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烏市場上的經營戶與印度商人之間的糾紛因為上升到外交層面而引人注意。其實，它與以往的經濟糾紛並沒有本質的區別。根源都是賒銷，這種義烏商人最簡單的競爭優勢。
中印商人的恩怨
9點之後，位於賓王商貿區的異國風情街才會喧譁起來。尤其是在七街和八街的交口，以住滿外國商人的丹霞瑚賓館為中心的一片區域。由於在義烏來自阿拉伯國家的商人最多，這裡遍佈了阿拉伯風味的餐廳，到處都飄揚著能讓人想起沙漠、駱駝和宮殿的異域音樂。門口烤肉攤升騰起的煙霧後面，是三五成群聚攏在一起吸著水煙的阿拉伯客商。有人面前還放著一碟塗滿糖霜和蜂蜜的“哈爾瓦”甜點。一位餐廳老闆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向我們熱情展示水果味道的煙料——很像是曬乾後被碾碎的蔓越莓果乾。“它的尼古丁含量和焦油含量都很低，義烏的青年男女把抽水煙當成時髦的事情。”夾在幾家餐館當中的是一家敘利亞人開的髮廊。“常有中國人好奇地進來想要嘗試一下，我們只能說抱歉了，但會用咖啡或茶來招待。我們會剪的髮型比較單一，也不適合中國人的臉形。整個義烏大概有7家阿拉伯人的理髮店。福田市場（義烏國際商貿城）17點關門。客人吃過飯陸陸續續光顧，一直營業到凌晨1點才關門。”
本刊記者和王凡（化名）就約在了風情街見面。去年12月底，義烏本地的若干位商戶與兩名印度人所在的外貿公司陷入了涉及1000多萬元欠款的債務糾紛。王凡是其中損失較大的一位，是一名水鑽的經銷商。由於時差關係，他剛剛還在辦公室和非洲的商戶敲定一筆生意的細節。“買賣還在繼續，只是更小心了。全部都要現金結算。”在燈紅酒綠的襯托中，他顯得面容蒼白和疲憊。“自從義烏有了小商品市場，與外商的經貿摩擦一直都有發生。只是這次矛盾因‘外交官暈倒’事件上升到了外交層面，又被印度媒體渲染，才格外引人注意。現在外國客商照來，而風情街總是熱鬧。一小部分人的經營思路改變了，但是大部分人還是照舊。”接著我們聊到了下雨為義烏帶來的涼爽天氣。“義烏就是這樣。有時候是天堂，有時候又是地獄。”在這次糾紛中，王凡多年的血汗錢所剩無幾，“房子也賣掉去還廠家的欠款了”。
30歲出頭的印度小夥子馬諾吉·坎薩在義烏經營一家禮品貿易公司，此刻他正在監督貨物裝櫃
整個事件並不複雜。一次完整的外貿流程涉及這樣幾方：廠家、經銷商、外貿公司和客戶。通常外國客戶需要某種商品時會聯繫外貿公司，由外貿公司翻譯陪同，去義烏國際商貿城經銷商的攤位看貨，看中之後再通過外貿公司下訂單，外貿公司收齊全部貨物便將貨物通過海運或者空運送到客戶手中。印度人迪帕克·拉赫賈（Deepak Raheja）和阿加瓦爾（Shamsunder Agarwal）是優洛外貿公司的員工，王凡向本刊記者回憶，他是去年6月份開始和這兩位印度人接觸。“他們的公司沒有正規註冊，我以前也沒有和他們打過交道，於是一開始都是現金結賬，一直到10月，一共做過300多萬元的生意。接著幾筆訂單他們就要求要有15天左右的賬期，也就是拿到貨後15天全部付清。基於之前的交易，我同意這樣來做。正常應該是去年12月初付款，拖到了12月14日，我還有另外幾家義烏本地的經銷商，聯繫也在廣州那邊有辦事處的這家公司，翻譯說老闆已經不在了。”
接著王凡等人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訴訟。“其實，我們認為這是一種主觀故意的合同詐騙行為，應該屬於刑事訴訟的範疇。”王凡說，“首先，所有人的貨款，優洛公司都許諾在幾乎同一時間付齊；另外，貨物到達印度之後他們是以低於成本的價格賣給客戶。還有一個細節可以說明他們不是真正在做生意。我給他們送去的貨物，他們從來都不驗貨，說是絕對信任我們。可第一次與我們合作他們就是這樣，對待別的經銷商也是如此。”王凡手裡只有一張印度客戶打給優洛公司的匯款單。從匯款單顯示的金額來看，是可以推斷出他們的目的是低價銷售迅速套現。“但這位客戶卻說他的錢是要分幾批來給，不願出庭作證。”由刑事轉為民事，在王凡看來，實屬無奈之舉。
“最早的訴訟標的是100萬元，這也是能申請將兩名外國人進行出境控制的最小額度。因為涉及的商戶損失都很嚴重，而法院又要按照20%的比例來收押金，我們只好分幾批來進行起訴，現在錢又湊齊了，於是又提起了150萬元賠償金額的第二次起訴。”在去年第一次開庭期間，來自上海領事館的一名印度外交官聽完兩名印度商人的敘述決定帶他們離開，但被王凡等經營戶堵在門口。義烏相關官員到達現場時，印度外交官已坐在地上，宣稱自己被打，還稱自己有糖尿病、高血壓。但經檢查，沒發現被打痕跡，也不存在印度媒體所謂“7小時庭審、不準離場”的情況。
坎薩來義烏不久就和一位來自青島的中國姑娘組建了家庭，有了兩個可愛的兒子
這樁案件還沒有宣判。但就在幾天前發生的另外一件事情又讓王凡擔憂起來。一名在義烏的汪姓江西女子受僱於印度商人費薩爾（Faisal）的外貿公司，直到2011年8月份，這家公司一共拖欠經銷商貨款40萬元，欠汪某及另外一名公司員工5萬元的工資。之後兩位拿出自身積蓄20萬元，幫費薩爾墊付貨款。由於費薩爾身在印度，汪某等人通過電話及郵件多次向其催討欠款無果。3月9日，汪某得知費薩爾安排其公司印度籍員工奎雷西（Danish Qureshi）到義烏採購貨物，遂找到奎雷西尋求幫助，但沒有能夠如願。5月21日凌晨，汪某和男友將奎雷西從義烏市某賓館帶至汪某租房內，並多次致電費薩爾要求償還欠款，雙方在租房內沒有發生肢體衝突。汪某最後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公安部門採取強制措施。
王凡告訴本刊記者，在他的案子裡，就因為證據不足，無法對兩名印度商人進行刑事起訴，所以只能稱作“經濟糾紛”，而不能構成“合同詐騙”。“這就使得，印度商人沒有明確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是會受到中國刑法追究的。等於他們是在冒著要受民事處罰的風險，去做應該被追究刑事責任的事情。而由於對方是外籍身份，如果只是民事糾紛，不能立刻控制出境。他們一旦離境之後，就很難再去追討貨款。所以將他們看管起來，是很多債主的選擇。但這在刑法上又涉及非法拘禁罪。於是本地商人就處於兩難境地。”
脆弱的賒銷模式
在義烏本地學者所寫的《義烏市場經營戶如何防範外貿詐騙》一文中，這樣總結道：從詐騙手段上講，手法比較單一，技術難度低，絕大多數詐騙類型都是由小到大，利用賒賬進行詐騙。剛開始貿易時，先以現金交易的方式下小訂單，很講信譽。經過幾次交易獲取市場經營戶的信任後，便以信用擔保進行賒賬交易了。在最後他們給眾多經營戶下訂單，並且訂單的金額也不算很大（對比以前的金額要大得多），支付少量定金，便要市場經營戶在某某時間某某地點交貨，其餘貨款的付款日在交貨日以後數天（相隔時間足以將全部貨物外運並逃匿）。當你將貨物送過後，等到拿款的日期，詐騙者就人間蒸發。除上述方法之外，也有利用偽造、編造、作廢的銀行票據或電匯憑證、傳真，採用虛構單位或冒用他人名義、提供虛假地址等手段，騙取經營戶的貨物；或利用海運提單、信用證進行詐騙等等，但相對很少。自從義烏市場存在以來，賒銷就為詐騙提供了空間，它更是無盡民事經濟糾紛的來源。
一位也門外貿公司的經理阿巴斯向本刊記者回憶，他還記得2006年剛剛來到義烏市場時，看到接近100%的商戶都在靠賒銷來取得競爭優勢時的那種吃驚。“問題的根源不是在外國商人成立的外貿公司上。當然我不否認其中有的公司設立就是為了行騙。你可以設想這樣一種情況，本來我的客戶從也門過來，打算用身上帶著的5萬美元來訂購商品，結果發現福田市場上的店面還有背後的廠家，都允許欠款，於是就買走了10萬元的貨品。最後他自己國家的市場不好，貨品賣不出去，於是錢打不回給外貿公司。這樣，廠家和經銷商都來找外貿公司要錢，外貿公司揹負了所有的壓力。”
2006年時，阿巴斯剛剛從上海交通大學畢業不久，帶著一口流利的漢語，在一家也門外貿公司做翻譯。“老闆不在家，經常我要去和福田市場的商戶去解釋，他們把所有的怒氣都發洩在我的頭上。激烈時，還會砸掉公司的電腦。”阿巴斯說。“我有個沙特阿拉伯來的朋友，也有外貿公司。他的客戶每次總是帶一半錢過來當定金支付，這邊外貿公司會給他發貨，然後他打回另一半金額。結果正好客戶回去的時候從機場到家的路上出車禍去世了，另一半貨款，他家裡忙喪事後花了6個月湊齊。可是那位沙特朋友兩個月就已經熬不下去了，那些商戶天天來敲門，不斷威脅他讓他還錢。而且他們是這樣，不管這次拖延了幾個月，如果還完了，他們還是會繼續用賒款和你做生意。”
在福田市場（義烏國際商貿城），有你能想象到的所有東西，並且價格非常便宜
阿巴斯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後，堅決不做賒銷。“今年我手裡只有三四個客戶。主要因為也門大亂，沙特也受到影響。慢慢局勢恢復，客戶還會過來。雖然不賒款，我的佣金掙得少，但是我每晚都能回到妻子和孩子身邊睡個安穩覺。也可以來這裡盡情地踢會兒足球。”阿巴斯也是義烏第一支外商足球隊“大鷹”的創建者，每天都要和隊友來義烏的梅湖體育場練球，沒有盡興的時候，也會和球友在五愛社區的住處上演“街頭足球”。
正如阿巴斯所講，無論做過幾次的客戶都無法讓他絕對信任。“不是不願相信客戶是誠實的，而是周遭的一切變化得太快。我無法信任那些我無法掌控的環境因素。”這也是蘇丹商會會長、藍月亮商貿公司經理艾哈邁德·蒂爾卡維（Ahmed Tirkawy）所面臨的問題。“2004、2005年那會兒市場上的商戶和我們做賒銷都沒有問題，很少會有不能如期償還的狀況。2010年，裝載有121個貨櫃的貨輪在香港附近觸礁，上面的集裝箱牽扯到我們這裡很多蘇丹人辦的外貿公司，比如我的公司就有10個櫃子。由於那時沒有保險意識，所有貨物都不曾有入保險。於是只能得到貨櫃相應的海運賠償，高櫃1萬美元，小櫃5000美元。可是裡面對應的貨物價值，比如裝有五金貨物的高櫃，就有50萬美元。緊接著又是去年南北蘇丹分裂，蘇丹本國貨幣貶值。那些本來預計能夠賺到利潤的客戶算了一下，如果賣掉全部虧本，於是就把買到的貨品壓在倉庫裡。這就導致了外貿公司收不回來貨款。”
蒂爾卡維9年前來到的義烏，即使平時不陪客戶，也喜歡到市場上去轉，和那些經營戶聊天。“於是我和很多人都是朋友。”蒂爾卡維說。別的蘇丹公司和經營戶發生了債務糾紛，他都會出面調解。如果有人跑回蘇丹，他會盡量幫助中國商人辦理簽證、協調食宿，去蘇丹追回欠款。“這樣還是由他們雙方直接面對，就不會覺得我是偏頗某一邊。”但是隨著這兩次事件的發生，有許多外貿公司一蹶不振，蒂爾卡維說話也不如原來有分量了。
經營的另一種思維：誠信與服務
如果算上也在去年12月欠義烏市場上145位商戶1600多萬元後消失不見的印度商人阿里，不到半年的時間裡，有三次外貿債務問題都牽涉到印度外商。這樣魚龍混雜的外商活動首先是和印度市場的龐大需求有關。有數字顯示，今年第一季度，印度已經成為義烏市場最大的出口目的國，出口額為1.2億美元。過去幾年，伊朗一直是義烏出口最大目的國，但今年前3個月，印度市場超過了伊朗。“小商品不比奢侈品銷售，還是要看一個國家的人口數量。印度市場潛力巨大。債務問題接連發生，只會提醒商家買賣更加謹慎規範，而不會影響與印度商人合作的積極性。”一位在商貿城的經營戶告訴本刊。
每逢週五主麻日，都有5000多位中外穆斯林聚集在義烏的清真寺內做禮拜
在當地也叫做時代廣場的一棟寫字樓裡，本刊記者見到了印度商會會長拉梅什·達瓦尼（Ramesh Daswani），他也是喜成貿易有限公司的經理。其實這些外國商會並不被正式認可，同樣是在印度商人中，他們也不一定會知道商會的存在，但大都知道達瓦尼的年齡還有他誠信的聲望。“我今年65歲了，2002年來到義烏。要不是來的時候年紀大了，普通話我絕對可以學會。之前我在香港地區和泰國、印尼都待過，我的廣東話就很流利。”達瓦尼這樣說。接著他談了他對“商人”概念的理解。“也許你要問我，剛開始來到義烏，有沒有什麼困難和不適應。的確，語言不通，那時候城裡也沒有一家印度餐館，我又吃素，生活有諸多不便。但是，作為一名商人，商人有逐利的特點，我的一生就是要不斷變換工作環境，去到利潤最可觀的地方，然後努力適應那裡。1988年，我準備離開香港的時候，其實那些製造工廠就已經向深圳轉移，從此香港就成為金融中心，就製造業來講，它只繼續生產高端手錶和珠寶。我當時沒有選擇中國內地，而是去了泰國，想來是我一輩子最大的一個判斷失誤。在印尼時，一位科威特的商人對我說，去義烏吧，那裡簡直就是做生意的天堂。當年的老市場很小，但我來到一看，裡面有所有我能想得到的東西，而且是非常便宜的價格。我就決定留在這裡。”在工作之餘，達瓦尼喜歡去和朋友們打檯球。“朋友裡不僅有印度人。因為我懂得要和所有的人建立廣泛聯繫，這樣才能隨時瞭解市場的狀況。”
面對今天他公司在市場的威望，達瓦尼感到來之不易。“每一次出現這樣的糾紛，人們就會想，要對印度商人小心了，你的國家就會染上惡名。我常對周圍的印度朋友說，在國外生活要非常謹慎，因為你的一舉一動都牽扯到你國家的聲譽。我自己就樹立了非常好的榜樣。在這個市場的商戶還不瞭解我時，我便用言行一致的作風讓他們建立了對我的信任。我就從來不賒款，只做現金交易。即使接連發生這樣的事情，也不能影響我的信譽度。”而對於怎樣看待那些犯了錯誤的印度商人，達瓦尼的建議是：“你要選擇和什麼樣的人來做生意，是好的，好壞參半的，還是壞的。你出生在什麼家庭不能選擇，有怎樣的兄弟姐妹也不能選擇，但是你的生意夥伴是可以通過你的智慧來篩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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