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1890～1939)全名亨利·諾爾曼·白求恩。加拿大人。1914年畢業於多倫多大學醫科，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遂參加加拿大遠征軍，轉戰英、法、比利時等國。後負傷回國繼續讀書，1916年獲醫學博士學位。1917年再次入伍，先後在加拿大海軍、空軍服役。1918年戰爭結束後在西歐六國學習、實習，1923年被選為英國皇家外科學會會員，1928年冬起在美國、加拿大行醫，1935年當選美國胸外科協會理事。同年7月，前往蘇聯列寧格勒參加國際生理大會，11月秘密加入了加拿大共產黨。1936年8月，德、意法西斯武裝干涉西班牙革命，白求恩隨加拿大志願軍前往戰火紛飛的馬德里，為西班牙人民的正義事業服務。他卓有成效的戰地治療，使西班牙共和國各戰區傷員的死亡率減少了3/4，被譽為西班牙軍事醫學的偉大創造。19 37年6月回國。未幾，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白求恩認為，中國戰場對醫生的需求比西班牙更為迫切。於是，他放棄了重返馬德里的計劃，建議並請求加拿大共產黨派遣醫療隊前往中國。接著，他先到紐約國際援華委員會，進行各項準備工作。193 8年1月8日，白求恩受加拿大和平民主同盟和美國和平民主同盟等組織的派遣，率領加美援華醫療隊離開溫哥華向中國進發。他在船上給妻子弗朗西絲的信中說：“我現在到中國去，因為我覺得那兒是需要最迫切的地方，也是我最能發揮作用的地方。”1月23日抵達武漢，同八路軍武漢辦事處聯絡員王炳南取得了聯繫，急迫地要求“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去”。3月21日到西安，下榻八路軍西安辦事處，恰遇同住西安“八辦”的張克俠突發急性闌尾炎。白求恩便在地下室架起簡易手術檯給張做了手術。
3月底，白求恩率領醫療隊到達延安的第二天晚上，便受到毛澤東的接見。白求恩把他的加拿大共產黨員證書交給毛澤東，毛澤東鄭重地接過去說：“我們將把你的組織關係轉到中國共產黨內來”。白求恩向毛澤東表示，他最能發揮作用的方式，是組織戰地醫療隊，在前線搶救重傷員。“我敢說，如果立刻動手術，這類傷員中的百分之七十五一定可以復原。”毛澤東同意這個建議，請白求恩立即組織八路軍第一戰地醫療隊。那晚，毛興致勃勃地就土法藏血、國際形勢、中國抗日戰爭的進程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綱領等問題，同白求恩交談了三個小時。白求恩在當天的日記裡寫下了他初見毛澤東的印象：“我現在明白為什麼毛澤東那樣感動每一個和他見面的人。這是一個巨人!他是我們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之後數日，白求恩在美國醫生馬海德和傅連日章陪同下，參觀了延安的醫院。在陝甘寧邊區醫院，他一個一個病房挨著看，並和傷員談話，作詳細記錄。當看到醫院為日本戰俘治傷時稱讚說：“你們真了不起，日本必敗，中國必勝!”白求恩還做了幾例手術表演，如膝關節手術和摘除扁桃腺手術，器械僅有一把刀子，兩把鑷子，一個開口器，幾個棉球，幾分鐘就順利結束了。非常成功。接著，白求恩來到距延安17.5公里的拐峁八路軍野戰醫院。這裡設備也極為簡陋，是在一個手術隊基礎上創辦起來的，醫護人員對所有從前方轉來的傷員一一進行檢查，發現受傷多半是大小腿部，由於料理不及時，很多戰士成了殘廢。白求恩詳細詢問，得知傷員從前線轉到延安需要一個月時間，加上在擔架和馬車上顛晃是戰士殘廢的原因所在後，立即提出醫療隊上前方的請求。八路軍衛生部考慮到白求恩年近半百，前線條件艱苦，要留他在延安工作。白求恩說：“我不是來享受的，優厚的物質生活我早就有了，但為了理想我都拋棄了!需要照顧的是傷員，不是我。”
當年的“五一”節後，經毛澤東批准，白求恩和從武漢到陝北度假的加拿大醫生理查德·布朗從延安出發，巡視陝北和晉察冀根據地的戰地醫院。他們乘汽車經清澗、綏德到達米脂，又徒步經佳縣到達神木賀家川八路軍一二○師醫院駐地。未及吃飯，便吵著要醫院帶他去看傷員。這裡的條件比延安更差，175個傷員分住在老鄉家的窯洞裡，最好的病床是鋪著草的土炕；醫務人員雖然工作勤奮，但沒有受過專業訓練；既沒有正規的手術室，也沒有外科手術器械和-藥，甚至連紗布繃帶都極為匱乏。他十分焦急，馬上給紐約國際援華委員會寫信，請求每月撥來1000美元的經費，以購買藥品和器材；同時給毛澤東寫了巡視醫院的報告，希望早日改善醫療條件，還再次要求上前線，及時為傷員治療。
5月底，醫療隊來到了抗日前線晉察冀邊區。他首先發動醫務人員和當地群眾在松巖口創辦了抗日根據地第一所模範醫院，並開辦了附屬衛生學校，培養醫生和護士。建院第一週，他就為521名傷員做了檢查，又連續4周為147名傷員做了手術。7月，白求恩被任命為晉察冀軍區衛生部顧問。他在抗日前線一年零五個月，真正做到了“哪裡戰鬥最激烈，哪裡有傷員，他就出現在哪裡”，無數個傷員由於他的精湛醫術和精心治療而恢復健康重返前線。1939年10月28日，白求恩在搶救從摩天嶺戰場上抬下來的傷員時，不幸劃破了左手中指，但仍繼續堅持工作。11月初，他帶領手術隊趕赴甘河淨分區醫院，發現一個頭部負傷、患了頸部丹毒合併蜂窩組織炎的傷員。他知道，這種病若不立即手術，便有生命危險，於是立即投入搶救。傷員脫險了，他自己手上的傷口卻受到了這種病毒的感染，到了分區醫院便發起高燒。可他一聲不吭，帶著高燒、病痛，仍然夜以繼日地搶救從黃土嶺戰鬥中下來的傷員。聶榮臻要楊成武動員他及早到後方醫院治療，他說：“不必了，我是醫生，我知道我患的是膿毒敗血症，能用的辦法都用了，還是讓我抓緊時間多搶救幾個傷員吧!”在不得不服從“命令”的情況下，他才無可奈何地離開了工作崗位。由於病情惡化，同年11月12日與世長辭。
臨終前，他在給聶榮臻司令員的遺書中寫道：“我在這裡十分快樂，我惟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貢獻。請轉告毛澤東主席，感謝他的中國共產黨給我的幫助。在毛澤東主席的領導下，中國人民一定會獲得解放。”他犧牲後，晉察冀邊區舉行隆重追悼大會；12月21日，毛澤東寫了《紀念白求恩》一文，號召每一箇中國共產黨黨員都要學習白求恩“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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