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在一篇文章中，我談到了滴滴順風車的產品設計有問題，當時的結論是“這樣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順風車車主之間能共享評價，甚至直接判斷乘客的顏值了。這本來就是一種給車主玩的模式，只要這樣才能在價格沒有競爭力的情況下，吸引車主加入。好比網絡遊戲“把不付費用戶提供給付費用戶當遊戲道具”的思路，實質就是物化一部分用戶來製造權力差異”。
同一天，微博賬號@新媒體女性 發微博稱：社交媒體上不斷有網友爆出，滴滴順風車產品定位、互評體系存在巨大問題。2015年6月1日順風車業務上線後，產品宣傳便大推“標籤”特色，並曾在全國範圍內開展“820我們約會吧”大型移動相親活動。據悉，此舉是讓“兩個陌生人進入同一個車廂，在行車過程中不斷熟悉對方”的新陌生人社交模式。據新京報採訪，有男性順風車主坦言自己只接女性乘客，在決定是否接單時，會看以往車主對乘客的評價，“醜的不接”。另據澎湃報道，有資料顯示當前涉及滴滴司機犯罪的強姦案達11起。
現在互聯網上輿論的關注點，都集中到了滴滴順風車的產品設計，為了吸引車主尤其是男性車主加入順風車體系，滴滴在公共空間和私密空間結合的的士服務中加入兩性元素，作為營銷的買點，現在可以肯定，滴滴的這種模式是及其不負責任的。
這裡先不談順風車和網約車的區別，它們都是更廣泛的出租-共享車體系中的一部分，在這個領域中，滴滴有提供更好“質量”的動機，更好的質量意味著更高的價格。滴滴在收購快的和Uber中國之前能夠通過價格戰擴大市場，以至於最終收購快的和Uber中國，這背後是資本的瘋狂投入，有投入必然要求產出，這就要求一切以企業的利益為最高的原則，在市場經濟下，這本來無可厚非，然而對於特定領域而言，慎重一些似乎更重要。
做過滴滴車的人，能發現在副駕駛前面貼著滴滴對司機要求，大體而言，滴滴要求司機提供更舒適的環境，要求司機衣著光鮮。這是很多人支持滴滴反對傳統出租車的原因，但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滴滴此舉不單單是為了佔領更大的市場份額，實際上，滴滴這麼做的一部分的原因是通過提高質量來提高價格。這部分質量的提高，扭曲了市場，在顧客不知不覺中就支付了更多的錢，進而實現了限制供給的目的。
限制供給的結果使得價格進一步提高，現在滴滴網約車很少有優惠活動，如果不是美團進入網約車市場，滴滴的價格可能還會漲，甚至和出租車不相上下。除了價格上漲增加收益外，通過細分市場而佔領更大的市場份額，是滴滴打造自己的出行體系必然要做的事，這是資本的要求。順風車業務的開展體現了滴滴在出行領域的雄心和抱負，價格相對而言更低的順風車吸引了相當一部分“能夠承受風險”的人群，這裡之所以加引號，是因為能夠承受風險的人，並不一定意識到這個風險。原因就在於順風車和快車的雙軌模式，同一個平臺卻並行著兩種截然不同的邏輯，給了司機套利的空間，而乘客並沒有太多精力去識別順風車和快車之間的根本性差異。
相較於順風車，網約車的安全性更高，為什麼順風車就不能做到這一點呢？上面提到網約車通過提高質量，導致價格上漲，最終扭曲市場。順風車低廉的價格是滴滴在出行領域的生態佈局，只有這樣才能在接下來的競爭中保持對對手的遙遙領先。低價格導致無法在質量、舒適度和安全上進行充分的投入，比如一鍵報警和人臉識別（這次事件中人臉識別無效可以窺見端倪）等，既然這樣，滴滴乾脆選擇走了社交這條路線，滴滴的選擇忽視了的士空間兼具公共空間和私密空間的雙重要求，而且線上社交都是一段時間後才走到線下的，滴滴的產品定位註定只能一上來就是線下，安全或許不是順風車的第一考量。安全重要嗎？對於乘客而言，對安全的偏好是第一位的，對於滴滴可能就不一定了。
這裡有一個類似的案例，上世紀七十年的福特Pinto事件。
1978年8月10日，一輛福特斑馬（Ford Pinto）在印第安娜州公路上，由於車尾被撞，導致油箱爆炸，車上的三個青少女當場死亡。這款車問世之後的7年當中，就有將近50場有關車尾被撞爆炸事件的官司。這一次福特公司將面臨刑事訴訟，設計工程師及管理者，可能會因嚴重忽視乘客的生命，而有牢獄之災。油箱設計有瑕疵，不符合公認的工程標準。審判時，法官認為工程師設計時，已意識到設計的危險性，但管理者為了使車款以較便宜的價格及時上市，只好迫使工程師使用該設計。設計工程師必須衡量他們對乘客及對上司的責任和義務，在乘客安全與成本的考慮之間取捨。福特這裡做了會計成本效益分析，來決定是否值得加裝一個特殊的保護裝置來保護油箱，防止它爆炸。
他們當時是這樣計算的：如果要生產1,100萬輛家用轎車和150萬輛卡車，那麼增加該附加裝置導致的成本為1億3,750萬美元。而假設充其量有180輛Pinto車的車主因事故而導致死亡，另外180位被燒傷，2,100輛汽車被燒燬。依據當時的普遍判例，福特公司將可能賠償每個死者20萬美元，每位燒傷者67,000美元，每輛汽車損失700美元。那麼，在不安裝附加安全設施的情況下，可能的最大支出僅為4,953萬美元。對比安裝油箱保護裝置所要花費的1億3,750萬美元，福特公司決定採取了省錢的方法。
這一證據的披露顯然激怒了陪審團。在訴訟後的一次採訪中，一名陪審團成員講述了陪審團是如何將懲罰性賠償定為1.25億美元的。由於不安裝必要的安全裝置的決定，福特公司節省了將近1億美元的成本。原告律師正是基於這一證據和計算提出了1億美元的賠償請求，而陪審團認為即使給予這一數額的賠償也並不意味著對福特汽車公司無視消費者生命安全的懲罰。所以陪審團要求在節省的總額中加上2,500萬美元，後面的這一數額才是真正具有了罰款的性質。
福特在1978年召回了150萬輛Pinto，並對油箱添加了額外的結構以保證Pinto不會起火。但是很遺憾，這無法彌補Pinto的聲譽，在1981年Pinto永遠的退出了市場。
福特在Pinto事件中用了一種典型的功利主義態度，添加附加裝置可以更安全，但是成本高於不添加裝置，導致交通事故後的賠償金，福特最終選擇了不添加。
功利主義思維最大的特徵就是利益最大化，利益第一位，安全的考量往往比不上真金白銀重要，我們在滴滴身上彷彿看到了類似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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