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孫弘（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21年），名弘，字季，齊地菑川人（今山東壽光南紀臺鄉人），他出身貧寒，曾在海邊牧豕為生，早年曾任獄吏，因罪被免職。40歲時開始研究《春秋公羊傳》。
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即位，60歲的公孫弘，以賢良被徵為博士。後因出使匈奴不合帝意再被免職。公元前130年（元光五年），詔令徵求文學儒士，淄川國推舉公孫弘應詔，其策奏被漢武帝選為第一，召見後拜為博士。十年之中，從待詔金馬門擢升為三公之首，封平津侯。公孫弘是西漢建立以來第一位以丞相封侯者，為西漢後來“以丞相褒侯”開創先例。其在職期間，廣招賢士，關注民生，併為儒學的推廣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曾著有《公孫弘》十篇，現已失佚。
公孫弘“恢奇多聞”，通曉文書法律，並以儒術加以文飾。在朝議事，善於體察武帝心意，提出多種意見以供選擇；如果不合旨意，並不堅持己見，因此頗受武帝賞識，不久被提升為左內史。他常為順從皇帝而改變原來商定的議案，因而遭到一些王公大臣的非議，但武帝反倒“益厚遇之”。公孫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陽善陰惡。生活節儉，雖俸祿豐厚，仍布被粗食，而以大部俸祿供養故人賓客。
公孫弘與人相處也有偽善陰險的一面。在奏事前，“嘗與公卿約議”，但臨到奏事時卻常常為了順從皇帝的意思，而改變原來商定的議案。因而遭到一些王公大臣的非議。主爵都尉汲黯曾當庭詰責說：“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漢武帝隨即問公孫弘，弘回答說：“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漢武帝不但不責怪他，反倒“益厚遇之”。公元前。126年為御史大夫，兩年後拜為丞相，封平津侯。元狩二年（前121年）春三月戊寅，做了6年丞相的公孫弘薨於任上，諡號獻。
公孫弘的儒學貢獻。漢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公孫弘提出並擬定了為“五經博士”設弟子員的措施，以及為在職官員制定了以儒家經學、禮義為標準的升官辦法和補官條件。內容大致可歸納為如下四個要點：1、遵循“三代之道”，以實現天下“教化”為務，先辦好中央官學，而後推廣於地方；2、規定為博士官設置正式弟子五十人。由太常擇民十八歲以上，儀狀端正者充任博士弟子，免除他們所擔負的國家徭役賦稅；3、設“受業如弟子”的旁聽生。由郡國、縣道邑推薦“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的優秀青年，經郡守、王相審查屬實後送報太常，成為旁聽生。旁聽生沒有定員；4、定期的考核及任用制度。規定滿一年後舉行考試，如能通一經以上的，就補文學。
公孫弘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他居相位之時，上書請立太學，對儒學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他又不是單純的儒家，他的思想中滲進了不少法家成分。他以儒術緣飾文法，將二者巧妙地結合在一起併成功地應用於國家治理的實踐，他的思想對西漢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作為御史大夫，公孫弘審理遊俠郭解案件，將聲名顯赫的郭解斬首示眾；在卜式的問題上，他建議漢武帝不要因為奸佞小人的行為而擾亂了國家的法令；參與查辦主父偃案件，將主父偃推入深淵；審理淮南、衡山王謀反案，迫使二人自殺。雖然學術界對公孫弘的性格和人品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然而縱觀公孫弘的思想理論與實踐，他綜合儒、法思想，將先秦法家的思想精華融入到新的儒學體系之中，並將其積極應用於國家治理的具體實踐，這種儒法雜糅的思維觀念對漢代社會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他對西漢乃至中國思想史的發展作出的歷史貢獻應予以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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