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歐盟和日本開始創建新的共同市場，這個新的共同市場能否最終建成當然具有不確定性，但是世界經濟格局的演變趨勢已經完全超出了我們的預期和想象，我們已經沒有什麼辦法可以阻擋世界經濟格局的這種演變趨勢，很可能重新成為局外人。正如羅德里克在《全球化的悖論》中所說的那樣，全球化還在繼續，世界只是在尋找一種合適的全球化，而不是失控的全球化，以便走出全球化發展的悖論。

世界離不開我們，可以說是嚴重的誤判

面對美歐日的聯合，我們應當如何應對？至少有以下幾種看法對於我們選擇正確的應對方法是非常有害的：

第一：美、歐、日各有自己的利益訴求，他們不可能、至少在短期內不可能建立這樣一種新的共同市場。這種期待別人失敗來讓自己走向勝利的想法是非常阿Q式的，在思維邏輯上仍然基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權謀之術；

第二：不管美歐日如何作為，都改變不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中國是僅次於美國的消費市場，西方不會輕易放棄。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作用不可能被替代。並由此得出結論，我們可以改變世界，但世界離不開我們，我們都在一條船上。這可以說是嚴重的誤判。

我們總喜歡講“朋友是暫時的，利益是永恆的”，西方世界不會因為某種道義上的訴求而輕易放棄中國市場，只要中國的市場對西方世界稍加開放就沒有化解不了的衝突。但從目前的情況看，西方世界為了“公平貿易”的道義，就是可以放棄中國市場。如果我們還要推出更為嚴厲的制裁西方在華企業的政策，那麼恰好滿足了美國等國政府所希望的外包回岸的政策目標。其結果很可能是成人之美，而不是損人利己。

中國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確實舉足輕重，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弱點，即中國處在全球產業鏈的末端，具有很高的替代彈性，從而很容易通過兩個渠道被替代：一是伴隨著國內成本上升加工製造業會逐漸向境外轉移；二是因為有新的競爭對手的加入而被替代。當然像越南和柬埔寨這樣較小規模的經濟體加入競爭，我們可以不必擔心，但是今天有印度和南亞次大陸國家的相繼加入，這就不能小覷了，因為他們的經濟體量加總在一起足以構成對中國的替代，這也是決策層急於國內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的原因所在。

中日曆史上面對開放的不同選擇

根據以上各點，我們必須認真地對待美歐日的結盟可能對中國帶來的衝擊。最近剛剛去了次日本北海道，參觀了日本最早對外開放的涵館港，初步瞭解了日本的對外開放史。認識到日本之所以能夠在亞洲率先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就是因為日本採取了與先進的西方接軌的方法，而不是像在此之前的中國，粗暴地採取了拒外的做法。1854年美國海軍到達涵館港，日本廢除了德川幕府200多年的“鎖國”政策，締結了日美和親條約，這個條約是在美國的軍艦上籤署的，日本德川幕府的代表松前番和美國海軍准將佩裡各自代表本國的政府簽署了被稱之為“門戶開放”的條約。隨著這一條約的簽署，日本以開放促改革，迅速走上了維新的道路，於是便有了明治新政。明治元年（1868年），保守的幕府殘兵攻佔涵館（舊稱箱館），試圖阻止日本的對外開放，結果釀成了明治維新後的一次內戰。這場內戰最後以明治新政府的勝利而告終。於是，日本在通向對外開放的道路再也沒有遇到阻力。

反觀清代中國，拒絕英國再三要求的自由貿易之請求，最後竟然採取了極度冒險的“以戰拒外”之策，雖然成就了像林則徐這樣的“民族英雄”，但是卻喪失了主動對外開放的歷史機會。我們今天試圖用“以打促和”之策來應對中美貿易衝突，與當時的選擇非常相似。日本的涵館（內戰）之戰打出了一條通向對外開放對內改革之路。但是清朝的鴉片戰爭卻強化了我們民族的悲觀主義和保守主義，以及由戰敗所帶來的對於外部世界的敵視。就這樣，面對西方工業文明的衝擊，主戰的中國與主和的日本走上了兩條完全不同的道路。

繼續開展沒有勝算的貿易戰是絕對承受不起的

今天我們再次面臨這樣的選擇。借鑑歷史經驗與鄧小平同志的教導，我們只能選擇以開放對開放的應對方法。如果開放遇到障礙，那就通過改革予以突破，這就是過去經常所講的開放倒逼改革，繼續開展沒有勝算的貿易戰是絕對承受不起的。

其實，發生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與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帶來的兩次貿易衝擊已經清晰地告訴我們，中國經濟一旦遭遇貿易衝擊產生的後果是很嚴重的。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導致中國出口減速，由此造成的增長缺口靠什麼來彌補呢？不得已只能放出房地產這隻“老虎”來刺激競經濟增長，從而導致儲蓄、投資和出口推動增長演變為房地產與負債推動的經濟增長（投資房地產不是一種投資行為，在本質上是一種負債行為，因為購房需要動用槓桿）。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後，中國再次面臨貿易衝擊，無奈之下，我們又放出基建這隻“老虎”來刺激經濟增長、填補由貿易衝擊帶來的增長缺口，其後果是不僅改變了產業結構（脫實向虛，普惠大眾的經濟結構演變成為對少數人有利的經濟結構），而且還導致經濟體制向著前改革時代迴歸。

今天假如我們仍然堅持貿易戰的立場，由此造成的貿易衝擊之規模將是前所未有的，真不知道我們還有什麼方法與力量來彌補貿易衝擊留下的巨大規模的增長缺口？所以，結論是明確的，只有按照鄧小平所說的，“面向世界、面向未來、與國際接軌”才是正道。

明帝國的朝貢體系根本不可能被重新複製

我們不要再去幻想建立500年前的朝貢體系。自1648年10月24日簽定的西荷和約起，“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逐漸成為一種世界普遍接受的國際秩序，時至今日，由聯合國、WTO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共同組成的世界架構已經成為一種世界公認的經濟與政治秩序。重建植根在等級秩序上的朝貢體系已經不合時宜。

朝貢體系有兩個必備條件：第一，朝貢體系的主導國家需要具有全面領先的優勢；第二，這個體系的主導國家不僅要有錢、有市場，而且其價值觀還須被成員國所接受。這些條件即使在500年以前也沒有完全得到滿足，以致明朝政府所建立的朝貢體系也僅僅只涵蓋了四個國家，即：作為主導國家的中國明朝，以及作為成員國的朝鮮、越南和日本。

朝貢體系為何在地理空間上如此有限，原因就在於其他地區的國家並不認同中國明朝時期的儒家文化。中國的東南方向是信奉佛教的國家，與中國接壤的中亞西亞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中國的西北方向則是信奉東正教的俄羅斯，中國南海之南，比如今天的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也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還有南亞的印度則是一個以信奉印度教為主的國家，他們對儒家文化都沒有敬意，中國與信奉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遠西地區幾乎沒有什麼直接的接觸。所以，明朝中國雖有強大國力和文明的領先優勢，但是所創建的朝貢體系之範圍實為有限。

我們經常說地球是個村莊，大家都是這個村莊裡的居民。問題在於我們為何老是想著要去領導這個世界，去當這個地球村的村長，而不是一個普通的村民。這可能與以下兩個原因有關：一是中國傳統體制的遺產在起作用，在中國傳統的帝國體制下，財富是與權力正相關的，而不是與勤勞正相關的，所以人們更加渴望的是權力，而不是財富的創造；二是1840年鴉片戰爭慘敗，中國吃夠了痛失世界老大地位的痛苦，決意通過復興重返世界舞臺的中心。

對權力和世界領導權的期望，使得我們急切地想要有所作為和擔當，從而忘記了毛澤東永遠不稱霸和鄧小平和平發展的正確思想。即使比較冷靜的學者呼籲中國還需“韜光養晦”，也不過是權宜之計，目的還是想要在實力具備後便要去當這個地球村的村長。當沒有人認同我們的價值觀的時候，就忙著去拉隊伍，結果陷入了今天的危機。即，在全世界的無產者還未富裕起來的情況下，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卻在開始走向聯合。如此格局，將會構成中國經濟增長的巨大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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