拿他”或是“撒以狗”。“阿拿他”是日語裡的“親愛的”，而“撒以狗”的意思，據芥川考察，流傳自日俄戰爭期間日本軍人拖著中國婦女尋歡時口中唸的“撒，依靠”（快走啊）。 還有一些拉客的賣春女竟然戴著眼鏡，似乎是出於時尚的考慮。
名氣遠遜於芥川龍之介的村松梢風，在《魔都》中更加細緻地闡釋了賣春女的拉客之道。他和友人去往青蓮閣，發現這裡的場面極其壯觀——無數賣春女，有的纏著客人，有的互相打鬧，有的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在一片吵嚷聲、煙霧瀰漫之中，他和友人剛一上二樓就賣春女“逮住”了，纏住友人的是一個上了點年紀的女人，逮住他的是一個只有十四五歲的小姑娘，“看上去像一個賽璐璐的人偶似的”（賽璐璐：一種纖維塑料）。賣春女說，“我們很喜歡日本人，到我們家裡去玩吧！”在她們身後，跟著一個胖胖的姨娘，她們在前面負責百般諂媚，姨娘負責讓賣春女不要輕易放棄。所以當他和友人在桌邊落座，賣春女鍥而不捨地前來親吻，惹得他們沒有辦法……
隨著賣春女，他們穿過了窄窄的弄堂，深入了其中一家。登上二樓，村松見到一個“女郎屋”，屋內的擺設很簡樸，只有一張掛著帷幔的床、靠牆擺放的凳子，還有其他一些廉價的用品。賣春女各自掌握的技能不同，那個上了年紀的妓女甚至會唱音調奇怪的日本歌，這足以說明她有相當的待客經驗，而年幼的妓女只會夾住他的胳膊，姨娘來給他們奉上茶和瓜子，對他們說，“東洋寧，這個好來西。”他們無奈，只得在擱下一塊銀元后離開了。
從上面的片段中，我們不難看出日本文人對野雞的嫌惡之情，講述妓院生涯的小說《海上花列傳》也對野雞拉客的場景極盡諷刺。在小說裡，李實夫去花雨樓消遣，這裡的佈局是外面喝茶，裡面煙榻——也就是被芥川龍之介斥為“罪惡”的所在。上市時分，花雨樓裡“亂烘烘像潮湧一般”，然而實夫“皆不在意，但要留心野雞”，因為這裡，“原是打野雞絕大圍場，逐隊成群，不計其數，說笑話，尋開心，做出許多醜態”。野雞拉客的手段也十分大膽，雖然長相打扮連潔淨都算不上——“脖子裡烏沉沉一層油膩，不知在某年某月積下來的”，但仍時刻尋覓著潛在的客人，看到一個可能留心於自己的，就目不轉睛地盯著，看那樣子，只要客人一搭腔，便能順勢躺下。
名妓風範：文人既感到痴迷，同時又受到挑戰
“野雞”們的貨媚賣淫屬於“罪惡”，名士雅集之時所邀請來的“美人”就要風雅許多，因為她們無論是在才藝上還是姿容上，都屬於更高階層。芥川龍之介在上海的飯局上就通過“叫局”見到了許多美人，其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一次，是與神州日報社長餘洵在小有天酒樓的飯局。
飯局上邀請美人需要下局票，局票是邀請美人出局的便籤。每家酒樓的局票不一樣，芥川注意到，小有天的局票上面用紅字印著“叫XX速至三馬路大舞臺東首小有天閩菜館XX座侍酒味勿延”的字樣，而在之前他去過的雅旭園的局票邊角上，還印著“勿忘國恥”的反日口號，局票上籤上客人的名字之後就被送去傳喚妓女。對於局票的來源，葉凱蒂在《上海·愛》中有一番考證：因為過去妓院都是官辦的，陪客必須先向衙門購買一種竹籤來邀請妓女。從這種官發的竹籤發展而來，局票變成了妓女和客人之間的一個合同約定，也是日後算賬的憑據。
下了局票之後，美人陸續而至。在酒局上，芥川龍之介對著其中一位喚為“愛春”的姑娘傾慕不已，也為另一位叫做“洛娥”的命運扼腕嘆息，因為聽別人說，這位姑娘眼見著就要跟貴州省長王文華結婚，到頭來未婚夫卻被暗殺了，所以仍在風月場中，無法自贖。局上群芳畢至，唯有一位芳名蓋世的林黛玉，遲遲不見上場。這位林黛玉，就是當年滬上名妓“四大金剛”之一。
“四大金剛”的說法是晚清小說家、報人李伯元於他創辦的《遊戲報》上發明的，除了林黛玉，還有陸蘭芬、金小寶和張書玉。“四大金剛”的提法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李伯元自己也頗為得意，“不料風會所驅，播為美談，林陸金張四校書之名，幾乎婦孺皆知，而四校書之聲價亦增十倍”（校書是高級妓女的雅稱，意思是圖書編輯）。這個說法的流行，也為《遊戲報》的報道提供了許多題材，不管是林黛玉的珠花大衣還是愛慕者的來信，都是值得報道的對象。清末報人對名妓風範的推崇追隨，葉凱蒂認為，正是名妓引發了文人對未來的想象的體現，在文人還在新舊變化中猶豫不前時，她們已經憑藉自己的生活方式、摩登風格充當了都市文化先鋒，這讓文人既感到痴迷，同時又受到挑戰。
回到芥川當日的飯局中，據神州日報社長所說，林黛玉對於二十年政局秘密的瞭解程度，僅次於大總統徐世昌，只是當年青春不再，芳齡已屆五十八歲。芥川龍之介明顯對這位有名的林黛玉有些失望，認為她更像是“娼婦一型”的女人，儘管塗脂抹粉，卻並不太美麗。然而她看起來至多隻有四十歲，一雙手更是胖得近乎兒童，“手指根處的關節，深深陷入胖乎乎的手背裡”。她的才藝給芥川龍之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和著胡琴、笛子的伴奏唱起秦腔時，同聲音一起迸發出的力量的確技壓群芳”。
林黛玉為何遲來？可能是因為邀請她的局子實在太多，她已經不再是“性伴侶”的角色，而是轉變成了一位活躍在公共視線中的職業演員。在《上海·愛》中，葉凱蒂描述道，名妓經常需在多個飯局之中往來，所以有時候在一個飯局上只待十分鐘，唱完一首歌就告辭，有時候也會有等得太久、甚至空等一場的情況。
陰森妓館：“姑娘如荒寺的大殿中放置著的木雕佛像”
除了賣春女拉客和名妓陪客，文人們還會專程去妓館獵豔。葉凱蒂曾在文中引用上海花界指南，將上海最高級的兩種妓女“書寓”和“長三”形容為“精緻絕倫，儼若王侯”；然而在村松和谷崎潤一郎的遊記裡，他們並未見過如此高貴華麗的場面，相反，那些缺乏電力的、裝修陳陋的古老妓館給他們留下了陰森的印象。
村松梢風曾經朋友牽線，前往妓館密佈的棋盤街，也就是後來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文明書局等出版社匯聚之處。在那裡，每家妓館門前都掛著寫有妓女名字的標牌，街上的房子都已經很老了，欄杆和門窗上積滿了油汙，看起來悽然陰沉，村松寫道，“難以想象這是一條花街”。而妓館內裡的佈置也差不多，底樓中央是一個大房間，看上去是一個祭壇，“好像進入了一艘海難之後被衝到孤島邊上好幾年的舊船的船底一樣，一片寂寥”。妓女所在的二樓房間倒比外面好一些，裡面通常有掛著帷帳的大床、紅木的桌子、椅子和梳妝檯，除了主賓二人，房間裡還有兩個面目醜陋的中老年姨娘和一個正在見習階段的雛妓。
在蘇州遇見花園大總統的經歷，比這個棋盤街的經歷還要“掃興”，因為價錢沒有談攏——遊船和歌妓兩頭都要給錢，村松沒能搭船去青樓，只能自行前往。那家青樓的女主人名叫雪麗玉，號稱“花園大總統”，所謂“大總統”，是每年當地報社投票選舉出的最佳藝妓，這也與李伯元在《遊戲報》上固定推出“花榜”有關——“花榜”以讀者來信為投票依據進行民主選舉。能見到如此一位“大總統”，在見面前，村松心懷感激：“不管怎麼說，畢竟是大總統呀，了不得呀。若你要是袁世凱或者段祺瑞這樣的大總統，我們就無法拜謁了。”
然而到達妓館，大總統卻遲遲不得露面。他等不及自己闖入閨房，只見得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無精打采地坐在那裡，全無閉月羞花的樣子，問話她也不搭理。同行的歐陽予倩、後來的戲劇家說道，“這個女人是在生氣呢！”生氣的緣由在於，以她的名義預定的船中途取消掉了，自然有損總統顏面。當天總統既然不願意出面，青樓的聚餐也搞得莫名其妙，客人都是從各個地方召集來的，菜品又昂貴又糟糕。
谷崎潤一郎在南京的秦淮附近，也見識過更令人愀然的景象。通過當地的“專業”導遊，谷崎潤一郎在狹窄幽深的巷子裡，尋到了幾家妓館。他們進了一家門前字跡已然模糊了的館子，因為南京電力不足，屋內也顯得光線陰暗，陳舊不堪。接待谷崎潤一郎的是一個老鴇，接著一個女子走了進來，叫做巧雲。在谷崎看來，巧雲長得極其秀美，“使她顯得更美的，是比她所穿的黑緞子衣服更黑的、閃現出光澤的一頭秀髮和那充滿無限嬌媚的、彷彿驚訝般睜得大大的一雙水靈靈的眼睛”，她的美麗也與這昏暗骯髒的環境形成了奇怪的落差。雖然他對這個姑娘深感興趣，她卻推脫晚上暫時接不了客，導遊與鴇母反覆談判，價錢始終談不攏，只得離開。
這之後，他們“如同在荒涼的廢墟中彷徨一般”又尋了幾家更加昏暗陰森的妓館，在一家門口等待時，他甚至生出恐懼的情緒，“在這樣漆黑的，進來後不知道出路的屋內，即便是被殺害了拋屍野外，這樣的罪惡也將永遠無人知曉。”院子裡有五六個女孩子，可憐地瑟縮著雙肩，就著醬菜喝粥，“每個都像老鼠似的髒兮兮”。還有一家，他見到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她如同“荒寺的大殿中放置著的木雕佛像似的，冷得索索地打顫，以納悶的眼光打量著一個異國不速之客的闖入”。最終，谷崎潤一郎以三元大洋的價格，在她家中留宿，風流的谷崎潤一郎對這個女孩感到滿意，“她的肢體是那麼地柔軟，用力一壓的話真會把她壓壞。臉上的五官長得像成年人一樣端正，卻又像赤子一般稚嫩。”
值得一提的是，村松與谷崎潤一郎沒有如願與第一流的妓女相處，與其說是缺少金錢的緣故，不如說是因為他們只是匆匆來去的外國遊客，沒有與當地的高級妓院和高級妓女建立起“相好”的關係，而這種“相好”的關係，需要持續不斷的金錢投入和情感經營。就像《海上花列傳》裡所寫的許多對恩客與妓女，當他們進入了這個階段，他們之間就會形成一種類似愛情的、親密排他的情感，他們甚至會把彼此視作丈夫或妻子，“妻子”讓妓院的姐妹稱對方為“姐夫”。所以，時間有限，語言不通，金錢也不富裕，沒有成為“相好”條件的日本文人，就可能因此與最華麗高級的妓館、最才藝雙絕的佳人無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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