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崇效寺《青松紅杏圖》，說到張中行先生
李茂林
崇效寺
崇效寺始建於唐貞觀元年（627），昔為唐代劉濟舍宅所建，元代和明代都有大規模的修葺。明天順年間（1457—1464）重修，明嘉靖時（1522—1566）於寺中增建藏經閣。清初，崇效寺有大片棗樹，每至晚春，棗花盛開吸引諸多文人。清初詩人王士禎（王漁洋）稱崇效寺為棗花寺。
後來棗花寺又以丁香和牡丹出名，也吸引不少文人墨客。除了諸多的應時之花外，崇效寺還藏有一名畫——《青松紅杏圖》，據《燕都叢考》等史書記載，《青松紅杏圖》畫卷，為明末清初揚州人的智樸和尚所繪，智撲和尚俗姓張，乃明末年薊遼總督洪承疇的偏將，曾隨洪承疇督師迎戰清軍於關外的松山、杏山。洪承疇兵敗被俘，變節降清，而他偏不願隨洪承疇變節投降，遁入京東盤山寺出家為僧，取名智樸。他經歷了松山、杏山之役，親眼看到明軍將士慘死疆場，悲憤之餘，逐創作出了一幅影射松、杏二山戰役的《青松紅杏圖》。據《燕都叢考》一書記載，圖中“一老僧憑松而立，蒼枝蚪亙，紅杏夾之，一沙彌手執一芝立其下。”
此畫卷被清初王士禎看到親筆題寫了“青松紅杏圖”五個大字，又在卷下題寫了詩句。當時朱竹垞、王昊廬、查他山、陳香泉、孫松坪俱有題句。此後，凡文人墨客到崇效寺，都要瞻仰一下這幅珍貴的《青松紅杏圖》，並且在上面題詠。續題的人前後以千人計，其卷分為正副兩卷，粗如牛腰。題寫者中，歷代名人有紀曉嵐、洪亮吉、林則徐、李慈銘、王先謙、康有為、梁啟超、曾國藩直到魯迅。人稱“大觀”，堪稱京華之最！
20世紀40年代後期，張中行來參觀崇效寺，回去以後，細細地寫了一段文字，記載當時欣賞《青松紅杏圖》的情景，且看他在《崇效寺》一文中是怎麼記述的：
“記得是秋天，觀賞牡丹的人早已絕跡，寺裡很清靜，時間是上午，寺裡還準備了午齋。我這次去有目的，是看《青松紅杏圖》卷。寺裡招待的人很慷慨地拿出來，很粗的一個卷子，可見題詠之多。圖畫得平平。和尚畫青松，取其堅而不惑，意思明朗。兼畫紅杏，何所取義呢？也許是以形象表示‘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嗎？總之，這是因怪而奇。展看題詠，由清初到清末，有名的文人墨客包容不少，當作歷史的遺蹟，說是可珍重也不無理由。”（見張中行《負暄瑣話》中華書局2012年1月版，頁212）
張中行先生說：“和尚畫青松，取其堅而不惑，意思明朗。”卻又說：“兼畫紅杏，何所取義呢？”於是他認為此畫是“因怪而奇”。張中行先生寫此文的時間是改革開放以後了，他記敘的是年青時訪崇效寺之事，難道六七十年間他仍然抱此疑問？作為北京文人，不知《青松紅杏圖》含義所在，實在有點OUT了。難道張中行先生真的不曉得畫中紅杏之意義？還是另有疑問與高見？吾不得而知。由此，我倒懷疑起張中行先生是新派人物了，因為傳統文人不至於斯，五四後中國的假洋鬼子不明就裡是毫不足怪的。至今《宣武區志》關於崇效寺記述中就根本沒有沒有言及《青松紅杏圖》，清代具有官方意味的《日下舊聞考》在紹介崇效寺時提到那裡“棗樹千株”，“萬緣碑”“俶詭”，也沒提到寺內藏有的《青松紅杏圖》。此《青松紅杏圖》抑或只是滿清以後，大漢傳統文人之情結吧。
又讀到張中行先生的另一篇文章《滿井》——即袁宏道《滿井遊記》所言之北京安定門外之滿井。張中行先生說：“是個有砌石圍著的方形小池塘，即所謂‘井’，其中有水，即所謂‘滿’。” （見張中行《負暄瑣話》中華書局2012年1月版，頁233）老先生真有兩下子，本來北京人所說之“滿井”是指水溢而不噴湧之泉，是一專名詞，張中行先生卻要將“滿井”二字分別具體落實，能不貽笑方家乎？本人覺得張中行先生作為“洋派學者”，倒也擔得，視為傳統文人雅士，無乃貶低乎？貶低何在？在於責人“學於洋”而不得，老而“歸於土”也。
張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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