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在太長，怕你們看吐，就分上下吧，瞭解異域他國。
加蓬的木材行業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瞭解中國商人在非洲經營情況的絕佳案例。
一個國家的兩極分化
加蓬是位於赤道附近的中非小國，西鄰大西洋，北面和赤道幾內亞以及喀麥隆接壤，東面和南面則與剛果（布）相連，總面積26.8萬平方公里，約為16個北京的面積，人口總數約150萬，為北京海淀區人口的一半，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5.5人——中國的數字是140。因為地廣人稀，再加上石油和礦產資源豐富，使得加蓬的人均GDP購買力平價高達1.6萬美元，是中國的兩倍。
從北京飛加蓬需要在法蘭克福轉機。漢莎航空公司飛加蓬的波音737經過了改裝，機身長度的一半都是頭等艙，座位異常寬敞，後半部分的普通艙空間狹小，坐著極不舒服。我乘坐的這架航班一大半乘客都是白人，西裝革履的商人居多，沒有見到一個揹包客模樣的年輕旅遊者。我旁邊坐著兩位非政府組織成員，一位是搞生態旅遊的，另一位是搞環境保護的，兩人全都來自美國。
從空中看下去，加蓬就像是一棵巨大的花椰菜，一眼望不到邊。這個國家有85%的面積都被熱帶雨林覆蓋，剩下的也大都是熱帶草原，農業幾乎不存在，這就是為什麼這個國家的大部分食品都是從國外進口的原因，食品價格堪比歐美國家。
加蓬首都利伯維爾的國際機場很小，與中國的市級機場差不多。我和幾位中國記者同行，大家準備充分，順利地出了海關。後來知道，比我們先到的一撥人出了點小麻煩，一位學者忘帶黃熱病疫苗證書，被要求在機場現打疫苗。他據理力爭，最後交了罰款才被允許入境。
出了機場，一股熱浪迎面撲來，這是熱帶地區特有的溼熱空氣，讓人感覺懶洋洋的，提不起精神。車子出了機場，沿著濱海大道駛向市區，海灘上擠滿了人，男人們在烤肉，婦女們在閒聊，孩子們在踢球，一片祥和氣氛。路上車子不多，好車不少，而且大都是SUV，什麼牌子的都有。濱海大道的路面很乾淨，路兩邊的建築式樣新穎，有些甚至可以說非常怪異，顯然這座城市為各國的新銳建築師們提供了展示自己想象力的舞臺。
離開了這條濱海大道，高樓立刻就不見了，路兩邊的垃圾也多了起來。但是和其他非洲城市相比，馬路上的行人和小販都要少很多，乞討的人也不多。據說加蓬一半的人口都居住在首都，但這座城市竟然沒有公共汽車，普通人上下班只能走路，或者和其他人合乘一輛出租車。
我們的旅館位於一條幽靜的小街上，旁邊就是一家妓院，每天晚上都有妖豔的妓女站在街邊拉客。這家旅館是個兩層小樓，房內設施勉強相當於國內的三星水平，每晚要價3.5萬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簡稱非郎，1元人民幣相當於78非郎，3.5萬非郎相當於450元人民幣）。我的房間沒熱水，我以為這是因為熱帶地區不需要洗熱水澡，也就沒多問。
加蓬首都利伯維爾的一家理髮店 （攝於1984年）
旅館的老闆是個上海人，據說他還在利伯維爾開了數家旅館和百貨店，生意做得挺大。這位老闆的老家是江蘇鹽城，因此他找了好多鹽城的鄉親來幫忙，比如這家旅館的領班徐阿姨就是。徐阿姨看上去50多歲，普通話說得不是很好，法語只會幾個單詞，只能通過手勢和店夥計們交流。好在她的主要工作就是管賬，倒也很輕鬆。白天客人出門，徐阿姨沒事做，電視也看不懂，便和一位黑人女傭聊天，兩人連說帶比畫，居然能聊得興高采烈。
“這裡的黑人很奇怪，他們不好好工作，就知道享受。”徐阿姨對我如此描述她眼中的加蓬人，“比如這條街上的房子都很差，但他們都開好車。”
確實，如果只看衣著，你不會認為徐阿姨是小老闆。她穿得很隨便，上身永遠是一件汗衫，下面永遠是一條短褲，腳下永遠是一雙拖鞋，而這裡的工作人員穿得比她體面得多，白襯衫加皮鞋，像個白領。我後來發現，作為曾經的法國殖民地，加蓬人在很多地方模仿法國人的做派，比如早餐喜歡吃法棍喝咖啡，講究穿著，不善動手但嘴上功夫厲害，善於辯論。事實上，大部分加蓬人就連日常生活也不說本民族的語言了，而是一律用法語，這一點讓加蓬人接受起法國文化來基本上沒有障礙，連帶著對來自法國的一切基本上全盤接受。
但是，中國人的到來改變了這一切。在一個普通加蓬人看來，異族人來到這裡開店當老闆，這本身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利伯維爾有很多白種人都是這樣的。但是中國人不一樣，他們雖然是老闆，雖然也很有錢，但他們和員工們同吃同住，甚至比員工們工作還辛苦，這就不免讓人感到奇怪，甚至有些不適。
“曾經有個溫州人在雅溫得大街上賣小煎餅，被當地報紙爆炒了好多天。”新華社住喀麥隆記者站首席記者劉芳向我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其實這位溫州人當時剛剛到雅溫得，人生地不熟，需要一份容易上手的工作，這種情況再普通不過了。當他賺到一點錢後便很快改行，和其他溫州人一樣倒賣小商品去了，但這件事被喀麥隆媒體無限放大，被當做是中國人和當地窮人搶生意的案例。”
劉芳精通英法兩門外語，在中非的法語區生活了4年，對這裡的情況十分了解。她告訴我，別看加蓬的人均GDP很高，但普通加蓬人非常窮，一個從農村進城打工的加蓬男子每天只能掙2000多非郎，其中一半要用來給全家人買食品，而且也不是什麼法式大餐，而是麵包或者木薯之類的東西，加個雞蛋就算是開葷了。另一半工資用來看病，因為加蓬的醫療設施奇缺，看病非常昂貴。
晚上，我們一行人去一家當地人開的法式餐廳吃飯。利伯維爾找不到任何一家國際連鎖餐館，據說這是因為像麥當勞這類連鎖企業對加蓬人的管理水平不放心，擔心無法保證質量，不敢貿然來加蓬開店，所以整個首都除了法式餐館外就只能吃中餐了。這家法式餐廳內部裝飾得很好，服務也很周到，滿屋子食客全都是白人，一個黑人顧客都沒有。我點了一份簡單的烤魚，要價7000非郎，再加一瓶啤酒就超過了100元人民幣，這筆錢相當於一個普通加蓬打工者3天的工資。
席間，大家惡補了一下加蓬的歷史和地理知識。加蓬這地方最早是被葡萄牙水手發現的，利伯維爾港曾經是黑奴的重要交易場所。後來荷蘭、英國和法國殖民者先後佔領了這裡，利伯維爾一度是法國在赤道非洲的行政中心。1960年加蓬獨立，成立了加蓬共和國，並從法國移植過來了一整套行政體系，包括三權分立和議會制度等等，相當於跑步進入了民主社會。但是，自從共和國第一任老總統於1967年病故後，下一任總統哈吉·奧馬爾·邦戈·翁丁巴在這個寶座上一坐就是42年，對於一個民主國家而言這是一件不尋常的事情。而當老邦戈於2009年病故後，新選出來的總統居然是他的兒子阿里·邦戈·翁丁巴。這位新總統曾經留學美國，還娶了一位美國白人女子為妻。後來他決定回加蓬繼承父業，便和妻子離婚，又娶了一位法國白人女子為妻。從這個經歷來看，新總統似乎應該是一位非常親西方的人。
正是這位新總統，讓加蓬政府和中國商人之間的關係變得微妙了起來。
一個法案的兩種解讀
我們這次是應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的邀請，赴加蓬考察當地的林業發展現狀。加蓬的水資源與森林資源部（以下簡稱水森部）和WWF合作，在利伯維爾辦了一個專門針對中國企業的培訓班，向中國商人普及林業可持續發展和森林論證的相關知識，希望中國商人能夠遵守加蓬的法律法規，可持續地開發加蓬的林業資源。
自從獨立以來，加蓬的經濟支柱一直是石油和礦產，佔全國GDP的60%以上。石油收入讓加蓬政府變得非常有錢，據當地人說，有60%的加蓬人都或多或少地靠政府供養，這就是為什麼加蓬政府機關的官僚主義現象特別嚴重的原因。但是，剛剛上任的新總統比老總統更有眼光，他諮詢了專業人士，得知加蓬現有的原油儲備將在未來的15年內耗盡，必須立即找到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否則加蓬經濟難以為繼。加蓬的礦產資源還算豐富，但無論如何也無法代替石油的收益，於是他想到了林業。林業有兩個優點遠勝石油：第一，林業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加蓬林業僱傭的人數僅次於政府部門。第二，如果規劃得好，林業是典型的可持續行業，不必擔心有一天會消耗光。
利伯維爾通往蘭巴雷內的路上，停滿了運輸加蓬國樹奧古曼的大貨車
加蓬的林業資源潛力極大，其熱帶雨林不但盛產高價值古樹，而且因為靠海，運輸相對方便，成本低廉。法國木材商人看中了這一點，早在上世紀初期就在加蓬買了很多優質林地，開始往歐洲運木材。如今這些法國公司依靠當初的投資，幾乎壟斷了加蓬的木材行業。
上世紀80年代末，時任加蓬政府高官的中加混血政治家讓·平回溫州老家探親，順便邀請了一個家鄉的親戚來加蓬做木材生意，從此開啟了中國木材商人來加蓬經商的大門。此後，關於中國木材商人在加蓬違法砍樹的消息不斷出現在媒體上，引來了不少國際環保組織的密切關注，紛紛要求加蓬政府加強管理，保護這片珍貴的熱帶雨林。
說起來，加蓬的熱帶雨林之所以保存得很好，與老總統邦戈的專制統治有點關係。1999年，一位名叫麥克·費伊（Mike Fay）的美國生態學家徒步3200公里，穿越了整個非洲中部，沿途拍攝了大量照片，首次向世人展示了這塊全世界第二大熱帶雨林的美妙之處。老總統看了這些照片後被震撼了，於2002年下令在加蓬設立13個自然保護區，佔整個加蓬總面積的11%。保護區內禁止任何人類活動，違者嚴懲。這項法令在一夜之間就把加蓬從保護區比例非洲最低的國家變成了比例最高的非洲國家，被後人稱為“環保政變”（Conservation Coup）。
與此同時，加蓬於2001年出臺了新的森林法，為林業企業制定了很多規章制度。但是，由於各種原因，該法案執行不力，亂砍濫伐現象依然十分普遍。新總統阿里·邦戈上臺後沒多久，就頒佈了一項新的森林法修正案。新法案有兩條格外引人注目：第一，從2010年開始禁止一切原木出口，原木必須在加蓬境內加工成板材後才允許出口。第二，所有加蓬境內的林業公司必須在2012年底之前將所擁有的採伐區全部納入林地規劃程序，並在3年內完成林地規劃，否則就將收回採伐許可證。換句話說，很可能自2013年起就不再頒發新的採伐許可證了。
“新法令來得太突然了，比預定時間提前了一年半，搞得我們措手不及。”參加培訓班的一位來自廣東的木材商人黃沙（化名）對我抱怨說，“這個法令出臺前只諮詢了法國企業，沒有跟我們中國企業商量過。中國企業力量不夠，沒有發言權，人家不聽你的。新法規偏袒法國人，最終得益的都是法國企業。”
黃沙是加蓬林桑公司的老闆，該公司在加蓬擁有10萬公頃林地，應該算是典型的中小型民營企業。黃老闆為我詳細解釋了這兩條法案的出臺背景：第一條法案從表面上看是為了增加木材的附加值，順帶提高加蓬的就業率，對於加蓬老百姓來說應該說是有好處的。但是中國市場對木材有特殊需求，比如這裡有一種名叫巴西花梨（簡稱巴花）的千年古樹，紋理很美，中國人喜歡連樹皮帶白邊一起切下來當木紋貼片，也有一些人拿整塊木料做匾額、展示臺或者茶藝臺，這兩種用法都需要直接加工原木，但加蓬政府的法律強制要求所有木材加工廠都必須先取芯乾燥，然後鋸成板材才能出口，帶白邊出口是違法的。“這就等於把金條變成了薯條！”黃沙說。
第二條法案從環保的角度來看也是很合理的。所謂林地規劃指的是木材企業對一片森林的使用計劃。熱帶雨林的樹木生長較快，林地規劃通常做25年就可以了。具體說，企業通常會把所屬林地分為25個區，每年只進入一個區進行採伐，對於採伐樹木的種類和最小胸徑，以及運輸路徑和相應的動物保護措施等等也都必須事先做出計劃，種子樹不能砍，珍稀樹種也不能砍。林地規劃做好後上交水森部，批准後方可進行商業砍伐。
但在黃沙看來，這條規定讓已經有林子的企業得利，而後者基本上指的就是法國企業。後進來的中國企業有錢也買不到林地，便只能向法國企業買木頭。“我知道有家法國企業有100萬公頃林地，可只有一家象徵性的木材加工廠。”黃沙說，“他們根本就不想搞加工，而我們這些有加工廠卻沒林地的企業只能從他那裡買高價木頭。”
黃沙還向我表達了對加蓬政府的不滿：“加蓬政府的法律法規不健全，當初投資建廠時沒人查你，等你廠子建好了，有了固定資產，他們就來找你麻煩了。而且經常是我們所有手續都全，對方還是能找出理由說我們不合法，要罰款。”
廈門立德旺林業公司的老闆高作鵬補充道：“加蓬法律缺乏連續性，現在這個水森部長是剛剛上任的，結果前任簽署的很多文件突然就作廢了。其實我來加蓬之前就知道，這是在非洲經商需要承受的一種獨特風險。”
我把中國企業家的疑問當面轉述給了加蓬水森部林業局局長保羅·庫姆巴－恩扎奧（Paul Koumba-Nzaou）先生，他一一做了解釋。首先，關於政策不連續的問題，他認為這是個案，不是普遍現象。比如有時前任部長被發現收受賄賂，他簽署的文件自然只能作廢。其次，他強調加蓬政府早在2001年頒佈的新森林法上就提出要進行林地規劃，這是全世界林業企業的慣例，中國國內也是這麼做的，絕不是針對中國企業的。第三，他說新法律制定前曾經邀請中國企業派代表來參加談判，共同商討技術細節，但中國商人沒有來。
“我們非常想和中國商人溝通，但沒辦法一個一個去談，這樣做太不現實了。所以我們非常希望中國企業能有個類似行業協會的組織，選出一個代表來和我們談判。”恩扎奧最後說，“甚至都不用成立正式的行業協會，只要想辦法建立一個對話的平臺就足夠了。”
當我把這段話轉述給兩位中國企業家時，他們異口同聲地說，這幾乎不可能。“海外中國人不抱團，大家誰都瞧不起誰，永遠推不出一個有威望的人。”黃沙說，“即使有人願意出頭組織行業協會，其他人肯定不願意參加，最後還是辦不成。”
坐落在蘭巴雷內市郊的三利木材加工廠
“那麼中國使館有沒有可能出面組織呢？”我問。
“中國使館在加蓬確實有個經商會，但平時不怎麼管我們，我們也不願去找他們。”
這段談話是在飯桌上進行的，這是一幢氣派的三層小樓，上面寫著五個漢字：中國溫州城。這幢樓的一層是商店，二樓三樓是餐廳，上來的菜一看就是當地廚師做的，醬油放得很多，但味道還可以。
也許是邊吃邊談的緣故，兩位中國商人的話可能有些偏激。同桌正好坐著全球森林貿易網絡中國分部的經理金鐘浩，這次專程從北京趕來給企業家們講課。他對我說：“在加蓬的一部分中國私營企業老闆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專業知識，對當地的法律法規不願去了解，也不肯花力氣融入當地生活，這一點是我們中國人自身文化的缺陷，不是非洲人的問題。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要來這裡給他們做培訓的原因，希望能幫助他們儘快適應這裡的情況，遵紀守法，只有這樣才能做到雙贏。”
中國企業都是這樣的嗎？這種培訓有幫助嗎？這就要多去幾家公司走走才能知道。
兩個商人的一種困境
在加蓬的中國商人中，莊炳川算是一位相當資深的人士。他1999年來加蓬經營一家地板廠，先後在這裡工作了13年，親眼見證了加蓬木材行業的發展。
如今的莊炳川是愛龍公司的老闆，這家公司的總部坐落在利伯維爾近郊的一個工業開發區內，周圍還有好幾家與木材有關的企業。莊總的辦公室不大，一張巨大的實木辦公桌几乎佔了三分之一。莊炳川身材微胖，臉上總是帶著微笑，他法語說得不好，面對著一屋子中外記者，用一口略帶東北味兒的漢語為我們講述了一箇中國木材商人的發家史。
1999年，位於吉林通化的林川木業集團投資500萬美元在加蓬開了一家木材加工廠，精通木材生意的莊炳川被調來當總經理。該廠決定專做實木油漆地板，併為此購置了一套當時最先進的德國設備。他本以為加蓬木材質優價廉，勞動力成本也不是太高，前景應該十分光明，可誰知從成本控制到品牌推廣都遇到了難以克服的困難，導致該廠在頭4年裡累計虧損300多萬美元，最後他實在撐不下去了，只好關閉工廠，並把所有設備全部運回了中國。
在莊炳川看來，所有困難都是因為加蓬的基礎設施太差，員工素質過低，以及相關政策不合理造成的。首先，他自己沒有林地，必須花錢買，而法國公司壟斷了加蓬的林地，他只能去買高價木材。其次，加蓬距離國內市場太遠，通訊又不方便，導致產品遠離終端消費市場，買賣雙方溝通不暢，消費者的要求不能及時滿足，出了問題投訴也很困難，影響了品牌推廣。第三，加蓬工人技術不精，而且存在學習障礙，導致做出來的產品質量總也達不到要求。再加上加蓬的勞動法偏袒勞方，資方不能隨便罰款，而且不準採取計件工資制，工人只要上班老闆就得開工資，實際算下來，勞動力成本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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