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FIRST影展迎來了自己的首個本命年。
儘管與李子為心心念唸的“百年老店”還有88年，但在這首個12年裡，FIRST影展無疑成為了華語新銳導演聚集陣地。
由此走出的新生代電影人——《我不是藥神》的導演文牧野、《邪不壓正》的編劇之一李非、《暴裂無聲》的導演忻鈺坤等等，無不讓人們看到了華語電影的多元及諸多可能性。
在今年影展舉行的“‘類型’與‘作者’的二元對話”產業論壇上，這些青年導演坦露心聲，繼續尋找著自己的未來之路，當然也面臨著擁抱資本和市場的機遇和挑戰。
進退之間的視野與格局
僅僅一年時間，很多曾經默默無聞的年輕人，就因結緣FIRST，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比如，忻鈺坤拍了他自己最想要的暗黑風的《暴裂無聲》；《命運速遞》的導演李非，成為了姜文電影《邪不壓正》的編劇之一，而他的第二部電影也將由姜文出任監製；文牧野則憑藉《我不是藥神》一躍成為了中國電影票房最高的新銳導演……
“進還是退”，這是忻鈺坤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他也在用自身的經歷證明，在FIRST平臺斬獲獎項是個不錯的起點（早在2014年第八屆FIRST青年電影展上，他憑藉《心迷宮》獲得最佳導演獎和最佳劇情長片獎），這在短時間內會吸引來更多的資源，但是自己究竟要做什麼樣的電影，需要什麼樣的資源匹配，用什麼樣的形式來完成影片，這一系列的問題都要想清楚，而且很重要。
▲忻鈺坤（右） 《暴裂無聲》導演
在忻鈺坤看來，這也是所有參與競賽單元的導演都會面臨的問題。他以自己舉例稱，《心迷宮》後他一時難以擁抱當時的電影市場和產業。作為一位冷靜的創作者，他一直非常清楚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他退回FIRST陣營，和FIRST並馳計劃完成了他的第二部作品《暴裂無聲》，這並不是一個重型投資的工業化電影，更像一個精耕細作的作品。
文牧野是在論壇開始後才匆匆抵達會場的，他開玩笑稱自己是個“沒心沒肺”的導演，《藥神》的30億票房並沒有影響自己太多的節奏，他的發言依舊精準，只是神情中多了些謹慎。
▲文牧野 《我不是藥神》導演
文牧野坦言自己是特別憑直覺判斷的一個人，在項目洽談過程中，文牧野的態度一直很明確，片方和合作者一定不是扶持的關係，“如果片方對合作者一直以扶持態度自居，項目後期肯定會出問題”。
“青年導演最重要的是打開，格局變大，接受一切以前接受不了的。”所以，他期望自己以甲方心態去對待作方，雙方都要報以合作的心態。
直到他遇到甯浩，後者的壞猴子計劃所展現出的“陪練”以及給青年導演當陪跑的態度，讓文牧野感到很舒適，也有很強的安全感，“能想到這一點的製片人，會讓後面的工作很健康”。
自我表達與市場的博弈
同樣從FIRST走出來的李非，遇到了姜文，至今已經合作了兩年，“我現在正在籌備個人的第二部電影，姜文導演是監製”。
▲《命運速遞》導演李非（左）與姜文（右）
回憶自己的處女作製作歷程，李非表示，自己在那時候，對類型、作者，甚至產業，都沒有琢磨過。對他來說，能有一筆錢找到他，讓他來拍電影，就已經很滿足了。但到第二次拍的時候，李非坦言，自己不得不去思考自己到底要拍一個什麼樣的片子了。
在李非看來，票房預期是可以有的，“對於真正的創作者來說，票房這事不是說不想，但也只是想想而已，還是要尊重製作規律，尊重類型片的規律，去做劇本、去拍，儘可能做好一個片子，才是創作者應該做的事”。
文牧野認為，要看重作品的定性和定調，想做一個東西的時候，得先知道用鋼筆寫，用鉛筆寫，還是用蠟筆寫，但是青年導演經常犯的錯是用蠟筆寫鋼筆字，再比如說“不能在西餐廳吃方便麵，要保證不能串味。”
“導演首先是匠人，然後才是藝術家，這是一個此消彼漲的關係。”文牧野覺得每個人都應該找準自己的位置，不能既想要市場，又想要好的藝術作品，應該找到一個平衡點。
▲《我不是藥神》引爆了這個夏天！截至發稿，電影上映30天票房高達30.65億元，豆瓣評分8.9。
忻鈺坤則表示，作品的自我表達和市場需求並不矛盾。他以《暴裂無聲》為例，電影總要有一個接受方，不能對天喊。導演也希望更多的觀眾看到它，所以在做的時候，兩個維度都有著很重要的參考作用。
“影片是線性的，不斷積累和變化的，只有到最後一個結點，才能有不同的感受。如果一開始就透露最想要說的事，就很難實現，或者被大眾認知。”忻鈺坤說。
個人和規律，也是一個感性和理性的關係。文牧野坦言，《我不是藥神》中一切類型化的東西都是自己想要的，沒有一個是為追求市場而強做的，“最深層的一定要聽從自己內心。如果拍一個自己想拍的東西，還要加一個類型化的東西，生往上套，必然不會舒服。”
金牌監製的把脈與藥方
在資深監製陳國富看來，導演其實沒有新導演或者資深導演之分，“不是說導演新，或者是處女作，就要去質疑，也絕對不是成熟的導演就更得心應手，這和每個人的心理素質、以及他對電影的理解有關”。
▲陳國富 著名導演、監製、製片人
有一些導演一直在跟自己對話，希望能夠獲得足夠的資源以便讓自己的聲音可以發出來。他可能是執拗的，甚至有點偏執，可能在工作過程當中就會有一些各色，但這不是問題，因為有多少種人就有多少種導演。
陳國富參與的項目中，有一半面對的是青年導演。“當對一個項目和導演負責時，必然要投入感情，把它當做自己的小孩，不能若即若離。”同時，他也認為，導演才是第一個需要為作品負責任的，製片人或監製的參與感可以形容為，“他跟小孩的臍帶是要剪掉的，因為要把他送進學校，讓他進入社會，那是導演愛著的那個小孩來接受其他觀眾的觀評。”
在與青年導演的合作中，陳國富提倡讓新銳導演能看到另外一種可能性，讓他們參考這樣有沒有更好一些，而不是否定他們的工作成果，也不是把創作的權利從他們手上奪走。
臺灣資深製片人葉如芬在與新導演相處時，感受到50%的新導演都是固執的，“他們都是假裝聽話，其實沒有”，甚至常常產生一種“被迫害妄想症”。
▲葉如芬 臺灣資深電影監製和製作人
青年導演出錯頻率較高的癥結在於，新導演想要的東西太多，覺得好不容易有一個作品可以拍，就要把所有想做的東西、所有拍過的電影形式都能擺進去，這樣的結果一定是個災難。
為此，陳國富建議，青年導演要對自己擅長什麼、不擅長什麼有清晰的認識，更要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找到一個好的製片人和監製、或者有商業思維的人跟青年導演組成一個CP，是對作品本身最好平衡性的保證；青年導演的作品要有一定的延續性和迭代，下一部作品一定要對上一部作品在哪些方面有意圖做改進和升級，直到成熟為止。
“青年電影創作者最初的能量和靈感是非常重要的。”在葉如芬看來，這份靈感要跟當初奮不顧身想要拍電影的勇氣一直存在，而且堅持住，就一定能從限制裡找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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