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生活，或是意氣風發，或是波瀾不驚，或是庸庸碌碌，或是順逆之境，而精神、心情也隨人生際遇不同或喜，或憂。
沒有人會一輩子高光閃耀，也沒有人會一輩子都暗淡無光，人總是階段性的波浪起伏，隨著命運顛簸流離。
苦，是人生的常態；樂，才是一長串苦日子裡點綴的珠子，因其稀有而珍貴。
平常人只有平常之苦，可平常人也未必是天命註定，只配有一輩子的隨波逐流。
中國近代，論資質之平庸、吃苦受罪之多，而功業之高、道德修養和事業成就之大，莫過於曾國藩。
因此，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學學曾國藩，是很有必要，也是非常有大益處的——曾國藩為平常人找到了一個出路、樹立了一個行之有效的典範。
論天賦資質，曾國藩最多隻是中人之屬，智商情商都遠遜於同僚（左宗棠、張之洞和李鴻章都是上上之選）；論出身背景，曾國藩家庭也只是平平，學業也非名門高第之流。
但就是這樣一個略顯中庸的讀書人，以讀書科考進入仕途，三十九歲做到二品侍郎，四十二歲就成了湘軍統帥，掃平天下，擔任總督長達十餘年，封一等毅勇侯，諡號“文正”，和孔子、范仲淹、王陽明等聖賢並列，被稱之為“古今一完人”。
怎麼做到的？
曾國藩的整個前半生可謂是步步荊棘，處處逆境，遭受的挫敗、恥辱之多，受到的打擊之大，同輩當中無人能及。
餘初為京師權貴所唾罵，繼為長沙所唾罵，再為江西所唾罵，以至嶽州之敗、靖港之敗、湖口之敗，蓋打脫牙齒多矣，無一不和血吞之。
五十五歲的時候，曾國藩在給弟弟的信裡回顧了自己為眾人所唾罵的經歷。
其後，在家書裡曾國藩再次敘述了自己被羞辱、譏諷、鄙夷和嘲笑的平生“四大塹”：
餘生平吃數大塹，而癸丑六月不與焉。第一次壬辰年發佾生，學臺懸牌，責其文理之淺；第二庚戌年上日講疏內，畫一圖甚陋，九卿中無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嶽州靖港敗後，棲於高峰寺，為通省官紳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敗後，赧顏走入江西，又參撫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紳人人目笑存之。
曾國藩因為資質鈍拙，曾5次考秀才而不中，在第六次時又被學臺懸牌，責其“文理太淺”，獲“佾生”資格（下次考試可免縣試、府試，只參加院試即可，故稱“半個秀才”），終於在第七次時考中了秀才。
其後，曾國藩中舉人，中進士，入翰林，做官十年七遷，可以說是順利，但曾國藩的心境卻是鬱鬱寡歡，時有憤懣牢騷和頹廢之語。
咸豐即位後，他上了一道《應詔陳言疏》，痛斥官場“以畏葸為懼，以柔靡為恭”的習氣，並提出“日講”的建議，在講稿中曾國藩畫了一張解釋講堂布局的圖表，但因“畫圖太陋”，被同僚“冷笑而薄之”，在朝中惹得譏笑一片——合著大清朝就你一個忠心能幹的官，其他人就都是廢物點心，不值一提？
鋒芒太露者，往往自取其辱。
十四年京宦生涯，出汙泥而不染，曾國藩以剛直處處樹敵，幾乎成了被京師官員群體一起唾罵的負面典型，人人避之不及。
咸豐二年，曾國藩奉詔命興辦“團練”，結果因為一心奉公，侵佔了固有官僚機構的權力和利益，做事太急，立功太切，又在湖南官場上惹得人人生厭。
結果在長沙堂堂二品大員差點被兵油子捅刀子、被公開修理了一番，又是人人嘲笑，曾國藩只能是打脫牙齒和血吞之。
費盡千辛萬難，曾國藩練就的湘軍終於成軍萬餘人，與敵作戰以少勝多，十戰十捷，一時天下矚目，可曾國藩的日子依然是既辛苦又憋屈。
打仗打得救是後勤，曾國藩沒有獨自招兵、選將、購置武器糧草的權力，甚至提拔下屬都力不能及。
「餉項已空，無從設法，艱難之狀，不知所終。人心之壞，又處處使人寒心。吾惟盡一分心作一日事，至於成敗，則不能復計較矣。又說：餘近來因肝氣太燥，動與人多所不合，所以辦事多不能成。」
因為“就地籌餉”侵犯了當地官員的利益，曾國藩在長沙被唾罵後，在江西也遭到唾罵，當地官員針鋒相對、處處掣肘，曾國藩被逼得左右為難，寸步難行。
其時，太平軍內訌，形勢一片大好，咸豐就以曾國藩父親去世、守制三年的理由，解除了他的兵權。數年苦戰為他人嫁衣，功名心受挫，讓曾國藩“心殊憂鬱”，幾坐立不安，痛苦難耐之下，臥病在床。
這樣的日子，一過就是兩年。
“百端拂逆之時，只有逆來順受之法”，“所謂好漢打脫牙和血吞，真處逆境之良法也。”
兩年的天人交戰，兩年的門庭冷落，兩年的寂寞難耐，成就了曾國藩的“大悔大悟”。他後來說，“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人家不是。自從丁已、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年，與四十歲前迥不相同。”
經過痛苦蛻變後的曾國藩，心智模式變得深沉厚重，行為與以前截然不同，其格局和境界已經達到了更高一層的維度，所以為人處世，可以遊刃有餘。
人和事本就是分不開的，人的問題處理不好，又如何能夠做得好事？所謂和其光同其塵，如此可陰可陽，大柔非柔、至剛無剛，剛柔相濟，自然無往而不利。
以前的曾國藩自以為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居高臨下，“唯我正確”，人濁我清，處處彰顯自己高明正大，而別人都是私心卑微，凡是反對他的，自然都是小人之輩。鋒芒太露，處處否定別人的價值，傷人自尊，不處處樹敵、被人下絆子才怪。
「天下事無所為而成者極少，有所為有所利而成者居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半。」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世俗的力量太過於強大，與其勢不兩立、撞到頭破血流，勞而無功，不如在接受世俗文法的基礎上，去做一點事情。
權錢利名，世俗之所欲也。曾國藩曾問幕僚趙烈文：“眾皆出我下，奈何盡歸胡公？”趙烈文答：“人皆有私，不能官，不得財，不走何待？”
是以“集眾人之私者，可成一人之公！”，做事最重要的是因勢利導，順勢而為——順天下的大勢，順人性的大勢，如此才有資格取得事功。
成為世俗的一部分，才可能使用世俗的力量。
咸豐八年，局勢糜亂，皇帝不得不重新啟用曾國藩，那些對其如芒在背、咬牙切齒和視若仇寇的官僚們驚喜地發現，原來剛正不阿的曾剃頭變得和他們“一樣”了，循規蹈矩，不再表現自己的道德優越感，為人行事一切按照官場的套路來，圓通靈活，表面功夫滴水不漏，曾國藩終於成了他們的“同類”。
但這樣的曾國藩，是沒有破綻的。於是，他可以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去做事，且最終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
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敗。
現在我們學曾國藩，是因為人性是一致的，社會環境再怎麼變化，但我們想要做人做事，遇到的困難，和外界和自己要作的鬥爭，是必不可少的。
從某種意義上，我們面臨的挑戰反而更復雜更艱鉅。
比如九死一生的創業，那些過江之鯽的失敗案例都在說明，曾國藩曾有過的自以為是、曾經歷過的困境和挫折，現在依然存在，只不過換了個形式而已。
所以平常人如我輩，想要在短暫的一生中做出一點事業的話，學習曾國藩是非常有必要的。只是勤奮和謙虛，就值得我們一日三省，反思自己。
最後，“凡辦大事，以識為主，以才為輔；凡成大事，人謀居半，天意居半。”
還是要心存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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