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碎片的時代有了不碎的文章，卻沒人能擠出碎片的時間去閱讀，時代如此）
高樓與祠堂、老屋並置，看似一個城中村改造中的“嶺南水鄉”的理想未來。可是，在現行的“以土地換資金”的改造邏輯下，這樣的圖景或許只是想象。
最後的祠堂
“今年正月十五，我們在這座祠堂裡連擺兩天宴席，每天擺170桌，總共3000多衛氏宗親來這裡赴宴，大多數是廣州周邊的，最遠的從山西來，那裡是開創了瀝滘村近900年曆史的第一代寧遠公的祖籍。”看護祠堂的衛本立為我們打開了這座“衛氏大宗祠”的側門，平時這座宗族象徵的宏大建築是不輕易打開的，只有正月十五的這場“賢壽宴”、端午節的“龍船宴”，還有春節和清明的祭祖時除外。
“賢壽宴”終於在中斷多年後又將族人聚攏而來，這讓原衛氏大宗祠管委會負責人衛本立很欣慰。這是瀝滘村綿延數百年的一項傳統，因為當初大祠堂擁有6萬畝“太公田”，收穫所得每年都會分給族人，比如每個男丁分50斤穀子，1斤豬肉，同時邀請60歲以上的老人或者有功名的人來大祠堂赴宴，也以此教育族人尊老愛幼。“當時規定70歲以上的老人可帶一個小孩來，80歲以上的可以帶兩個，90歲以上的可帶4個，或者把宴席送到家裡。100歲以上的，能捧多少白銀就捧多少回家。現在沒這麼多規矩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重要的是族人有機會聚在一起。”正堂中央的12座紫檀木屏風也與此有關，幾百年過去，屏風歐體字的金水依稀還在。衛本立說，這是乾隆御賜的祝壽屏風，由清初三朝重臣、一代名相張廷玉撰文，刑部尚書、大書法家汪由敦書寫。衛氏第十九世祖衛廷璞是雍正年間進士，官至太僕少卿，乾隆從他口中得知瀝滘村當時有103名60歲以上的老人，以此祝賀老壽翁壽辰。
殘存的水鄉元素——祠堂、老屋、河涌、榕樹、碼頭，都已經是瀝滘村裡的非典型景觀
這座明代大祠堂保留了完整的儀門、門樓、前廊、主殿、廂廊結構，佔地1900多平方米，如此面積也彰顯了當年衛氏家族的地位。“廣州有俗語稱‘未有河南，先有瀝滘’，清代時這裡流傳著‘五百年祖德，十三代書香’的美名，當時比民國時才出名的黃埔村更興盛。”82歲的衛浩然是衛氏第二十三世孫，村裡輩分最高的老人。他對本刊記者強調：“單個姓氏在一個村子裡曾集中興建了31座祠堂，足以說明家族實力，現在還剩下12座。”更能彰顯地位的是主堂匾額“百世周宗”下的“燕子斗拱”，一層疊著另一層的架構，形如飛翔的燕子。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里，這種“燕子斗拱”是規格相當高的一種建築形式，只有皇親國戚或皇帝欽點才能採用，否則就是違反禮制。衛氏大宗祠為什麼可以用？衛浩然說，據祖輩口耳相傳，它與衛氏十二世祖衛西樵有關，據說他是明代嘉靖皇帝的外孫婿，也算得上是皇親國戚。衛浩然小時候見過西樵祖的祠堂，前面就是這種燕子斗拱牌坊，而且建在儀門的位置上，可惜那祠堂在“文革”時被毀了。
衛氏大宗祠的歷史滄桑已被撫平。衛浩然說，在它1993年被確定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時，已經破敗不堪，面臨倒塌。不過，被確立為文物也給了他們信心：這座祠堂應該不會拆了！於是1996年起，香港衛氏宗親會捐資20多萬元修復，可惜這筆錢只夠修復燕子斗拱和祠堂二門，祠堂中座和後座內部依然破舊。衛浩然開始牽頭籌錢，他了解到舊時廣州市糧食局曾用此地做過糧倉，和年邁的叔伯找到糧食局籌到5萬元，又找到新滘鎮籌到3萬元，瀝滘村4萬元。資金仍然遠遠不夠，他聯合衛氏大宗祠管理委員會、衛氏宗親會，動員村內村外衛氏後人籌款，歷時5年籌得200萬元。2004年初，衛氏大宗祠開始了大規模的祠堂修復工程，中斷多年的“賢壽宴”也隨之恢復。
衛氏大宗祠的幸運只是個特例。仰望它起伏的鍋耳牆、龍船脊，東西兩翼精美的青龍、白虎像，一面讓人感嘆祠堂背後的宗族榮光，一面感嘆它被城中村內雜亂的“握手樓”包圍的格格不入。祠堂門口高掛一副對聯“愛江海汪洋陷入番禺開瀝滘，羨峰巒秀麗再過東莞闢茶山”，顯示了這裡曾經緊鄰珠江口的山水風光。衛浩然說，大祠堂前本來是一條河涌，因為古人認為“水”為財，祠堂是全村風水最好的地方。可是後來村裡幾乎所有的河涌都被填了，修路建房。
“我想保住衛氏這條根，但好多人都不怎麼理。”衛浩然說，他曾逐間走訪村裡的祠堂，徵詢村民意見，一起為保護祠堂出份力。然而村裡的衛氏族人只剩不到1/5，大多數人覺得祠堂拆不拆都與自己無關，有的說祠堂反正閒置，不如拆了換些地，給村民分紅。他帶記者去看剩下的12座祠堂，大多破敗或被佔用。比如隱居於陋巷內御史衛公祠，用木板隔出了十幾個房間，還有簡陋的廚房、廁所。這裡住著給村裡幹活的兩撥人，一側是清潔工，一側是建築工。志宇衛公祠則變成了週末的書畫培訓中心，平時則是乒乓球、籃球活動場地。原廣州博物館文物專家崔志民對本刊記者說，這兩座祠堂已經是區級文物，相比較而言還算是狀況好的，剩下的祠堂要麼瀕臨倒塌，要麼被改成堆滿貨物的倉庫，甚至只剩下框架和一塊舊牌匾了。崔志民20多年前就來瀝滘村做過文物普查，他說像這樣單個姓氏的明、清、民國三代祠堂建築群聚集在一個村子裡，在整個嶺南地區也是獨一無二的。衛氏大宗祠修復後，族裡成立了衛氏大宗祠管理委員會，想把其他祠堂也納入管理，但如今村莊命運的模糊不清，修復祠堂的願望都擱淺了。村民普遍的擔心是，“就算修好了，到時候還是被拆，還不如讓它塌掉”。
村民們似乎從2009年玉溪衛公祠的被拆事件看到了祠堂的悲劇性命運。玉溪衛公祠建於明末清初，當時已經登記成為文物，只是還沒有掛牌，位置正好在正在開發的地產項目“羅馬家園”地塊上。崔志民有些擔心，專門去告訴開發商這是文物，不能拆，文物部門也出具了文件，“但第二天一大早，祠堂就變成了一片瓦礫。開發商最後賠300萬元給瀝滘村了事。這300萬元他們叫做‘誠意金’，意思是表示有日後重建祠堂的誠意，可這些錢遠遠不夠，重修他們更是不再提起”。
威嚴的衛氏大宗祠，處在城中村雜亂的“握手樓”包圍圈內
更大的威脅來自日漸迫近的城中村改造。改造方案模型據說在石崖衛公祠內公示，但這座祠堂永遠大門緊鎖。據看到過的村民所說，未來改造完成的瀝滘村將形成一個濱江高層建築群，其中回遷房約有40棟左右，層數應都在30層以上，臨江還有高檔寫字樓、酒店等。至於這十幾座祠堂，則規劃以衛氏大宗祠為中心，在江邊集中復建一個祠堂群落。在崔志民看來，將祠堂集中在一處是破壞文物的做法。他建議：“瀝滘原有很多河涌，如果將原本湧邊的道路鑿開，恢復瀝滘村水鄉面貌，再種上樹，修復那些古色古香的宗祠，鑲嵌在高樓大廈中，豈不是景觀與效益共贏？”
祖屋之上的廉租屋經濟
現在的瀝滘村，已經很難讓人與800年“嶺南水鄉”聯繫起來了。乘坐地鐵3號線或者廣佛線，都可以很方便地到達這個廣州南北“中軸線”上的城中村。廣州新的商業金融中心珠江新城的建起，更讓這個只隔4站地鐵的區域低價水漲船高。瀝滘村邊的羅馬家園，房價已經漲到每平方米2萬多元，濱江的房子更是漲到了5萬元。在幾個茶葉城、布匹城等批發市場的包圍中，一座復古牌坊才將村莊標示出來。進入村中，頓時覺得分貝提高了幾倍，聲音來自橫跨村口的高速路，再加上若干市場、商鋪的轟炸。往裡走則是三四層的“握手樓”、“接吻樓”，密不透風。村民衛啟峰（化名）對本刊記者說，瀝滘村位置前些年並不是太中心，還不算太典型的廣州城中村，要是到天河區中心的石牌村去看，更高、更密，房子怎麼也要蓋到六七層。
之前想象的水鄉元素——祠堂、老屋、河涌、榕樹、碼頭，都已經是這座城中村裡的非典型景觀，只有當地人才能把面目全非的它們指認出來。衛啟峰說，現在我們腳下的路掀開都是河涌，原來有幾十條，清澈見底，小孩夏天拿個盆下河撈蝦，一撈就是一盆。現在只有村中間還剩一條狹窄的小河涌，通向連接珠江口的碼頭。碼頭的兩棵大榕樹下總是聚集著很多老人，這裡幾乎是村裡唯一超越了“租金最大化”邏輯的地方了。
“海、圍、田、樓”——衛啟峰如此總結瀝滘村的演變史。“圍海造田是早年的歷史了。到了上世紀80年代，種地真是要種到哭，我記得小時候拿一大捆甘蔗到糖廠去換，只能換到一袋糖，所以大家都爭著把地給村集體或大隊。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農地被迅速徵用。徵用補償現在來看很低，每畝一次性補償只有幾千塊錢，每戶人家都被徵用了七八畝。不種地了，靠什麼產出呢？種房子。平均每戶的宅基地面積在70多平方米，也就是一分多地，就在這上面創造了‘一分地奇蹟’，最大化地利用了土地價值，把樓蓋到6層到8層，使擁有的住宅建築面積增加到400到600平方米，而且建築從二層以上探出。所以在上世紀90年代，村裡把幾乎所有的河涌都填了，用來修路蓋房子，後來又在2003年‘非典’時期以蚊子滋生傳染為藉口又填了幾條。”
衛啟峰就屬於那種被稱作“二世祖”的食利階層。他每天不用上班，在家坐收房租就可以過得舒舒服服的。他說，現在瀝滘村村民家庭經濟來源主要有三大類：一是出租屋收益，二是集體經濟的股紅分配，三是少量的工作收入。在這三者中，房租收益又佔最大比例。衛啟峰的父親有六兄弟，因為3個伯父沒結婚，本來要分7份的房產現在只要分成4份。90年代初，他們家也把祖屋的一部分和前後花園都拆了，蓋起了幾棟四層高的貼磚樓房，他和父親分得1/4，1100多平方米。如今依託村周邊幾個大批發市場，居住、倉儲、加工業等出租需求旺盛，每月每平方米的租金能達到20多元，這樣他們每月就坐享2萬多元進賬，和父親對半分的話，他個人也有1萬多元租金收入，一年就是十幾萬元。另一部分收入來自瀝滘經濟聯合公司的分紅，衛啟峰很幸運，他所在的第十一分公司因為有好幾個賺錢的市場和倉庫，在全村19個分公司中是效益最好的，他每年能從中分到3萬多元。
82歲的衛浩然是村裡衛氏宗族輩分最高的老人，一直為十幾座祠堂的命運奔走
歸根結底，衛啟峰他們都信奉“土能生財，地能生金”。因為瀝滘村地處市中心的區位優勢，再加上宅基地不能被國家徵用，形成了這裡獨特的“廉租屋經濟”，在此之上的土地佔有量也讓村民有了明顯的分層。衛啟峰說，這基於幾次轉折時不同的個人選擇。第一次是80年代種地不賺錢了，村周邊開了一些企業，那時候很多人以去工廠為榮耀，也就主動放棄了農民身份轉為市民。隨之他們就真正進入了城市，只留一間祖屋在村裡，也沒有過度加高房屋。這其中尤以衛氏族人居多，因為他們大多受過良好教育，有機會也有意願出門去闖。像衛啟峰的五伯父和七叔，都搬去了城裡，他們的兒女長大後又紛紛移民海外。這樣的趨勢下，衛氏在瀝滘村所佔比例越來越低，很多周邊村莊的人藉機搬到了這個中心村，衛氏宗族在瀝滘村實際事務中的發言權也越來越低，宗族漸漸成為一種隱形的存在。另一次是廣州城中村實行股份制改革，村集體的行政職能轉交街道辦事處，經濟職能則由村各大隊合組成經濟聯社，後改為經濟聯合公司，村民成為股東，參與公司分紅。但不是每一個有房屋產權的人都能稱為股東，衛啟峰說，這要看他當時還是不是農業戶口，這就與第一次選擇相關聯了。因為瀝滘村大部分人都已經搬到城市或移民，所以3萬多有房屋的居民中，只產生了4000多股東，每人40多股。分紅多少也取決於各分公司對土地資源的佔有和利用，衛啟峰所在的分公司之所以效益好，也是因為當初的大隊看到了土地的潛力，堅持不賣地，貸款建了市場和倉庫。而那些當初賣地的大隊，現在年收入最低的只有幾百塊錢。
衛啟峰明白，建立在“租金最大化”邏輯之上的收入提升就是要靠多建房子。不過，他們家還保留著一間光緒年間建的老房子，不但房子分毫沒動，就連裡面的全套傢俱、器物甚至字畫等都原樣保留，簡直是一個天然的民居博物館。在瀝滘村甚至廣州市，這樣的老房子還找得到，但傢俱保留這麼完全的，可就屈指可數了。這房子是衛啟峰曾祖父結婚時建的，典型的嶺南三間兩廊結構。廳分三個，正廳、偏廳、院廳。衛啟峰聽父親說，爺爺衛瞬庭一度是國民黨時期的“偽鄉長”，訂立的規矩也嚴格，父母每天一大早要去二樓的神廳上香，子女給父母敬茶，來了客人，要根據他的來頭決定在哪個廳招待。祖屋裡還有酸枝木的龍床，坤甸木的桌椅，價值幾十萬元的瓷器，甚至還保留著全套農具。到了衛啟峰父親這輩，祖屋被七兄弟繼承下來，因為大伯父和三伯父一直沒結婚，就留在這裡守著祖業，村裡大拆祖屋那陣，他們“一根釘子都不讓動”。如今兩位伯父已經過世，但衛啟峰還有表哥在英國，宗族情結重，說什麼都不讓拆改。算起經濟賬來當然很不合適，祖屋佔地350平方米，加上後花園有500平方米，就算蓋三層，也有1000多平方米，這一來每月就少了2萬多元租金收入，今後城中村改造的補償更會因此減少很多。既然不願拆，衛啟峰如今就盼著能把老房子保留下來，當做民居博物館也行，也好讓表哥們回來能找到根。
以土地換資金，“站起來的城中村”？
瀝滘村民對改造未來的悲觀，還緣於自身參與度的不足。事實上，城中村改造已經在實際層面上啟動，但村經濟聯合公司只在去年底做過一次房屋普查，並未就改造本身徵求過村民意見，而據廣州市政府規定，城中村改造啟動應徵得80%以上村民同意。“我們就這麼被代表了。”衛啟峰說，聽說是由村經濟聯合公司各分公司派代表投票的，但是分公司並未徵求過股民意見，此外除了4000多股民，還有3萬左右在村中有房屋產權的居民，他們的權益誰來代表？已是村中少數族群的衛氏宗族和祠堂的利益更是無人維護，衛啟峰認為，聯合公司內部6個支委中只有一個副書記衛志雄是衛氏族人，不過他也僅僅起到一個象徵作用。
城中村改造的未來，是有先例可循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2007年珠江新城沿江中心地帶的獵德村改造，其後甚至形成了廣州城中村改造的“獵德模式”。如今，在廣州新地標“小蠻腰”的身後，沿江矗立著一排排25～42層的高樓，容積率高達5.2，其高度和密度甚至讓珠江新城相形見絀，甚至被人戲稱為“站起來的城中村”。如果不是這片高樓腳下幾座集中在一起的簇新祠堂，再難以找到一點昔日獵德水鄉的影子。
事實上，在珠江新城規劃之初，也曾有過“嶺南水鄉”的想象。原珠江新城總規劃師、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教授袁奇峰告訴本刊記者，1993年曾就珠江新城的規劃組織了一個國際競賽，中標的是來自美國波士頓的托馬斯規劃公司，托馬斯夫人採用了北美的城市規劃理念——“小方格街道”＋“中央公園”，還提出要在適度改造的前提下將獵德村的整體格局保留下來，為珠江新城保護一片嶺南水鄉，可以使久遠的水網、古宅、祠堂、龍舟等歷史文化要素的記憶融入現代。1993年版的控制性規劃、2003年版的規劃檢討都延續了托馬斯夫人的設想。“但是，中國現階段文化保護與經濟利益之間博弈的結果幾乎是沒有懸念的，何況獵德村處在這樣一個惹人的位置——濱江。又由於深處珠江新城這樣一個十幾年未完成開發的大工地之中，村莊住房的出租價值不足以使村民大規模拆除舊宅建設出租屋，獵德容積率相對較低，溢價較大，這也成了另一個惹人的理由。於是當2007年珠江新城地價上漲到巔峰前一秒，終於有開發商看到了獵德村改造巨大的經濟價值。政府號召市場主體改造‘城中村’多年沒有一點進展，現在終於有了第一個啟動項目，何不順水推舟？至於村民，窮了多年終於有大把票子可以拿，所以全票通過拆建方案，老房子拆了又何惜？”袁奇峰說。
村中央的公園，是城中村裡難得超越了“租金最大化”邏輯的地方了
從拆遷補償的結果來看，獵德村改造是很有誘惑力的。原則上基本是“拆一補一”，村民房屋回遷安置採用階梯式安置方法，即按證內基建面積不足4層的補足4層，4層及以上的按證內合法面積安置回遷。村民如需增加安置面積，則要按3500元/平方米的價格購買，也可以選擇放棄新增的安置面積，村集體將按每平方米1000元的標準給予補償。
袁奇峰說，廣州城中村改造有兩個前提，一是廣州在20多年的城市化快速推進時期，城市人口在從100萬擴張到1000萬的過程中，採取了所謂“要地不要人”的城市化模式，土地城市化了，但農民、農村的城市化被忽略了。農民也得到了一部分經營性用地，結果農民和村莊被包圍在城市裡面，形成一個鑲嵌的格局。“城中村是政府在城市化的過程中留給村民唯一的少數賴以生存的資源，農民已經退無可退，所以只能在承認農民既得利益的前提下進行改造，因此這個成本比一般的舊城改造要昂貴。政府長期以來一直不敢動城中村改造的念頭，就是因為一旦政府主動，就要有大量的資金投入，動輒要幾十個億。這樣高強度的投入，必須依靠引入市場，因此只有在地價達到相當高水平的時候，改造在成本上才是可行的。”
“獵德模式”產出的都是同一種“豎起來的城中村”
“因此，城中村改造只能是‘帕累托最優’，也就是說，必須在不損害任何一方利益的前提下，在增量部分實現各方利益的最大化。”袁奇峰分析，“獵德模式”就是這樣一個“帕累託改進”的結果：即採用土地的“三分法”原則進行改造，1/3的土地用於村民的安置建設，1/3用於商業用地的開發，1/3用於村集體經濟預留地的保留。獵德村通過拍賣93928平方米的商業地塊共籌集到46億元的資金，農民以土地置換資金啟動了舊村居和集體物業的改造。為使參與博弈的三方——政府、開發商、農民，達到利益最大化，這些地塊建設量的只能採用“倒推容積率”法，即根據村民拆遷安置需要確定村民復建房總建築面積，考慮融資地塊的市場價值確定該部分地塊上的總建築面積，最終確定整個改造項目的總建設量。“倒推容積率是在每個城中村改造項目中自己平衡，容易造成個別項目容積率畸高。”獵德改造的結果亦然，“獵德新村長高了，珠江新城變矮了”。由此帶來的一大弊端是，政府看似一分錢不用花就完成了改造，但下一屆政府肯定需要為這麼高的容積率導致的需求外溢進行大量的公共設施和基礎設施建設，支出大筆財政。因此，袁奇峰將獵德模式形容為“村民得益，開發商得益，本屆政府得益，但城市的長期發展受影響，托馬斯夫人關於城市的文化想象更是無處擱置”。可怕的是，“獵德模式”成了一臺城中村改造機器，產出的都是同一種“豎起來的城中村”。袁奇峰說，當然有避免落入這一陷阱的其他模式，比如政府投入一部分公共建設資金，村集體逐步進行居住改善，只不過這樣進度緩慢，在房價高企的誘惑下不容易實現。
即將啟動改造的瀝滘村相當於2/3個珠江新城，村民認為，它位於廣州中軸線上的南大門，比當初瀝滘村的位置還敏感。據村經濟聯合公司副書記衛志雄介紹，瀝滘村改造仍採用土地“三分法”引入開發商，擬由珠光集團投資28.3億美元對瀝窖村進行整體改造。衛啟峰認為，獵德改造是廣州亞運會召開前的政府示範項目，談判雙方是獵德村經濟聯合公司和開發商，但政府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角色，其時機、區位、政策等各方面條件都是最好的，很難想象，政府未介入的瀝滘村改造會比獵德更樂觀。
閱讀更多 憶時光圖文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