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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執政之初， 國際社會普遍預期美俄關係將迎來又一次重啟的機遇。然而， 特朗普政府改善對俄關係的道路並不順暢， 在國內外的多重壓力下， 非但未能促成兩國交好， 反而在一些既有問題上出現關係倒退的現象。本文以雙重博弈的視角探析美俄關係的態勢及其障礙， 並在此基礎上分析未來美俄開展有限合作的可能前景。
▍美俄關係的發展態勢
自克林頓政府以來， 美國曆屆總統均有改善美俄關係的夙願， 但都以失敗告終。從目前看， 特朗普似乎也難以逃脫這一歷史宿命的“魔咒”。特朗普一度對俄羅斯及普京示好， 引發美國政界、戰略界一些人士的不滿。
一方面， 特朗普公開高調支持發展美俄關係， 多次在推特和媒體採訪中強調美俄合作解決全球性議題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 特朗普曾屢次暗示可以放鬆或取消對俄羅斯的制裁。還是候任總統的特朗普在2017年1月接受採訪時就宣稱， 如果俄羅斯在反恐或其他對美國重要的領域願意提供幫助， 美國可能會撤銷奧巴馬政府的對俄製裁。在此後與英國首相特蕾莎·梅共同出席新聞發佈會時， 特朗普再次在對俄製裁問題上“打太極”， 引發外界猜測。在美國媒體披露特朗普曾向俄羅斯外長和俄羅斯駐美大使通報有關“伊斯蘭國”的高度機密信息後， 更是引發輿論大譁。
因此， 在特朗普執政之初， 許多人認為美俄兩國將迎來關係重啟的戰略機遇期， 有學者甚至分析美俄關係轉圜將迎來所謂“逆尼克松時刻”，兩國將聯合制衡中國。
然而， 隨著特朗普執政即將滿一週年， 從美俄關係的發展狀況看， 非但“逆尼克松時刻”沒有上演， 美俄關係“快速重啟”也宣告失敗。尤其是在2017年8月初， 特朗普簽署的包含對俄羅斯制裁的法案更是使兩國關係落至冰點。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認為， 制裁使美俄關係改善的希望破滅， 是徹底的貿易戰。
此後， 美俄更是陷入一輪又一輪的“口水戰”“外交戰”“媒體戰”， 從互相在言語上表達失望、要求對方裁撤使領館人員， 到互相加強針對對方媒體的嚴格管理或將部分媒體列為“外國代理人”等， 都反映出兩國關係的互不信任已廣為加深。
在此之後， 國際輿論對美俄關係的判斷逐漸走向悲觀， 認為兩國關係改善無望， 甚至會進一步惡化。但如果僅僅用“惡化”來概括這一段時間的美俄關係並不準確， 因為美俄關係複雜多變， 其中許多微妙的變化和特徵很難單純用“惡化”或“改善”這一類詞語進行評估。
其一， “通俄門”“幹選門”遭遇美國主流媒體集中報道， 導致美俄關係的負面因素被渲染和誇大。美國國內的建制派、親民主黨的主流媒體， 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仍未擺脫“特朗普衝擊波”的影響， 抓住一切機會製造針對特朗普的負面輿論。在諸多外交議題中， 俄羅斯問題成為反對特朗普的抓手。美俄矛盾被加上“通俄門”“幹選門”的凸透鏡， 二者之間的矛盾被放大， 負面消息的“能見度”驟然上升。相比之下， 美俄積極合作的一面則較少得到輿論關注， 在這些主流媒體上常常被其他信息掩蓋甚至銷聲匿跡。
其二， 緩和美俄關係是多屆美國政府的目標， “標新立異”的特朗普尚未放棄兩國關係轉圜。冷戰結束後， 美國曆任總統均有意緩和、發展美俄關係， 但無奈受制於各方因素， 在任期結束時美俄關係都難以逃脫陷入低谷的宿命。特朗普一直以來對俄羅斯不抱敵意， 執政後有意在對俄政策上與前任奧巴馬有所區隔， 不僅十分看重美俄關係， 還認為美俄合作可以解決世界許多重大和緊迫的問題， 並將改善美俄關係列為外交安全戰略的重要方向。尤其在反恐問題上， 特朗普強調聯俄合作的重要性， 多次表示願意與包括俄羅斯在內的世界各國建立新型關係， 構建反“伊斯蘭國”聯盟。當前， 敘利亞反恐局勢的好轉實際上離不開美俄在這一地區擁有共同的目標與責任， 以及達成一定程度上的默契與諒解。
其三， 美俄之間沒有爆發重大的地緣政治危機， 在一些具體矛盾的處理上兩國也都互留餘地。相比小布什和奧巴馬任內， 美俄在2017年以來看似齟齬不少， 但多數都停留在口頭或外交層面， 並未出現類似格魯吉亞危機和克里米亞危機等事態嚴重的地緣政治危機。
在北約問題上， 特朗普雖然放棄了“北約無用論”， 但仍強調北約的重點是反恐， 不願將防範俄羅斯列為北約的首要任務。
在敘利亞問題上， 特朗普儘管在2017年4月發動針對敘利亞空軍基地的導彈襲擊， 但在行動前提前通報了俄羅斯。俄羅斯對這一軍事打擊的反應也極為冷靜， 並未採取實質性回應或報復措施， 美俄兩國在敘利亞的戰略合作未受到影響。
在對俄羅斯制裁的問題上， 由於美國國會兩院以超過2/3的壓倒性票數通過制裁俄羅斯的新法案， 特朗普不得不簽署， 但他本人對國會通過制裁法案頗為不滿， 稱該法案存在涉嫌違憲的明顯缺陷， 侵犯憲法賦予總統的行政權和若干行政部門的合法權利。
其四， 美俄兩國高層領導人互訪不斷， 確保兩國關係不冷卻。2017年以來， 兩國關係氣氛不佳， 特朗普和普京仍然利用多邊會議的場合會面交流， 尋求破冰機遇。7月， 在二十國集團峰會期間， 特朗普作為美國總統首次與普京會面， 會晤時間被延長至2小時16分鐘， 並且達成了一系列戰略共識。11月， 特朗普和普京在越南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五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短暫會面， 就涉敘利亞共同打擊“伊斯蘭國”問題發表了聯合聲明。
除會面外， 特朗普和普京還多次通電話。俄羅斯聖彼得堡恐怖襲擊發生後， 特朗普第一時間與普京通電話表示對俄羅斯打擊恐怖主義的支持。
此外， 美國以導彈襲擊敘利亞空軍基地後， 美國國務卿蒂勒森仍然按原計劃於4月首次訪俄，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也隨後於5月回訪美國， 確保兩國關係不會因為缺乏溝通而被一些具體問題的分歧所影響。
值得關注的是， 在美俄兩國的學界、戰略界有不少長期跟蹤研究美俄關係的有識之士不斷髮出理性的聲音， 呼籲兩國改善關係。這些人士認為隨著國際力量格局的變化， 美國不應陷入“冷戰思維”的窠臼， 不應把一個已經衰落的俄羅斯當作長期戰略對手或威脅美國的嚴峻挑戰。
為此， 一些美國和俄羅斯的智庫和學者積極為美俄關係的改善、推動美俄開展戰略合作建言獻策。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 (CSIS) 和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 (RIAC) 聯合發佈題為《美俄合作路線圖》的研究報告， 指出儘管美俄兩國關係緊張， 結構性矛盾難以解決， 戰略互信缺失， 但兩國應著眼於在未來尋求合作， 降低戰略對抗的強度， 推動兩國關係的正常化， 並在經濟、能源、北極、歐洲-大西洋安全、中東、戰略平衡、網絡空間、反恐等八個關鍵領域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
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還與美國東西方研究所共同發佈報告， 提議應以“雙軌”思路展開網絡安全領域的合作。美國著名戰略家基辛格、布熱津斯基， 以及俄羅斯問題專家斯登特 (Angela E.Stent) 也都主張美俄關係修好或者建立“有限夥伴關係”。然而， 美國國內的多股力量博弈不斷加劇， 美俄在國際層面的博弈也在持續， 這些不利因素都阻礙了兩國關係的實質性改善。
▍美國國內的影響因素
在特朗普政府處理對俄關係的問題上， 可以明顯觀察到美國國內的多種政治博弈， 這些博弈導致美國難以快速地緩和對俄關係， 而且， 這些美國政治生態中的變量越來越在美俄關係中發揮主導作用，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綁架”了特朗普政府的對俄政策。
面對特朗普總統對俄羅斯的曖昧態度， 美國國會首先從調查和立法兩方面入手， 國會對特朗普政府的施壓客觀上影響了美國的對俄政策。“通俄門”“幹選門”成為一些反對特朗普的民主黨、共和黨議員的利器， 以限制和削弱特朗普的執政能力。當前， 美國國會有4個委員會正在調查特朗普及其競選團隊可能與俄羅斯的聯繫， 包括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司法委員會以及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監管委員會。這些委員會的職責主要是通過調查發現事實， 判定有沒有出現違反道德的過失， 最終可能導致的極端結果是發起對特朗普的彈劾。
隨著相關調查的不斷深入， 各種爆料不斷出現， “通俄”引發的疑雲已經從塞申斯、弗林等高官逐漸轉向庫什納、小特朗普等特朗普總統的家人與親信， 進一步迫使特朗普政府在緩和對俄關係方面難以做出決策。
與拖沓冗長、懸而未決的各委員會的調查不同， 2017年7月底， 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通過的包含對俄羅斯制裁的法案， 實實在在地重挫了美俄關係， 使特朗普緩和對俄關係的能力和政策空間都受到進一步限制。立法機構由於擔心在特朗普主導下美國對俄政策出現鬆動， 於是主動出擊， 力圖引領、塑造美俄關係的未來走向。8月2日， 特朗普正式簽署《以制裁反擊美國敵人法案》 (CAATSA) ， 此法案擴大了對俄羅斯、伊朗及朝鮮的經濟制裁。由於此前國會參眾兩院均以2/3以上人數通過此法案， 特朗普雖然覺得法案有缺陷， 但還是在權衡後予以簽署。
此法案涉及俄羅斯經濟制裁的部分相當嚴苛， 對美俄關係的打擊是特朗普執政以來最為嚴重的。在能源領域， 法案規定若受經濟制裁的俄羅斯個人與實體持股33%及以上， 美國能源公司將禁止與其合作開發近海、深水、北極油氣及頁岩氣；總統可自由決定是否制裁俄羅斯能源出口管線。在金融領域， 禁止向期限超過14天的債務工具提供融資或以其為標的相關交易；要求財政部長提交對主權債務和衍生工具制裁效果的報告。在國防及情報領域， 制裁任何參與或代表俄羅斯國防及情報部門交易的個人。此外， 還涉及金屬、鐵路、人權、網絡安全、腐敗等多個領域的經濟制裁。
最重要的是， 制裁法案將針對是否取消或放鬆對俄製裁的審議權交由國會， 如果總統有意修改或結束制裁， 國會有權召開聽證會加以審議， 決定是否調整制裁， 也有權通過聯合否決決議阻止行政機構取消制裁。這意味著特朗普以行政權力取消對俄羅斯制裁的路徑已經受到國會限制。如同1974年的“傑克遜·瓦尼克修正案”一樣， 此制裁法案很有可能成為長期橫亙在美俄關係中的障礙， 不僅使俄羅斯一直以來希望美國放鬆或取消經濟制裁的訴求化為泡影， 還限制了特朗普政府緩和對俄關係的政策空間。
在美國政府的行政部門方面， 需要特別提到司法部下設的特別檢察官、聯邦調查局前局長羅伯特·穆勒 (Robert Mueller) 。特別檢察官是司法部為調查包括總統在內的美國政府高級官員違法犯罪行為而特別設立的臨時性職務， 主要針對一些存在利益衝突的案件開展調查。在本次“通俄門”事件中， 司法部長塞申斯選擇迴避， 由司法部副部長羅森斯坦負責任命特別檢察官進行調查。特別檢察官的名稱及權力在歷史上曾出現過變化， 在1978年《政府道德法案》頒佈後， 一度成為獨立檢察官， 在人事權、調查權、經費權等各方面擁有更為獨立於司法部的權力。 但由於獨立檢察官在1999年調查克林頓總統“性醜聞”事件的表現， 引發了美國政治精英的反對， 國會在當年未對獨立檢察官條款重新授權， 獨立檢察官由此重新迴歸特別檢察官。
相比歷史上的獨立檢察官， 特別檢察官的權力有所減弱， 卻仍保留了一些獨立的權力。特別檢察官能夠以阻礙司法、破壞證據、威脅證人等理由起訴任何干涉調查的對象。穆勒的調查重點是特朗普及其競選團隊是否阻礙司法、特朗普在大選期間與俄羅斯是否有勾連、俄羅斯是否干涉2016年美國大選、特朗普是否有金融犯罪等。在人員組成方面， 穆勒的團隊延攬了擅長處理金融欺詐、貪汙、洗錢、行賄、有組織犯罪等各類案件的黃金律師團隊。在信息獲取方面， 穆勒能夠與聯邦調查局直接合作， 可以得到更多有利於調查的情報。在權力監管方面， 羅森斯坦不會每天對穆勒的工作進行監督， 但可以要求穆勒就採取的任何一個調查或起訴步驟加以解釋， 並可以決定這些步驟是否需要繼續。從結果上看， 穆勒將會向司法部提交一份內部報告， 司法部必須告知國會， 然後決定這份報告是否公之於眾。特別檢察官擁有的一系列權力對特朗普的對俄政策造成極大的壓力。
從個人層面看， 穆勒任職以來已經在美國政壇颳起了“調查旋風”， 被捲入其中的特朗普競選團隊或現任政府官員的範圍越來越大、級別越來越高。就目前披露的情況看， 穆勒調查的效率和對總統執政能力的威脅超過國會的4個委員會。
2017年7月， 聯邦調查局探員就奉搜查令搜查了特朗普的前競選主席馬納福特位於弗吉尼亞州的宅邸。在搜查結束後， 穆勒又向馬納福特發出警告， 表示準備起訴他。
2017年9月以來， 穆勒還要求白宮提供特朗普執政後最受關注的一些行動的有關文件， 包括解僱國家安全顧問弗林和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的相關資料。穆勒的辦公室給白宮發送了一份文件， 詳細列出了調查人員正在尋查信息的13個領域。其中一個要求是說明2017年5月科米被解職後的第二天， 特朗普在橢圓形辦公室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時任俄羅斯駐美大使基斯利亞克等俄羅斯官員舉行會面的情況。 穆勒向白宮的要求表明， 特別檢察官的調查已經向特朗普的核心圈及總統本人步步緊逼， 並且將調查重點轉向了特朗普就任總統之後的行為上。
12月1日， 前國家安全顧問弗林在美國聯邦地區法院認罪， 承認於2016年12月在是否與基斯利亞克私下聯繫的問題上對聯邦調查局說謊， 並願意配合穆勒的調查工作， 以換取“從輕發落”。
對弗林的成功取證是穆勒調查行動的一項重大階段性成果， 相比同樣配合穆勒調查的特朗普前競選團隊外交顧問帕帕多普洛斯 (George Papadopoulos) ， 弗林在特朗普團隊中發揮的作用更為關鍵， 他的“倒戈”可能會牽引出更多涉嫌“通俄”的深層人士。弗林供述的文件已經顯示特朗普的一些“資深幕僚”知曉並指導他與基斯利亞克對話， 外界普遍猜測穆勒的下一個目標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當前， 特朗普政府對穆勒的調查能走多遠已失去控制， 只能被動招架， 毫無還手之力。在這一波“通俄”調查的衝擊下， 特朗普的執政合法性遭受質疑， 遑論改善美俄關係。
除了立法與行政機構外， 作為“第四權力”的美國媒體長期關注“通俄門”的調查進展。在“通俄門”的語境下， 美國所謂“自由派”媒體與“保守派”媒體在發揮輿論的監督作用時出現了明顯的分化。
以《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等為代表的“自由派”媒體幾乎連篇累牘報道特朗普及其團隊的“通俄”嫌疑， 唯恐遺漏任何一個可疑細節， 在束縛、限制特朗普對俄緩和關係的博弈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由於特朗普對俄羅斯始終保持曖昧態度， 部分“自由派”媒體頻頻在一些關鍵時點曝出特朗普團隊可能通俄的“黑料”， 以引導輿論， 轉移關注點， 向特朗普政府施壓。
2017年7月， 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結束一天後， 《紐約時報》率先披露了小特朗普、特朗普競選團隊主席馬納福特、庫什納在2016年曾經會見俄羅斯律師納塔莉婭·維塞里尼茨卡婭。 此事一經披露， 輿論幾乎不再關注美俄領導人在峰會會晤上取得的成果， 如敘利亞西南部的停火協議等， 轉而激烈討論小特朗普是否已有通俄之實。在美國國內輿論的壓力下， 特朗普不得不收回了美俄兩國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期間在網絡安全領域達成的合作意向。
▍國際層面的影響因素
特朗普任內， 美俄關係除了受到美國國內力量的掣肘， 也受到冷戰結束以來兩國在國際層面博弈的影響。蘇聯解體後， 美國儘管在不同時期調控了對俄羅斯的打壓力度， 但實際上並沒有停止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 甚至以“民主化”“西方化”和“后帝國化”作為對俄政策目標的三大支柱， 美國對俄羅斯的戰略目標本質上就是繼續擴大冷戰的成果。 在這一背景下， 美俄提出的兩國關係新框架無法根本實現， 彼此之間的戰略博弈和結構性矛盾有時甚至被掩蓋。
第一， 美俄的國際戰略觀有根本分歧， 戰略互信已消磨殆盡。自冷戰以來， 在美國看來， 蘇聯和俄羅斯一直是邪惡的象徵， 這種觀點在美國的政界、學界和民眾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冷戰結束後， 美國竭力維護其主導的國際秩序， 將國際秩序作為全球霸權地位和美國治下繁榮的根基。
基於這種戰略邏輯， 俄羅斯被視為“戰敗者”， 美國的全球戰略要求削弱俄羅斯的國際影響力， 將俄羅斯控制在西方的影響之下， 使俄羅斯無法再恢復歷史上的帝國地位， 使之變成后帝國時代的歐洲民族國家。 即使不能將俄羅斯納入美國領導的“自由世界”， 那麼至少要使之無法成為“自由世界”的威脅。因此， 當2000年後， 俄羅斯國力有所恢復， 乃至重新試圖確認在獨聯體的影響力時， 美國是無法接受的。俄羅斯則持有截然不同的戰略觀。
蘇聯解體初期， 俄羅斯曾一邊倒地傾向西方， 希望能夠融入西方。但這種融入與西方國家設想的不同， 俄羅斯謀求一個平等的地位， 而不是類似戰敗者的投降式安排。在普京時代初期， 俄羅斯的戰略目標是重新成為世界性大國， 並將原蘇聯地區作為“地緣支撐”。同時， 俄羅斯將西方國家視為最重要的外交方向。儘管已有不滿， 普京仍為美國的阿富汗戰爭提供了支持， 並默許了北約和歐盟的再度東擴。但隨之而來的卻是北約和歐盟將防務範圍向東一直推進到了俄羅斯邊界。在俄羅斯看來， 美國仍然在擠壓俄羅斯的地緣空間。當這種邊界逐漸越過原蘇聯的國界後， 對西方的期望開始變成失望和怨恨。
普京在2007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講話被認為是俄羅斯與西方決裂的開始。普京強烈抨擊美國在國際關係中毫無節制地使用武力， 認為“單極世界”不可接受， 對北約東擴、反導系統、美國的雙重標準等提出了強烈批評。 烏克蘭危機則將美俄間的戰略矛盾完全暴露， 並徹底撕裂了美俄之間的戰略互信。俄羅斯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榮譽主席卡拉加諾夫指出， “我們一直都在後退， 希望西方會因此而喜歡我們， 但這只是一廂情願。事態最終發展至烏克蘭可能被納入西方聯盟， 甚至加入其軍事機器。”“最終我們停止退讓， 開始反擊。” 卡內基莫斯科中心主任特列寧則認為， 美俄關係已經陷入穩定的對抗。 由此可見， 俄羅斯與西方關係雖可能緩和， 但相互間的信任已經破裂。
第二， 美俄在涉及地區安全秩序方面的矛盾和博弈難以消弭， 尤其是對冷戰後歐洲大西洋安全秩序的態度截然不同。美俄對俄羅斯“勢力範圍”的理解存在深刻分歧， 美國認為俄羅斯非法佔領克里米亞， 直接支持烏克蘭東部的分裂分子， 挑戰了歐洲的穩定與安全局勢。推動經濟一體化和集體安全應是保持歐洲穩定的重要方式， 經濟制裁和北約的軍事行動則是對俄羅斯行為的被動回應。 俄羅斯則認為自身對鄰國的外交走向擁有一定的發言權， 美國有意挑釁俄羅斯在周邊地區的戰略地位， 北約東擴蠶食了俄羅斯傳統上的“勢力範圍”。因此， 美國試圖將格魯吉亞、烏克蘭等納入北約和歐盟的行為不斷刺激俄羅斯採取反制措施， 導致美俄兩國逐步陷入“新冷戰”。
第三， 美俄兩國的戰略關係並不穩固。一方面， 美俄在不正面相對的代理人戰爭中發生衝突的概率增加。兩國如果在敘利亞、烏克蘭等地發生戰略意外或誤判， 雙方的代理人或盟友間的衝突可能升級為美俄之間的地區性小規模衝突。另一方面， 管控危機的穩定性降低。當前， 美國正在大力發展反導系統、全球快速打擊系統和網絡武器等， 俄羅斯不僅擔憂自身的戰略核威懾力， 尤其是二次打擊能力被削弱， 還對美國軍事技術發展的趨勢深感憂慮， 因而也不斷地開發研製現代化武器裝備， 加快建設戰略防禦體系。這將導致未來美俄面臨戰略危機時， 安全局勢升級壓力加劇， 局面失控的風險上升。
第四， 美俄兩國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的分歧難以彌合。在反恐問題上， 兩國雖然有共同利益， 並展開了一些合作， 但在很多問題上的認識仍有較大差距。例如， 雙方對敘利亞恐怖分子的定義仍有差別， 俄羅斯眼中的一些恐怖分子是美國支持的武裝反對派， 雙方目前的合作只能算是權宜之計。隨著“伊斯蘭國”走向潰敗， 新的焦慮與隱患正在迅速浮上水面， 若不能維護合作成果、延續合作精神， 雙方在昔日“聯合反恐”的合作下掩蓋的利益分歧、立場對立、戰略對抗、地緣爭奪的矛盾可能凸顯。在網絡安全問題上， 雙方的矛盾也愈演愈烈。俄羅斯指責美國壟斷網絡基礎設施， 並對其開展網絡攻擊， 妄圖建立網絡霸權。美國也指責俄羅斯有官方背景的黑客對美國政府和企業持續發起攻擊。這種指責在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達到高潮， 雙方在網絡安全方面的矛盾不斷被激化。
在國際舞臺上， 互利互補、相互依賴的經貿合作關係能在大國間的雙邊關係中發揮“穩定器”的作用。例如， 中美強大的經濟紐帶就在兩國關係中起到了“壓艙石”的作用。 然而， 美俄關係缺乏這種條件， 兩國經貿關係薄弱， 互補性也不強。只要美國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長期存在， 兩國的經貿關係就很難取得突破性進展。烏克蘭危機後， 美國還暫停了兩國之間的官方經濟合作渠道， 包括雙邊貿易和投資工作小組。
據美國官方統計， 2016年美國對俄羅斯的貨物出口額約為57.92億美元， 自2013年達到111.4億美元后逐年下降。 據俄羅斯官方數據， 2016年俄美兩國的貿易總額為202.8億美元， 在兩國外貿總額中的佔比都很小， 無法為兩國的政治關係兜底。此外， 特朗普政府十分重視美國的石油和天然氣開發， 欲使美國成為重要的化石能源出口國， 而俄羅斯的經濟十分依賴能源出口。未來， 不排除俄美兩國在能源方面存在激烈競爭的可能性。
另外， 歐洲這一“第三方因素”也使美俄之間的戰略博弈更為複雜。一方面， 歐洲對俄羅斯的戰略疑慮依舊存在， 成為美國改善對俄關係必須考慮的外部因素。雖然自克里米亞事件以後， 歐俄關係在近期整體有所改善， 但歐洲東部國家依然對俄羅斯“心有餘悸”。特朗普當選後， 歐洲擔憂美俄會快速接近， 繞過歐洲達成某種“大交易”， 進而損害歐洲的整體利益。特朗普在上任後三次出訪歐洲， 參加北約峰會、七國集團領導人峰會等多邊機制， 並接待歐洲各國和歐盟機構領導人來訪， 國務卿蒂勒森、國防部長馬蒂斯也訪問了歐洲， 發出鞏固美歐同盟的呼籲。通過高層交往， 美歐之間在俄羅斯問題上的立場逐漸接近， 特朗普放棄了“北約無用論”。特朗普在7月訪問波蘭時發表演講， 強調“強大的歐洲是西方之福”， 並敦促俄羅斯“停止在烏克蘭和其他地區造成不穩定的行為”。 另一方面， 當美俄的戰略博弈觸及歐洲的利益時， 歐盟會表達不滿和憂慮， 希望美俄關係能守住底線， 美俄兩國的博弈不能破壞歐洲地區的發展與穩定。
歐盟所持的矛盾複雜心態在對待制裁俄羅斯的問題上表現得淋漓盡致。特朗普贏得2016年美國大選後， 歐盟擔心特朗普執政後可能放鬆對俄羅斯的制裁， 於是在2016年12月， 率先決定延長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6個月， 以此向尚未執政的特朗普表明歐盟對俄羅斯制裁的立場毫不動搖。英國、德國領導人發出的“美歐必須聯手對俄羅斯保持壓力”等的倡議， 均是對特朗普政府的“喊話”。東歐、波羅的海的部分沿岸國家甚至認為， 美俄緩和關係和2017年歐洲多個國家舉行大選， 將為俄羅斯創造“可乘之機”。但在2017年8月， 特朗普正式簽署包含對俄羅斯的強硬經濟制裁的法案後， 歐盟又認為美國的制裁手段過於強硬， 傷害了歐洲的能源和安全利益， 警告“美國優先”並不等同於“歐洲最後”， 並考慮採取相應反制措施。
▍美俄關係前景展望
由於上述各種力量博弈的存在， 美俄關係短期內很難發生實質性好轉， 更不可能發生質變， 或是出現兩國結盟對抗中國的情況。但同時， 美俄關係也不會出現冷戰時期那樣的全局性對抗。這主要是因為俄羅斯不再是蘇聯， 其實力下降使得兩極格局不可能再現， 當今的世界格局和美俄關係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改變， 兩國戰略博弈的性質與冷戰時期並不相同。美俄當前的“新冷戰”態勢雖然包含冷戰時期的博弈成分， 但並不存在經濟制度競爭或代理人戰爭， 兩國在一些地區安全問題上甚至還開展了有限合作。 在此基礎上， 僵而不死、鬥而不破將成為美俄關係的長期寫照， 循序漸進地謀求在具體問題上的有限合作與突破將成為兩國關係的努力方向。
首先， 美俄不會陷入集團式對抗。世界多極化趨勢已不可逆轉， 美國、歐盟、俄羅斯、中國等行為體之間既合作又互相制衡。俄羅斯雖然致力推動歐亞經濟聯盟， 但其戰略目標是將該聯盟打造成俄羅斯作為世界獨立一極地位的地緣基礎， 這本身就是確立俄羅斯在多極化世界中地位的舉措。俄羅斯無心更無力再發展一個和美國爭霸的聯盟。中國和俄羅斯雖然是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雙方在國際政治、安全事務中緊密合作， 但這是一種新型大國關係， 遠非以往的中蘇同盟。雖然北約和美國的全球同盟體系依然存在， 甚至比以前更強大， 在烏克蘭危機中齊心協力對抗俄羅斯。但正如特朗普多次強調的一樣， 俄羅斯不是北約唯一的目標， 反恐、難民等問題所帶來的現實挑戰更加嚴峻。
其次， 美俄不會陷入冷戰式的意識形態對抗。在蘇聯解體後， 俄羅斯已經完成國家轉軌， 至少在社會制度上成為西方式的“民主國家”， 持有既“光榮獨立”於西方又希望融入西方的矛盾心態。葉利欽時代自不待言， 他希望俄羅斯成為西方世界的一員。普京曾被認為是歐洲中心主義者， 嘗試在“平等夥伴關係”的基礎上將俄羅斯整合融入歐洲體系。甚至在烏克蘭危機爆發、俄歐關係急劇惡化的情況下， 普京仍然指出：“俄羅斯與歐洲屬於同一文明， 我們深層的價值觀並無二致。” 西方國家雖然認為俄羅斯的民主有缺陷， 甚至指責俄羅斯政府侵犯人權， 但並沒有像對待蘇聯一樣將俄羅斯徹底劃到意識形態的對立面。
再次， 美俄不會展開全方位的軍備競賽。烏克蘭危機後， 美俄兩國的軍事敵意有所上升， 均在歐洲東部加強軍力， 研發新型武器， 但這種態勢更多是戰術性的， 而非整體戰略的調整， 美俄都不會傾盡全力搞軍備競賽。美國的軍費2011年至2015年曾連續五年下滑， 2016年以來雖略有恢復， 但比最高年份仍有大約1000億美元的巨大差距。 俄羅斯正在推進軍事力量的全面現代化， 但由於經濟實力所限， 近年又陷入長期的經濟衰退或停滯， 軍事力量增長緩慢， 基本上處於“吃老本”的狀態。2015年和2016年， 俄羅斯的軍費不到700億美元， 只有美國的一成多， 與美國的軍費差距十分顯著， 這決定了美俄兩國不會針鋒相對地搞冷戰式的軍備競賽。不僅如此， 俄羅斯在多數領域仍在“吃老本”， 沒有趕上全球軍事革命的步伐， 與美國的差距越來越大， 只能在原有軍事裝備的基礎上修修補補。
最後， 美俄雙方不會像冷戰時期那樣在全球爭奪勢力範圍， 進行軍事“攤牌”的可能性很低。冷戰時期， 美蘇兩國在世界各個角落積極進行戰略爭奪， 以求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目前， 美俄兩國戰略博弈的主要區域是東歐、中東等地區， 且這種博弈並非針鋒相對， 而是帶有較強的間接性， 同時也蘊含著局部合作的可能。由於國力的限制， 俄羅斯無心也無力在全球範圍與美國競爭， 戰略目標不是與美國全面對抗。美國也已不將俄羅斯視為全球性的戰略對手， 即使在小布什以及奧巴馬任內， 兩國地緣政治博弈十分激烈的時期， 美國也無意針對俄羅斯動用軍事手段。因為一方面軍事舉措耗資巨大且難以獲得北約歐洲盟友的支持， 另一方面美國自身也面臨嚴峻的國內和國際問題， 而且由於在中東地區兩場戰爭的教訓， 美國國內對戰爭的厭倦感強烈， 沒有足夠的政治意願對俄羅斯採取軍事手段。
上述因素決定了雖然美俄之間爭鬥十分激烈， 互不信任根深蒂固， 在許多原則性問題上存在很大分歧， 但雙方依然能夠在擁有共同利益的具體問題上開展建設性合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中東地區合作反恐。自沙俄時期以來， 中東就一直是俄羅斯重點關注的地區。冷戰時期， 中東是美蘇爭霸的戰場之一， 敘利亞、埃及、伊拉克等國都曾是蘇聯的盟友。近年來， 俄羅斯著力重建在中東地區的影響， 尤其是2015年9月出兵敘利亞後， 俄羅斯在軍事上和戰略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再次佔據影響中東局勢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俄羅斯已經確保任何有關中東的重大國際決策都必須參與其中， 在敘利亞等問題上更是如此。
美俄兩國在敘利亞的戰略爭奪背景複雜， 有地緣上的博弈， 甚至事實上的代理人戰爭。但在當前中東亂局蔓延、反恐和難民問題嚴峻的大背景下， 美俄也有巨大的共同關切和利益。對美國而言， 自“9·11”以來， 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標一直是反恐， 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都是以反恐的名義發起。美俄雙方在反恐問題上一直擁有共同利益， 因此， 俄羅斯會允許美軍過境運送物資， 會配合美國解決伊核問題， 這都是雙方為了反恐大局和中東穩定所做之舉。對俄羅斯而言， 其南部有大量的穆斯林聚居區， 其中一些人受到極端思想的蠱惑， 投身恐怖主義活動， 使俄羅斯常年備受其擾。普京認為， 當前在敘利亞共有約4000名俄羅斯公民和5000名其他原蘇聯國家公民在敘利亞“聖戰”。這些受過訓練的恐怖分子如果迴流， 將對俄羅斯的安全造成巨大威脅。2017年4月， 聖彼得堡爆發恐怖襲擊， 恐怖分子就是來自中亞、與“伊斯蘭國”有聯繫的人員。
2017年以來， 美俄雙方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合作面大於競爭面。在美、俄、土耳其、伊朗四國的監督下， 三個“衝突降級區”內的停火基本得到了遵守。各方都將主要精力放在了打擊“伊斯蘭國”上。美國支持的“敘利亞民主軍”已經完全控制拉卡， 俄羅斯支持的敘利亞政府軍也完全收復了“伊斯蘭國”在敘利亞的最後主要據點阿布卡邁勒市。美俄的成功合作推動各方在打擊“伊斯蘭國”的過程中取得標誌性成果， 預示著當地反恐形勢正逐漸向好的方面發展。“伊斯蘭國”在短期內已經無法再次控制或奪回該地區多個重要城市或據點， 該地區的恐怖襲擊形式也將向“獨狼”式、零星式、流竄式轉變。
美俄雙方在對待敘利亞巴沙爾政府的態度上也有所趨近。雖然在2017年4月初， 特朗普突然命令美軍空襲了敘利亞機場， 在敘利亞戰爭爆發以來首次直接打擊敘利亞政府軍。但從美國的後續表現看， 此次空襲確如特朗普所言， 只是針對巴沙爾的有限懲罰。此後的幾個月內， 一方面， 美國增加了對北部“敘利亞民主軍”打擊“伊斯蘭國”的援助。9月中旬， 美國向以庫爾德武裝為首的“敘利亞民主軍”增加了3億美元的武器援助。另一方面， 美國降低了對敘利亞反對派武裝的支持力度。據美國《華盛頓郵報》披露， 在“特普會”舉行前的一個月左右， 特朗普在白宮會見中央情報局局長蓬佩奧、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後決定， 終止實施4年多的中情局秘密武裝和培訓敘利亞反對派的任務。
美俄在敘利亞問題上有一定程度的默契， 如果雙方能夠像此前達成伊核協議一樣尋找利益交匯點， 努力維持合作， 妥善管控可能出現的衝突， 甚至在敘利亞乃至中東政治安排中展開協調， 或將為美俄關係發展帶來一種新的模式：不追求“大交易”或是全球範圍內的夥伴關係， 不再謀求一次又一次的“重啟”或“再重啟”兩國關係的緩和， 而是在雙方擁有共同利益的具體問題上開展有限合作， 同時， 在其他一些問題上不急於解決分歧。在核不擴散、網絡安全、朝核、阿富汗等問題上， 美俄雖有矛盾， 但也不乏共同利益。兩國若能通過有限的合作方式循序漸進， 從具體問題著手“以點帶面”， 在確保雙邊關係不跌破底線的基礎上不斷開拓新的合作領域逐步積累戰略互信， 美俄關係就有可能最終實現融冰， 而不是急於轉圜， 期待太高， 卻一再跌入“重啟、失敗、再重啟”的歷史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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