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玉閣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經濟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一國兩制”是一個大原則 ，具體到深港落馬洲河套地區（深港科技創新特別合作區），也就是在空間地理上“一國兩制”變成了“一河兩制”，即以深圳河為界的“一個國家，兩種體制”。河套A區最大的特點是“在香港、臨深圳”，也就是屬於香港但離深圳非常近。深港兩地政府如果能開發運作得好的話，深圳可以藉此成為提升自己科技創新的平臺和跳板，通過河套地區強化與香港和國際科技創新的密切關聯。對香港來說，能夠讓香港在科技創新領域具有優勢的環節與深圳的要素資源稟賦有機結合，使香港科技創新的發展更具實體性，進一步促進香港科技創新的發展。根據香港河套地區以及香港新界北綜合發展規劃，香港在新界北的粉嶺北、古洞北新發展區以及即將通車的蓮塘——香園圍口岸附近，都規劃有工業村或產業基地。也就是說，以河套地區為帶動，香港發展科技創新可促進工業4.0以及高端製造業在香港的發展。因此，河套地區運作得好的話，對香港、深圳都可以起到槓桿作用，可以激活深港要素資源，共同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這是河套地區最具價值的所在。
“站城一體化”其實是一種“節點經濟”的打造，也就是將交通節點的功能，口岸的功能與城市的發展、產業的發展有機整合，這個思路是很現代的。比如東京灣區，通過軌道交通站點連通打造了諸多“節點經濟”，從而形成一個大的灣區經濟。香港的河套A區，深圳側的河套C區（皇崗口岸、福田口岸），再加上福田保稅區的發展，是適合這種思路和方向的。在“福保-河套地區”中，深圳側區域已經是高度成熟的城市建成區，該區域的開發應該具有綜合功能，包括地下空間的開發利用等。可以通過區域功能多元化，實現效益最大化。
至於政策創新，主要涉及的就是要素的高效便捷流動。現實來看，要素流動有管制沒問題，但要確保要素流動高效，不要無效。要高度重視粵港澳要素流動的特殊性，即粵港的要素流動是“一國之內不同關稅區的流動”，粵港之間的出入境是“關境”不是“國境”，在此基礎上進行政策突破，是有依據有理由的。否則，政策突破會遇到很大的制約。人員、車輛、貨物、信息的管理需要考慮現實的需求，以及區位的特殊性。河套地區要打造“深港科技創新特別合作區”，政策創新很關鍵，對粵港澳大灣區跨越不同行政區域的協同建設與發展具有很強的借鑑意義。
//深港協同創新中心位於福田保稅區內。
具體來說，“深港科技創新特別合作區”可以通過技術手段實現便捷流通，如人臉識別技術，貨物通關的物聯網技術等，“電子關卡”在技術上是可以做到的。也可以借鑑早期深港間曾有過的“耕作證”的做法，深港居民在對方境內有農地需要耕作，可憑藉“耕作證”方便出入。比如可以給一些特別的人群發放“特別的通行證”，開設“綠色通道”等，針對不同的需求，做一些政策的創新和調整。
“深港科技創新特別合作區”應該是粵港澳大灣區體制機制創新融合的“起步區”，河套地區的創新需率先考慮深港兩地、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協同，以及人員、物資等各要素的實際需求。可以說，“深港科技創新特別合作區”肩負著為粵港澳大灣區協同試點進行政策設計和創新的責任和使命。
//本文原載《廣州日報》2018年7月12日。系接受該報記者劉暢採訪所談的內容，特此致謝。本次發佈修改了部分文字，特此說明。——張玉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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