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國的知識重建》，經東方出版社授權發佈
我們可以把高教理解為一個生產過程，最主要的產品就是人才。這方面，存在著兩個重要的問題，一是高等教育的產品在總體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定位；二是生產人才所需要的資源。
在任何國家，高等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養適合社會和經濟發展需要的人才，即教育產品。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需要合格的師資力量、合適的教材/課程、足夠的科研設備。中國目前在人才培養方面存在很多問題。高校畢業生的就業能力不夠，甚至是大量的失業，同時高教系統又無能培養中國產業升級所需要的技術工人。就是說，一方面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是企業找不到有用的人才。企業找不到有用的人才已經嚴重阻礙著中國在全球生產體系中追求附加值的能力。我去珠江三角洲作調查，發現那裡的大部分企業三十年前開始使用農民工，三十年之後還在使用農民工。亞洲“四小龍”尤其是韓國和新加坡一般是十年左右產業升級一次。中國產業得不到升級，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教育。中國的教育是世界上最產業化的，但又是和產業最沒有關聯的。就是說，高教和產業發展是嚴重脫節的。
這裡，關鍵在於高教改革的定位錯誤。中國的工業化仍然處於早期，中國應當參考的是發達國家早期（尤其是德國和日本）和後來“四小龍”在經濟起飛期間的高教模式。但有關部分參考的則是發達國家現代的模式。新加坡到現在為止重點還是在技能工人的培養，大學數量還是很少，大多數都是技術學校。
在很大程度上說，中國的高等教育不僅沒能培養有用的人才，反而演變成為一個浪費人才的過程。我也觀察到，大學生和農民工的工資拉平的現象。這肯定是個不好的現象。倒不是說農民工就不如大學生，而是說中國大學教育的失敗。花了四年的時間、投入了那麼多的資源，培養出來的人和農民工搶工作，這是說不過去的。怪不得最近這些年有高中生開始罷考（不參加高考），我想這是對的。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形？這和1990年代中期以來高等教育的結構調整密切相關。高校合併風過程中，各地求大、求全，認為學校規模越大，教育質量越好。我到現在為止還不理解“學校規模越大越好”的思想從哪裡來的。有人說是一些領導人從國外考察得來的經驗。可是我們在國外找不到這樣的例子呀！國外的大學有大，有小，但沒有人說，越大越好。大學不是規模經濟。很多優秀大學都很小。我讀博士的普林斯頓大學就小得可憐，一個賺錢的學科都沒有，沒有醫科、商學、法學等等。但普林斯頓是美國最有錢的大學之一。我想，中國的大學合併風是向企業改革學的，但只學了企業改革的一半。朱鎔基任總理的時候，中國的國有企業進行了大規模急進的改革，就是“抓大放小”，這個改革很有成效。高教改革者也把大學視為國有企業了，來了個“抓大”，把一些高校硬地合併在一起，做大了。這對當時各地都是一個政績。但是，沒有“放小”的過程，如果高校當時也有個“放小”的過程，今天的局面就可能不是這樣了。
高校“抓大”的結果就是：快速的合併與擴張導致了教師質量跟不上，學科建設跟不上，科研設備跟不上。就是說，培養人才的硬件根本跟不上。有人所以說，七、八條破船是拼不成一個航空母艦的。這是有些道理的。“抓大”之後，很多高校簡直就成了搞政治的場所，領導班子得不到整合，不團結。我想，很多學校到現在還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在高校“抓大”的同時還有一個潮流，就是追求高校行政級別的升級風，即前面說過的學院升級成為大學。這造就了千篇一律的“綜合性”大學，併成為主流的辦學模式，有特色有專長的技術教育受到忽視，趨向衰落。在毛澤東時代，為了滿足國家主導的工業化的目標，中國實際上建立了一套以培養學生技能、技術為主教育系統，很多專門學院都是在那個時代建立的。但是現在這個系統已經不存在了。如果從國家的工業化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來看，中國真正需要的就是專門技術學校。改革開放之後，我們學西方，但只看到大學，忽視了專門學校。
中國現在的情形是，高端技術有一些，低端技術過大，而中間技術缺失。這是這個教育制度安排的產物。中國的一些高端技術甚至可以和發達國家競爭，在一些方面超過發達國家也並不為奇怪。只要國家動員足夠的資源，高端技術可以得到發展。前蘇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低端技術過低。我到全國各地去，會翻翻當地的報紙，非常留意有關技術學校培訓的消息。所謂的技術培訓就是10天到兩週時間就夠了。這不叫技術。如果我們觀察一下每一個國家的技術分佈（也因此是知識的分佈），高端的是少數，最大量的就是中間技術。這部分是製造業和民生經濟。世界上最大量的技術創新和改進也發生在這一領域。而現在中國缺乏的就是這一塊。
中國從求專求精的蘇聯辦學模式走向另外一個求大求全的極端。目前存在的很多問題都和中國片面求大、求全、求行政級別的辦學模式有關，因此需要深入研究高等教育的結構佈局，從這個角度找出高等教育資源配置不合理的真正原因，使教育真正以教師為本，以學生為本，為人的發展服務。
還有一個問題是培養人才所需要的資源。我想，在中國現在這個階段，資源主要不是錢的問題，而是軟件問題，也就是前面所說的管理體制的問題。可以舉一箇中國自己的例子，即西南聯大。西南聯大的時候，中國窮得叮噹響，戰亂，沒有社會秩序，還有蔣介石政府的專制統治，可以說，當時沒有任何條件來培養人才。但事實上，西南聯大時期是中國近代以來培養人才最多的時候。西南聯大師生中後來出了8位兩彈一星元勳，約170位中國科學院或工程院院士。其中著名校友中更包括後來獲得諾貝爾獎的楊振寧和李政道等世界級重量學者，涵蓋了科學、工程和人文社會科學等各個學科。
我自己覺得西南聯大在那麼艱難的條件下的成功主要是軟件，即學校的自治。自治就是懂教育的教育家辦學。蔣介石政權很專制，殺了聞一多先生。但學校是自治的，只要高校不去觸動政權和政治，政治也不會找上門來。
而當代中國高校是缺乏自治的。當政治無處不在的時候，學術思維就沒有了任何空間；當思維沒有了空間，人才從何談起呢？
除了政治上的因素，現在還有商業因素，就是前面所說的學校內部的商人特色。我們的教員現在培養出來了什麼樣的學生？不能說，教員的水平不行，主要是體制不行。這個體制迫使他們把重點放在賺錢上，而非教導學生。當一位導師（無論是碩士還是博士）被容許帶幾十位學生的時候，沒有人會相信他們能夠培養出人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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