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就像沒有盡頭一樣。30多個小區、六七十戶商家密佈在差不多2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做外賣員的一個多月裡，張寧在這些小區和商戶間來來回回穿梭超過850次，跑了3190公里。在7月的31天內她送出770單，依然不敢停下來喘口氣。
電動自行車不停下來，女兒的生命就有希望繼續延伸。2017年3月，張寧的大女兒萱萱被確診為神經母細胞瘤，這種號稱“兒童癌症之王”的病迅速沖垮了她的家庭。這位32歲的母親試過網絡募捐，也試過街頭跪地求助，如今把幾乎全部希望寄託在送外賣這條路上。
女兒剛確診的時候，她常問醫生“這病有可能治癒嗎？”後來，她越來越沉默，只問“能達到什麼效果”。治療神經母細胞瘤需要放療、化療和幹細胞移植手術，存活率能從30%提高到60%~80%。而這都需要錢。
為了給孩子治病，她和丈夫辭了工作，從老家河北辛集輾轉北京、上海、天津。家裡的驢、羊和幾乎所有值錢的東西賣完了。短短一年半時間，70萬元花光了，如今他們還欠著30萬元外債。
今年5月，孩子要在天津腫瘤醫院做第二次幹細胞移植手術，一家人在醫院旁租房子。日子過得捉襟見肘，1600元的房租也快拿不出來了。張寧決定把孩子交給奶奶，和丈夫去送外賣，賺錢養家還債。“因為這份工作比較靈活，女兒有情況可以隨時趕回去。”
張寧在每天早上9點開啟接單系統，她隨時準備跟著接單成功的“嘟嘟”聲響離開家。每天從早上9點忙到晚上10點，一個月至少能賺5000-6000元。有時，這還不夠萱萱在移植倉一天的費用。
夏天的柏油路面蒸騰著熱氣，可以“攤雞蛋”，張寧總是全副武裝，瘦弱的身軀套在一件大一號的騎手服中，兩身工作裝每天輪換，藍色的頭盔壓著一頭齊耳的短髮。暴露在衣服外的皮膚被曬得黝黑，嘴唇也因長期日曬而缺乏溼潤。只有電動自行車把手上套的那雙粉紅色hello kitty遮陽手套，透露出她愛美的心思。
作為家中唯一的女兒，少時的她曾經因父親重男輕女，把農活都交給她而不是哥哥幹感到忿忿不平。自己暗暗發誓以後不做體力活。高中畢業後，她學過理髮、珠寶、串珠、編髮，和朋友合夥開美甲店。
女兒出生後，她把類似的希望也寄託在這個孩子身上。從萱萱出生起，張寧為她拍了1000多張照片，教她讀書、寫字、畫畫、溜旱冰，給她編織齊腰的長髮。開始接受治療後，萱萱的身體越來越瘦弱，頭髮也一把一把地掉，張寧半夜偷偷給孩子剪短頭髮，將剩下的編成一縷一縷的小髒辮。小髒辮也脫落後，張寧就給女兒買紅衣粉鞋，怕她“被認成男生”。
但張寧沒辦法阻止自己越來越不像個女人。從前的她長髮烏黑，梳厚厚的劉海，“為了顯年輕”。為進移植倉陪伴女兒，她的頭髮越剪越短。過去臉上畫淡妝，如今出門抹一層防曬霜就能“管一天”。
下午2點以後，單子變少，張寧才可以暫時回家休息，吃點“卷子裹香油”，就著米粥或白水嚥下去。在外面跑起來，她可以連續個兩三個小時不喝水，直到閒下來，才去買1.5升的礦泉水，一口氣猛灌半瓶多。
有時遇上大暴雨，街上的積水都到膝蓋處，訂單一來也得出車。幾位同事的電瓶都因泡水而出故障，她慶幸自己的車比較新，“挺住了”。只是一次突遇大雨，她沒有雨披，還因為輪胎打滑摔倒在路旁，自己爬不起來，幸好被路過的出租車司機扶了一把。
風吹、日曬、雨淋，她把這些當作有趣的見聞講給孩子聽。但在採訪中，她對記者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是“我也不知道自己怎麼熬過來的”。
她曾被騙過錢，絕望過，甚至想到死。去年，積鬱成疾的父親被診出癌症，母親摔斷了腿，她回老家照顧雙親。丈夫的銀行卡被電信詐騙騙走了5萬元，那是為女兒治病準備的最後一筆錢。他們去報案，但被警方告知追回希望渺茫。她大哭一場，大半夜要出門，母親死死拽著她的手不放，讓她清醒了過來，決定“繼續活下去，活一天是一天”。
在孩子患病前，她從沒去過大城市。去了之後，她發現這些城市的腫瘤醫院、兒童醫院被塞得滿滿當當，一張床位都要等上半個月。她見過一些昨天還在叫“阿姨好”的孩子第二天就沒了蹤影，也見過無數家庭像她家一樣疲於奔命。在病友群裡，他們少談金錢，“因為各有各的路”。
她聽說，有一對“城裡的”夫妻依靠“厲害的人脈”，輕輕鬆鬆籌集了幾十萬元；也有一位年輕的父親每天泡在直播軟件上，和大佬互動拉粉絲和打賞，也賺得不少。
她自己想過各種籌錢的方法。她試過水滴籌，但轉發捐助的都是親友，“錢都借過一圈了”，最終籌集了十幾萬元；做過一陣“快手”，可是“面子薄，不會拉關係”，也沒精力，就慢慢打消了念頭。
在第二次進移植倉手術前，她曾帶著萱萱在兒童醫院旁的人行道上跪地乞求，一些孩子停下了腳步，又被大人拉走。收到的錢也是1元、5角，一天只能籌到100、200元。
“只要能救女兒，我做什麼都可以。”她告訴記者。
剛開始跑外賣時，她害怕被投訴，因為會被扣錢。她認路本領不好，客人跟她講“東西南北”，她難辨一二。從白天跑到黑夜，一些街道路燈幽暗，她也曾被街角燒紙錢的人冷不丁嚇到過。
但為了賺錢，張寧大部分時間都在奔跑。不管是幾十瓶飲料還是兩隻10多斤重的大西瓜，她二話不說提著就上樓。客人住在十幾層，等不及電梯，她就兩級臺階並作一階，比電梯先到。
她開玩笑說這些力氣都是“抱孩子練出來的”。每次萱萱做完手術後，都沒有力氣，她和丈夫只能輪流抱著走。在女兒得病後，她甚至還學會了打針。
做完兩次幹細胞移植手術和一次化療後，7歲的萱萱顯得比同齡人瘦弱許多，修長的雙臂和雙腿就像竹竿一樣，襯得掉光了頭髮的腦袋更加醒目。幹細胞回輸導致身體發黑，夏天的裙子掩不住胸口巨大的疤痕。
由於手上的錢越來越少，在第二次移植手術後，儘管萱萱的血壓還沒完全穩定，張寧一家和醫生商量，還是決定讓孩子提早出院，每天去醫院檢查。她聽說還有更先進的免疫治療，一打聽到至少50萬元起步時，她感到無能為力。
張寧從不把這種擔憂寫在臉上。當訂餐的客人把門打開小小的一道縫，她會滿臉笑容地遞上外賣，說一句“祝您用餐愉快”；遇到一些面熟的客人，她還會主動打招呼，“阿姨好，又遇到您了”。
只有當張寧離開後，這些客人才會收到短信：“您好，我是剛才給您送外賣的送餐員，同時也是一位腫瘤寶寶的媽媽。如果可以的話，麻煩幫忙點一下非常好評（超讚），每個超讚會給我增加3角錢的獎勵，謝謝您的愛心和鼓勵，在送餐途中肯定有做的不周的地方，我會努力完善並盡心完成每一單！”
張寧所屬的外賣站站長張世倫告訴記者，他也是後來才發現張寧的難處。他記得，當時張寧來面試時看起來很焦急，但沒有透露自己的境況，“可能是怕我有顧慮吧”。他承認，自己的確擔心過，“畢竟這屬於高危工作”。這是他管理這個站點以來招進的第一個女騎手。
張世倫說，在這個外賣站裡，有從石油公司下崗的東北大漢，也有創業失敗轉跑外賣的大學生。在他看來，“互聯網救活一批人”。
剛剛過去的7月，張寧一共跑了700多單，有幾天完成單量還登上了他們站點榜首，好評數也位居第一。
女兒的飯菜，張寧只有在送外賣的間隙才能帶去腫瘤醫院。移植倉只有一個接近地面的窗口可供病人家屬送餐，每天規定的探望時間只有早、中、晚3次。同院的一位病友記得，張寧每次都是來去匆匆，把飯盒往窗口一放就得匆匆離開。
只有在回收飯盒時，張寧才有時間停下腳步，隔著探視窗的玻璃給女兒打電話，向她豎起大拇指，比劃勝利的手勢。有時候誤了點，通往探視窗的通道已經大門緊閉。女兒只能和她通手機視頻，委屈地對她喊“壞媽媽，都不來看我”，她向女兒道歉，但下一次依然沒法準時。
和其他7歲的孩子一樣，萱萱長大的願望是“做模特”，也愛撒嬌，有時埋怨媽媽老管她，不讓她吃雪糕，也不讓她用手機看太長時間的動畫片。張寧有時也會哭笑不得，對女兒說“你現在吃一支雪糕就要幾萬元”“等你長大了愛去哪裡去哪裡，我不會再管你了”。
萱萱還是顯露出同齡孩子沒有的成熟。雖然她到現在也不知道自己具體得了什麼病，但已能輕車熟路地跑到醫院驗血的地方，驕傲地指著化驗單對媽媽說“我的血小板升高了”。每當下雨的時候，會打電話叮囑媽媽“不要出去跑了”。打電話時，只要聽到風聲她就知道張寧正在騎著電動自行車，立馬掛斷電話。
張寧的內心其實一直暗自愧疚。孩子的同齡人已進小學，而萱萱只能窩在10平方米的移植倉或出租房，陪伴她的除了親人，只有手機裡的動畫片。她曾經最愛陪孩子唱兒歌，但現在每天回到家，實在累得不行，一沾床就倒下，連抱孩子的力氣都沒有。
感覺撐不下去時，張寧就翻翻以前的照片和視頻，那時她愛笑、愛拍照，一家三口一起去公園、游泳池，生活沒有那麼多灰色。
萱萱患病前旱冰滑得溜。前不久，張寧還發過一個小視頻。萱萱扎著兩隻繫著紅飄帶的丸子頭，身穿紫色小毛衣裙，腳蹬一雙旱冰鞋，一陣風似地從遠處衝來，掠過她身邊，向鏡頭眨了一下眼，又滑向遠方。那是2017年2月錄下的視頻，距離萱萱被檢查出患神經母細胞瘤不到一個月。
2018年年初，7歲的萱萱許下新年願望。看見有的孩子爸爸媽媽因為生病不要他們，她“希望所有人都愛萱萱”，知道“看病花了很多錢，她希望長大後能掙回來”，她還想去學校、植物園，去大海上坐輪船。但張寧只願女兒未來身體健康，多一些活下去的希望。
萱萱的主治大夫、天津腫瘤醫院兒童腫瘤科李傑告訴記者，目前萱萱的病情可以說“基本已臨床治癒，只要按時複查就可以”。
對於張寧來說，一切還沒有結束。“孩子承擔痛苦，但大人要承受更多”。
只有當駕著電動自行車在馬路上行駛時，她才覺得有一刻的自由。儘管因為長期握緊旋轉把手，手指肚都磨出了老繭，肩膀也因長時間緊繃而感到疼痛。女兒剛患病時，她曾整夜地睡不著覺，如今心理的負擔終於轉換成身體的勞累，換回了久違的睡眠。
她依然不敢放鬆任何一天。許多外賣員喜歡在夜幕降臨後馳騁，因為道路暢通，涼風襲人。但張寧想了想說，自己還是最喜歡中午和傍晚時分，這是最忙碌的時候，“單子多”，也意味著她離給孩子許諾的未來更近些。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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