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可訂閱《文化縱橫》2018年6月刊。
基因工程、尋找暗物質、量子計算和通信、人工智能、腦科學——潛在的顛覆性研究列表還在不斷擴增。其中每一項研究都對未來的產業、國防技術以及理解人的本質具有重要意義。
而且，在這些領域取得的顯著成就並非來自西方的著名科學中心，而是來自北京、上海、合肥、深圳和許多其他中國城市，它們構成了中國廣泛的研究體系。不可避免地，問題出現了：中國實驗室正在創造多少未來？
中美兩國目前的貿易談判使中國迅速發展的技術能力受到更大重視。由於中國的目標是在新興關鍵技術領域上取得領先地位，美國很快就將中國的大部分進步歸結於竊取美國知識產權和強制技術轉讓。但是，作為一個多年來一直關注中國科學發展的人，我看到了中國自身創新能力的顯著提升，以及它所尋求掌握的知識密集型產業取得成功所需的科學基礎。
在追求科學成就的過程中，中國的研發支出在過去二十年中迅速增長。它現在僅次於美國。中國已成為世界科學和工程文獻的主要貢獻者，來自中國的論文也在特定的領域被越來越多地引用。
來自政府的高額科學預算使中國能夠在許多領域建立世界一流的設施。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研究團體之一，現在，高質量的國內大學課程以及從國外帶著世界頂尖大學的高級學位回國的科學家則進一步充實了中國的科研能力。
但是，中國的科學事業是如何組織起來的呢？誰確定優先事項？其治理機制能否持續發展？
▍中國科學研究體系
美國的基礎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學，那裡有很強的企業研發傳統，政府實驗室的研究支持著政府機構的使命。相比之下，中國的科學制度安排反映出一種不同的設計。
儘管每一門學科都進行了廣泛的改革，但今天中國的科學研究仍然主要在五個機構部門內進行。
中國科學院（CAS）是一個20世紀50年代的遺留機構，管理著包括中國“大科學”設施在內的約120所研究所和3所高等教育機構。在經歷了過去二十年的一系列改革之後，其許多實驗室的科學家現在都在從事世界級的研究，涉及了一系列學科，包括量子物理學、數學和神經科學。
大學是第二個制度體系，頂尖大學與中科院爭奪著人才和聲望。在改革前，以大學為基礎的研究沒有受到重視。但在過去二十年中，中國的頂尖大學已成為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重要中心，同時也在促進一種支持高科技創業的文化。
中國的工業企業是第三個制度部門。在過去二十年中，兩個最重大變化是以公司為基礎的研發的增長，特別是在信息和通信技術領域，以及非國有、以市場為導向的高科技公司的出現。目前，企業研發支出約佔全國總支出的80％。
政府部門下屬的政府研究機構，例如農業、公共衛生、環境保護、自然資源等，構成了第四個系統。
最後，軍事科技研發構成了第五個體系，其中大部分仍然不透明。它與民事部門合作，在軍民融合政策的指導下，正在構建日益複雜的國防系統。
在過去幾年中，中國政府出臺鼓勵跨部門合作研究的政策。特別是，受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國家實驗室的啟發，中國建立國家實驗室和其他大型國家研究中心。這些跨學科並關注重點問題的新機構，正在進行世界級的研究。例如，合肥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就是量子物理和量子信息研究領域的佼佼者。
政府還支持在中國領先企業中建立大型政府所有的國家研究中心。例如，語音識別技術領域領導者科大訊飛承建認知智能國家重點實驗室，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負責建設天然氣水合物國家重點實驗室。
▍自上而下的鼓勵政策
當前，美國政府還沒有明確的科技政策，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對全球科學領導力的追求是由其最高政治領導人推動的。他們認為，中國未來的財富和權力來自其研發和創新能力。
因此，中國科學政策的特點是其非常強調由自上而下的設計過程所定義的國家需求。在國家層面，研究經費變得更加集中。現在，它通過由中國科學技術部（MOST）管理的國家計劃或“平臺”進行引導。這些確實允許“自下而上”的調查員發起的提案的存在，並且其正在努力加強對研究項目的專業審查與評估。儘管如此，資金體系仍然具有明顯的政府導向。
國家科學政策的主題也體現在地方政府的倡議中，其中，許多地方政府已成為國家新研究設施建設的主要研發資助者和合作夥伴。
對國家需求的重視使研究偏離基礎科學。然而，近年來，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已經認識到，要想取得科學產業的領導地位，就需要在國際前沿進行基礎研究。因此，中國對基礎研究的財政支持正在增加。
但是，今年3月的一次頗具爭議的行政重組改變中國支持基礎科學的重點機構——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NSFC）的地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已不再是中國國務院下屬的獨立機構，而是隸屬於科技部的一個行政機構。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被視為通過原始研究人員驅動、同行審評，推動基礎科學研究的先驅。科學界的成員擔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運作將桎梏於科技部以應用為導向的官僚程序。
▍社會主義科學
中國渴望在科學研究領域取得領先地位，並採取積極的科學政策來支持這一願望，這是在一個與其他有著強大科學傳統的國家迥然不同的政治環境中發生的。
在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的領導下，這種分歧變得更加突出。儘管最高領導人加強對科學的政治支持，但他也改變政治氣候，堅持要求學術界做出更高的意識形態承諾。
結合中國悠久的官僚統治傳統，這些舉措確立科學—國家關係的模式，並使中國的科學發展更為普遍。其他科學領先的主要國家都擁有基於法律和保護人權、基於自由和公開交流以及民間社會傳統的政治制度，這些制度允許專業協會保持自主運作。
可以說，中國模式在過去30年的科技發展中相當成功地“追趕”上。中國肯定已經趕上某些領域，在一些領域，中國也正在向前沿邁進。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科學—國家關係模式是否適合於領導層所設想的那種原創創新和創造性科學突破，以及如何處理新技術所引起的複雜倫理問題，都將成為關於中國未來更引人注目的問題之一。
本文原載"全球創新論壇"。圖片來自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獲得許可。
文化縱橫
打賞不設上限， 支持文化重建
（長按識別二維碼打賞）
進入微店
本文已參與“最佳評論計劃”，入選留言者，有機會獲得贈書
閱讀更多 文化縱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