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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梅園書房
主講：何雨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
評議：伏龍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
7月21日下午，梅園經典共讀小組的第三場活動在梅園書房舉行，由來自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的何雨博士為大家帶來城市的學術分享。
主持人許金晶老師首先簡單簡要地介紹了近幾期沙龍的時間安排及相關內容情況：第一場沙龍討論的是猶太裔社會學家鮑曼的名著《現代性與大屠殺》；第二場討論的美國的左翼社會學家喬姆斯基的《製造共識》；回到今天的這場沙龍，我們即將討論的是美國社會學家帕克主編的論文集《城市》，如果在座的各位學過或者瞭解過社會學這一學科的話，必然知曉帕克是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開創者和創始人，同時也是現代意義上城市社會學的奠基人。對此，無論你是學生還是高校領域的研究老師，通過討論這樣一本經典書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豐富自身對城市社會學的瞭解；對於業餘的書友而言，通過閱讀與討論這樣一本書，也能對我們所在的城市生態、城市歷史和城市文化也能有更深層次的體會抑或是形成基本的分析框架。這本書由來自省社科院的何雨老師主講，接下來許老師向大家簡單介紹一下何雨老師的具體情況：畢業於南京大學社會學院的何雨博士，師從於南京大學張鴻雁老師，其博士論文寫作是一項關於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研究，同時其書《社會學芝加哥學派—一個知識共同體的學科貢獻》也正好在去年的時候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並獲得當年的“中國社會學學會年度好書推薦”十大好書的榮譽稱號。因此，今天請何老師向大家分享《城市》一書是非常地恰如其分的。
接下來何雨博士再對城市一書的分享中首先談到：經典共讀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然後系統介紹了《城市》一書之於芝加哥學派的意義。對於帕克而言，生平只寫了兩本書《城市》和《社會學科學導論》，對於其中一本作為論文集的《城市》而言，雖然比較於正統的學術著作而言缺乏必要清晰的邏輯體系，在無形中便會加大讀者在理解和閱讀過程中的困難，但不可否認，城市一書集中性地反映了城市研究中具體的概念、理論和方法論指導，對整個芝加哥社會學派地形成奠定了堅實地學術基礎。其實早在1915年，《城市》一書的主要內容就已經開始陸續公開發表了，之所以選擇在1925年的時候把相關文章彙編成書，直接動因是該年帕克被選舉為美國社會學協會會長。作為會長，他有權決定12月份召開的學會年度會議主題；正是以此為契機，帕克認識到這是向美國社會學界同仁大力宣傳城市研究的好機會。在這一觀念的指導下，他從存稿中將10年前完成的城市研究中極具指導性意義的論文彙編成書，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以此作為1925年度社會學年會主題文章提交學會討論；正是《城市》一書的正式出版，以此為序幕，芝加哥學派吹響了大規模城市研究的號角，在1925年到1935年之間，由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們完成、並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的“社會學系列叢書”即是其具體成就；從某種意義上來講，1915年帕克在《美國社會學雜誌》上發表的《城市》一文，其中如典型的伯吉斯的同心圓假說，為芝加哥大學的學生們從事經驗研究提供了具體的概念、理論和方法論指導，標誌著芝加哥學派城市研究有了獨立的行動指南和研究綱領；當然了，除了《城市》之外，帕克和伯吉斯最著名的著作是以“綠色聖經”著稱的《社會學科學導論》；一方面，這是黃金時代芝加哥學派的教科書，與此同時，它也是1920年代到1940年代世界上主要大學社會學系標準版本的教科書；此階段，幾乎所有的社會學叢書系列專著，無論與芝加哥城市相關與否，大都包含了一個甚至是多個導論中提及的理論觀點，以此向人們介紹相關研究的學科意義與社會價值。
然後，何雨博士系統地闡述了《城市》一書以及芝加哥社會學派對於中國社會學學科發展的意義所在。何雨博士認為，芝加哥學派與中國社會學界的淵源極為深厚，尤其是應吳文藻先生邀請，帕克於1932年秋在燕京大學講授社會學課程，帶領包括費孝通在內學生實地考察中國社會，這些學生在後續的中國社會學學科建設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而巔峰時期的芝加哥大學也曾為中國培養出一位著名的社會學家，即吳景超先生，其博士論文為《唐人街：共生與同化》，也是研究城市邊緣群體的指導性著作。此外，民國時期求學於美國的社會學大家大都通過不同方式接受過芝加哥學派的間接影響：其中，孫本文除了受到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吉丁斯（季廷史）的影響之外，還受到法里斯（發利斯）、帕克（派克）、托馬斯的影響；言心哲（1898-1975）在芝加哥大學畢業生鮑格達斯（鮑格度斯）門下接受社會學訓練（閻明，2004:27-33），就連畢業於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吳澤霖（1898-1990），他的博士論文《美國人對黑人、猶太人和東方人的態度》也具有典型的芝加哥學派風格，由此可見，芝加哥學派對中國第一代社會學家都產生了或多或少地影響。即使費老在逝世前也還極力提倡“補課札記——重溫派克社會學”，而其中補課的首選教材即是芝加哥學派的兩本奠基性著作：《社會學科學導論》和《城市》，足以見得這兩本書以及承載書本本身的芝加哥社會學派的重要性所在。
《城市》一書作為外文文獻，引入中國的過程中有不同的譯本。對此，何雨博士系統介紹了主要版本的流變、譯者和叢書情況以及對主要版本間的差異進行了簡單地分析（城市標題差異、書面差異、目錄差異、譯本旨趣差異）。
何雨博士在講述了《城市》譯本間的差異之後，更詳細介紹了芝加哥學派的大致承繼。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是美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學系，在相當大程度上上是校長哈珀個人興趣的產物，而非精心設計的結果。其實早在1892年，哈珀邀請38歲的斯莫爾出任“社會科學系”主任伊始，斯莫爾本人便已認識到“餘生他所從事的學術工作將是組織一個據他所知上不存在的社會學系”，由此可見，芝加哥社會學學派的成長過程本身是一個不斷探索成長的過程。在社會學系發展史上，作為社會學系主任的斯莫爾，其最大的貢獻，可以說是組織能力而非學術能力。和同時期哥倫比亞大學的嫉賢妒能、獨斷專行的吉丁斯不同，斯莫爾對同事的個人研究興趣極為寬容，以此奠定了芝加哥學派多樣性學術性格的基礎。從芝加哥社會學派發展的人物線索來看，何雨博士主要介紹了極具代表性的幾個領軍人物：
1.在1895年，托馬斯加盟芝加哥社會學派，1918年被迫離開芝加哥大學，他不遺餘力地強調方法，但他本身屬於進步主義色彩的性格。
2.在1913年，帕克加盟帕克芝加哥社會學派，逐漸成為芝加哥學派的“研究引擎”。對於帕克而言，正如費孝通所言：“派克一共活了80年，他花了超過一半的生命才長成一個後來領我們走入這個學科領域的引路人。”作為富商之子的他，1864年2月14日出生於賓夕法尼亞州，在密西根大學認識了約翰•杜威，奠定了未來社會學研究的實用主義哲學基調，對盛行於中西部的社會改革思想充滿熱忱。認識到新聞、宣稱媒介和輿論的極端重要性，並直接導致他選擇了長達10年之久的記者生涯，在這個過程當中，帕克認識到：“在實施社會改革之前，必須充分認識當前社會，熟悉試圖要解決的問題（認知的客觀性、科學化），以獲得一個基本的觀察角度，準確而全面地用科學語言來描述新聞影響之下的社會行為。”此後，於1898年哈佛大學學習哲學，1914年夏季到芝加哥大學講授“美國黑人”課程，由此，帕克完成了從社會活動家向偉大學者的人生轉型。
可悲的是，在長達十年的任職過程中，縱使帕克學術成就斐然，芝加哥大學一直沒有正式聘請帕克為學校正式教師，給他的頭銜是“教授講師”（相當於現今沒有編制的教師）。直到1923年，在斯莫爾的力薦之下，芝加哥大學任命時年59歲帕克為正教授。在任教過程中，帕克“明確地告誡他的學生，世界上的改革者比比皆是，而他們的角色應該是冷靜、超脫的科學家，研究種族關係要像動物學家解剖馬鈴薯一樣客觀和超脫”，在這種研究思想指導下的各類社會調查與早期的試圖通過調查運動發現事實以重塑道德、從而為某種政治的或者道德的或者宗教的目的服務表現出根本性差異。正如埃弗雷特•休斯評價到：“帕克是一個持續不斷進行思考並反省自己想法的人。實際上，他從不未經思考地就接受一個想法。但是，他對新聞非常感興趣，每天都要看新聞。這兩種品質結合在一起——反省性的哲學特質和對新聞以及即將發生的事情的警覺性，這兩種品質的結合就使得他成為一個極具創造性的人。”
出版於學術生涯初期的《城市》涵括了他後來學術研究中大量的中心議題，但是在此之後，帕克幾乎從未對之作出進一步闡釋。相反，書中提出的城市生態學、族群劃分、種族關係、社會世界、大眾行為、犯罪、越軌、社會組織以及人種志等方面的思想和主題倒成為他為數眾多、極具天賦的研究生開展學術研究的最佳素材，而帕克則致力於綜合這些材料以為學生們的研究提供理論解釋框架。可見，帕克身上表現出來的是一種支配性人格和原創性的、極富洞察力的心智能力，以及敏銳地把概要式社會學視野與更為寬廣的理論架構勾連起來的才華。
3.甘為綠葉的伯吉斯：伯吉斯出生於加拿大，後來和父母搬遷至美國，1913年在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獲得了博士學位，題目為“社會進化中社會化的功能”，1916年伯吉斯重返芝加哥大學執教。伯吉斯本人作為芝加哥學派中第一個接受了正式社會學訓練的教師，也是一個智商極高的人；他一生的絕大部分時間都是作為一個“追隨者”的角色，先是跟隨斯莫爾，後是跟隨帕克。他最為重要的理論貢獻之一是在城市生態學，特別是對城市地理學上的強烈興趣。他本人在方法論上一直偏愛人口統計學法和繪製地圖法，藉助於此，伯吉斯開創了人口與土地使用模型的新型範式，塑造了城市人口統計學研究中的標準概念——“伯吉斯帶”（Burgess Zones）。
在學術生涯的後期，違法越軌、有組織犯罪的社會起源及其影響成為伯吉斯關注的中心研究議題。在他的研究旨趣影響下，許多極有天賦的研究生以芝加哥為舞臺系統地解剖城市社會病理現象。如果說帕克體現的是柏拉圖式的理想主義的社會學洞見，那麼伯吉斯表現的就是亞里斯多德式的現實主義的社會學智慧，前者彰顯的是強烈的人文色彩，而後者顯現的是嚴謹的科學情懷。正是同時擁有了這兩位互補性極強的社會學領袖，社會學芝加哥學派才具備了站在世界社會學最巔峰的基礎。
4.羅德里克•麥肯齊：人類生態學的主要推動者之一
城市生態學關注的重心是區位，可以從兩個層面上理解：其一，包括社區內部個人與機構的位置；其二，也指涉某個社區與其他社區的位置關係。區位本身暗含著一種相對性關係，即只有在與其他個人或者機構的比較中才能體現其價值或者重要性。對於城市社區而言，必然經歷一個“侵入—繼替”的過程，這個過程本身是通過土地變更的兩種形式實現的：其一，土地利用形式的變化；其二，土地佔有者的更迭。之所以侵入，導源於（1）交通形式和交通線路變化；（2）環境惡化使用目的與方式變化導致土地被廢棄；（3）新建公用設施，或者私人建築、樓房、橋樑、機構等對社區人口產生引力或者推力；（4）新型工業引進或者現有工業組織形式的改組；（5）收入重新分配導致居住空間的再分配；（6）某類固定資產退出造成對某一特殊地點激烈爭奪等一系列地原因。而伴隨著侵入過程的是社區內的再適應過程，適應不良抑或是無法適應都會衍生出一系列地社會問題。不過麥肯齊更多地是關注城市社會空間演變本身，而非演變過程中衍生地社會問題，而集聚和擴散便是麥肯齊探討城市社區空間演變過程的主要概念工具：所謂的集聚指的是在一定時期內人口向某些地區的聚集；擴散是相反的社區過程，即人口向更為廣大的地區分散。麥肯齊認為：“當集聚的力量超過擴散的力量時，社區過程表現為集中化趨勢，否則，就會表現出相反的去中心化趨勢。”在這種集聚——擴散的社區更替過程中，麥肯齊尤其強調交通運輸形態的變更所產生的關鍵性作用，通過他關於“從航運到鐵路對美國空間開發、人口集聚的影響”的相關分析中足以見得。
回到書本本身，何雨博士探討了《城市》之理論貢獻：首先，《城市》一書的正式出版奠基於特定的時代氣質和背景，從1980—1920年，美國盛行一種“進步主義”的思潮，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各種政治運動表達了對包括腐敗的政治、大財團壟斷下不自由的市場、貧富差距的不斷加大等問題的不滿，難怪同時代的威爾遜總統為了獲取政治支持，揚言要“反抗那些凌駕於我們頭上的權勢，這些權勢限制我們的發展，決定我們的命運，讓我們穿上囚衣，使他們能夠隨心所欲......這是第二次奴隸解放鬥爭”。不過，這種行為本身不過只是利用“進步主義”思潮，獲取一種政治支持，難免會使廣大進步主義者淪為權勢間開展政治運動的工具，並不能真正解決由城市發展所衍生地一系列社會問題。對此，哈珀期望社會學要能對社會問題的解決有所貢獻，試圖通過“清晰地理解社會現實，為改善人們的生活提供準確的方向”堅信“客觀有效的社會學分析在本質上可以為社會集體性問題的解決作出貢獻”，社會學必然對社會進步助益良多。
除了受到“進步主義”思潮的影響之外，社會學芝加哥學派也深受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講，實用主義哲學是芝加哥大學第一個“學派”，它奠定了社會科學的研究基調，也為科學調查研究設置了一個總體性定位。實用主義思想的中心概念是活動性（activity），它與另外三個要素（主體、目標或目的、情感或情緒）之間交互聯繫，通常與組織進化中的功能思想有關，它是由一個有意識的主體（agent）執行，該主體有獨立的情感與情緒，並且存在目的或者目標指向。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靈魂人物”托馬斯曾把杜威比喻為現代美國的“內科醫生”。人們可以在他本身看到杜威的強烈影響，特別是他的社會過程概念具有鮮明的杜威烙印。托馬斯提出的從社會組織化（social organization）、解組（disorganization）到重組（reorganization）的社會過程與杜威之前提出的挫折歷程概念遙相呼應：先是“動機遇挫”（frustration of impulse），接著是進入“擬想行動”（play of imagination），最後是“行動重組”（reorganization of conduct）。不同的是，解組是托馬斯社會過程概念的邏輯起點，而挫折則是杜威挫折歷程概念的邏輯起點。除了托馬斯之外，在帕克身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實用主義哲學地影響，在此也就不一一贅述了。在一般意義上，實用主義哲學的影響在於：其一，助推了人們發展出一套社會調查的方法路徑，而這和上一代學者們致力於建構高度抽象化的學術體系顯著不同。其二，鼓勵人們通過親自調查對社會進行直接的經驗研究。較之於老牌大學中更加書卷氣的學者，實用主義哲學培育了人們對經驗研究的興趣。較之於老牌大學種更加書卷氣地學者，實用主義哲學培育了人們對經驗研究地興趣。例如，在經濟學界，杜威對制度經濟學家韋斯利•米切爾（Wesley Mitchell）影響極大，後者致力於在哥倫比亞大學推動經濟學測量工具的不斷改善（Lucy Sprague Mitchell，1953: 84-89）。由此可見，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言：“在杜威的領導下，芝加哥大學（哲學系）僅僅用了6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通常需要10年時間才能實現的從誕生到碩果累累的使命。成果是輝煌的——一個‘真正的學派’和一種‘真正的思想’。”
應當說，社會學芝加哥學派對社會問題的態度，並非社會主義式的革命，而是具體問題導向的改良，它並非是一種道德哲學或者可以用之於社會改革的調查工具，而是一種科學事業，正是把社會學研究工作視為一項科學事業，才使得芝加哥學派地社會學研究與在社會改革精神支配下開展地社會調查運動顯著區別開來。為了讓人們能夠以科學的方式來研究社會，帕克和伯吉斯撰寫了經典社會學教科書《社會學科學導論》。對他們來說，社會學研究要更加嚴格、更加科學地檢驗各種正在發展中的社會科學命題，基於此，他們大力鼓吹由托馬斯開創的面向社會現實問題的經驗研究，尤其注重收集第一手資料，《城市》則是專門指導人們用科學方法來從事城市研究的指南。由此芝加哥學派把孔德提出、斯賓塞等人鼓吹但尚未實現的社會學科學化變為現實，並開創社會學的經驗研究傳統，即由理論社會學向經驗社會學轉向。
在後續的講解過程中，何雨博士向我們系統地展示了《城市》一書地部分研究議題：包括流動性：隔離與同化；傳統社會與城市社會之區別；流動的危險：失範；流動帶來的機遇：“多少鮮花怒放而無人知曉，徒將芬芳遺落在慢慢荒郊”；移民聚集區與被隔離區；勞動分工、職業類型與道德秩序；利益與情感；貨幣的意義；偏見→社會距離；初級群體與次級群體；對社會控制的影響；美國化→同化等，當然了，也論述了社會問題的空間化特徵，較為集中性地表現在：人口空間的動態表徵；集聚與擴散；侵入與接替；同心圓：城市擴張機制；中心化與去中心化；學派研究的重點區域：墮落區；貧民區；紅燈區；種族移民區；流浪漢區等研究場域當中。
在上述研究議題可以看出，社會學芝加哥學派在對自然空間與社會空間地交互闡釋中建構了學派自身的理論，就其聚焦於城市研究而言，城市本身便是一個空間概念，是一種具有自然性與社會性雙重特徵地城市空間。此外，何雨博士還闡釋了與城市空間息息相關地社區概念地空間蘊含（作為特定人群聚合體）；自然區概念的空間蘊含（具有特定社會性特徵的城市空間，其研究過程是“自然”的）；鄰里概念的空間蘊含等內容。
《城市》一書的貢獻不僅僅只是體現在上述地研究議題上，更為長遠性地貢獻在於其方法論指向上。《城市》一書為後續地研究者提供了理解城市的基本邏輯：生物學→社區（屬性）→城市（屬性）；更為學科發展圈定了一個具體化的研究領地，增強了社會學作為獨立學科的自主性地位。在那個時代背景下，一方面社會學學科缺乏明確的研究對象而被其他學科視之為“剩餘學科”，另一方面其他社會科學學科基本上都未能有效探討移民及其滋生的社會問題，而社會學芝加哥學派正是在機遇與挑戰並存地時代背景下，通過學派知識共同體的集體努力，成功地在那個充滿敵意的學術環境中為現代社會學學科贏得了令人尊重的學科地位與學術聲望。
來自南京大學社會學院的伏龍博士為本次分享做了點評。首先，在前一天晚上拿到何雨老師的ppt的時候，就感到他做了一個非常學術化、規範化的讀書報告，這讓我再次感受到被師門讀書會的恐懼所支配的日子。何雨老師在一個半小時內向我們系統地呈現了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發源、壯大以及具體的運行機制、研究議題，不禁讓我自己擔心起來，倘若自己的後續研究要做到學長這樣，不知道何時才能畢業。第一個就是我們要知道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為什麼會在這個時間段形成，帕克在進入芝加哥大學任教之前，他的學術陣地主要集中在歐洲地區，或許受到芝加哥大學特殊的學術氛圍以及作為“大熔爐”的芝加哥城市獨特的城市環境的雙重作用的產物。再者就是作為一個學術共同體的社會學芝加哥學派，我們不僅應當瞭解它的具體運作機制、為何能夠建立起來，同時也反思中國為什麼不能形成這樣一個產生廣泛影響的學術共同體，這就是我對何雨學長講解的內容上的評議。
其他是我個人的一些想法：
1.對何雨指出的翻譯問題的幾點想法：由於中文版閱讀的困難，就對照了英文原版文章，其實不是否定譯者的水平，而是意識到概念密集型的著作本身是非常難譯的，因為概念本身由於中英文詞語的內涵的差異，不同讀者對於一些觀點的認知差異，這些都使得最強調精確和邊界的概念很難被譯者準確地翻譯過來；其次，翻譯用詞的不一致性。mores、movement在哪怕是同一篇論文中的翻譯都採取了不同的中文，這難免給閱讀帶來了困難。
2.關於《美國社會學雜誌》的幾點看法：相比較於現在《美國社會學雜誌》上呈現的文章而言，感覺過去的文章要求並不是很高。這一方面說明，在那個特定時期的美國社會學尚處於起步階段。另一方面，我為什麼會覺得早期的文章質量欠佳，更多地還是社會學經過了100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較為規範完整的行文結構、方法，這不僅就讓我思考前段時間閱讀周憲老師的文章時提出的，規範化的研究方法和論文寫作究竟是更規範學術本身還是讓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人“戴著鐐銬來跳舞”，這都是我們在後續過程中應當探討的問題。
3.其次是怎麼讀《城市》一書的問題：對於一百年前的美國，當時限於特定的時空視域當中，倘若將書本身放到現在中國的語境下去理解，畢竟無法逃離時空兩個維度上的差異性，如同何何雨所言的“心—物”機制，這就在無形中加大了閱讀理解本身的難度。但不可否認，異質性地時空場域下也存在著共通的問題，諸如：邊緣群體問題、越軌行為問題、移民問題、貧困問題等等。
4.站在一百年後看《城市》裡的論斷：我們用一百年的時間來檢驗發現有三種可能性：預言到的、預言錯誤的和完全脫離預言軌跡發展的。第一種的預言我們有目共睹；對於第二種來講，伏龍博士通過列舉《Yes, Prime Minister》裡Jim Hacker對英國報紙的吐槽，暗示了特定媒體定位與受眾的關係，已經不再是《公民凱恩》裡早期報業巨頭的形象，當然，報業式微的當代傳媒帝國又是另一回事；對於第三者而言，主要是現代化網絡充斥了個體生活的方方面面，現代化視域下個體生活的運行邏輯早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科技在當下作為一個變量已經參與了社會結構的改造，我們要正視這一點，這種量級的變化在以往的歷史進程中是吸取不了經驗的，所以我們的視界應該放得更加寬廣，具體的研究旨趣應當緊跟時代的步伐，而不是一昧地在圈子裡選擇“佔山頭”式地開展研究。
對此，何雨老師認為對於文集的閱讀，應當特別重視對相關背景知識的瞭解，那樣才能更為透徹地理解書本的相關概念。當然了，何雨老師認為芝加哥學派推動了美國社會學的本土化，作為非系主任的帕克、伯吉斯，在一個資質平庸的系主任的領導下之所以取得如此重要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當時社會學系關係的融洽性。
評點環節結束後，有幾位書友與兩位老師展開了對話，主要包括以下問題何觀點：
1.伯吉斯等人的思想有沒有一定程度上受到歐洲社會學的影響呢？換言之，便是強調芝加哥學派與歐洲學術的傳承與自身獨特之處。
何雨老師首先肯定了書友關於跨國家的思想延續和變化的問題是很有意義的，其實不僅是帕克在德國有接受過長達一年的齊美爾的學術訓練，包括《城市》一書中的“邊際人”概念都是直接性地來自於齊美爾的影響。芝加哥學派關注的“社區概念”來自於德國滕尼斯的研究旨趣，還有犯罪學的研究是直接性來自於意大利，從相關理論的流變和學者本身的角度來講，芝加哥學派都無法逃離歐洲社會學的深遠影響。
2.對於脫離了具體的時空視域的《城市》一書，能否對當下的中國現實產生必要的指導性作用呢？
伏龍博士回答說：“其實對於我們做研究的人而言，相比較於美國社會學本土化的中國社會學本土化而言，並不是說只是提出這個概念本身，更多地是應該形成一種具有獨特的研究範式，倘若缺乏基於中國本土社會的研究，是不能實現中國社會學的本土化”。何老師補充到：“中國社會學本土化尤其要注重一個“土”字，只有土才能接地氣，土不可怕，總會慢慢發展起來的，只有具有“中國味”、基於中國現實加以歸納提煉的概念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社會學本土化”。
3.城市一書的研究旨趣在於城市及由城市發展所衍生的社會問題，其中越軌群體是學派研究的重要範疇，對於如何看待越軌群體或是研究越軌群體有什麼想法沒？
何老師認為做研究，首先要有問題意識，問題本身必須要是真問題，只有針對真問題，採用真方法去加以研究，最終才能得出一些有價值的結論；作為學者必須緊跟時代的步伐，要聚焦問題本身，合理運用歸納法而非演繹法去開展相關研究。
4.《城市》一書對具體行業研究的指導性意義，比如茶業？
何雨老師認為芝加哥社會學在城市背景之下把諸多社會現象關聯起來，對於具體的茶業而言，它與具體的消費、經濟、生產等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都是可以加以研究的。至於《城市》一書那些部分我們可以採用“拿來主義”式的方法直接用於現代城市治理研究的，其實還是比較多的，對於《城市》一書體現的不夠明顯，但芝加哥社會學派在犯罪學、越軌群體等方面的研究是完全可以借鑑吸收的，比如社會學中的“標籤理論”對社會矯治的指導性作用等等。然後，許金晶老師補充到：“對於茶業研究而言，應當根據不同的茶業品種將消費者加以細分，可以具體到特定人群的職業、年齡，能夠更為科學地瞭解到特定人群所認可的茶業所表徵的特定文化符號”，這種基於《城市》一書的研究路徑和方法完全可以移植到對茶業的相關研究當中。
5.如何能從社會達爾文主義進化到“進步主義”？
何雨老師認為，第一個，進步未必是好的，進步本身會帶來秩序上的重組、新舊規範的交替會出現真空狀態；第二個，對於前改革開放而言，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確表現得比較赤裸裸，基於叢林法則下頻發為富不仁、弱肉強食的社會現象，在充滿了道德色彩的同時整個議題本身而言實在太過寬泛，不適合在此討論。
最後，許金晶老師簡單總結了本次討論，併為之後的活動做了簡單的預告。
（整理者：肖立志；核定者：江海一蓑翁；本文稿經主講何雨老師和評議伏龍博士確認；現場照片為蓑翁和到場書友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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