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是農業大國，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首次在黨的重大報告中針對新形勢下鄉村治理問題提出瞭解決方案。三治合一是自治、德治、法治相結合的有機整體，以“自治、德治、法治”為主要內涵的鄉村自治已納入鄉村治理體系，推行三治合一的治理體系成為落實鄉村振興戰略的有力抓手。
鄉村振興戰略從歷史中汲取養分
村落是社會的細胞，在傳統社會中，鄉村治理往往是國家、社會、村民三方通過某種方式的結合共同實現對村莊基層的管理。一方面，“皇權不下縣”成為一種共識，地方社會的精英在鄉村治理中發揮主導作用，村民作為村莊主體積極參與村莊治理。另一方面，村莊治理中的德與法，更多體現的是儒家道德思想。推進鄉村治理體系現代化，是將單層控制體系多元化、立體化、正常化，進而使傳統鄉村的權力與文化向現代化轉變。
以自治、德治、法治為主要內涵的鄉村治理體系自古便有，近年來提出“三治合一”這一概念即是對歷史發展的反思和歷史經驗的總結。明清時期，晉東南村落中的村民以社、會等民間組織來管理村莊，士人群體、商人群體、大眾百姓都參與到村莊廟宇建設、農村市場管理、公共服務等事項中，鄉村社會政治清明、經濟進步、秩序穩定。以史鑑今，既是對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又是對歷史經驗的反思和發展。從歷史中汲取智慧，在基層黨組織和地方新鄉賢的帶領下，充分發揮村民的自治作用，一方面可以提升村民的參與管理意識，增強集體觀念，凝心聚力，激發鄉村活力；另一方面可以提升鄉村自治和公共服務水平，完善基層民主政治，增強村民的歸屬感和獲得感。
鄉村振興戰略從實踐中總結理論
改革開放以來，鄉村基層自治組織不斷完善，各類組織、團體在共同的奮鬥目標下積極開展鄉村建設。這其中湧現的模範、典型在鄉村道德教育中發揮重要作用。中國社會以禮制為主體，“厚德載物”“君子進德修業”，“德”字貫穿始終，在我國古代基層治理中有著最為廣泛的應用，是鄉村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長久資源。樹立先進典型，凝聚榜樣力量是發揮德治作用的有力推手，具有高尚品德的賢人可以影響一家人之品性，可以帶動一隊一村之鄉風，亦可傳播一省一國之文明。
鄉村法治水平決定了鄉村治理能否有效推進、鄉村社會能否穩定運行。法治基礎薄弱的鄉村，缺乏有力保障和國家支持，其治理結果往往也不盡如人意。在傳統社會“人治”思想的影響下，“辦事找人情”“信權不信法”的現象在農村還比較突出。治理過程中，我們要量體裁衣，更加側重於引導，來推動舊有鄉村秩序的規範化和法治化。幾十年來的建設實踐表明，法治在鄉村治理中不可或缺。
鄉村振興戰略從落實中放眼未來
在鄉村治理現代化的推進歷程中，已經湧現出一批釋放出“三治”紅利的鄉村。山西省作為一個資源型、農村集聚的大省，協調好鄉村政治和經濟利益，完善相關制度建設，實現鄉村治理體系現代化任重道遠。
以“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為目標的鄉村振興，在國家相關政策的落實中以自治、德治、法治為重要抓手，重走過去強化自治的鄉村振興之路，讓三治共建成為開啟新時代鄉村振興大門的鑰匙。
村落的主體是村民，鄉村是他們生長、生活的土壤，村民們對鄉村社會內部的認識和理解比其他人群更為細緻深刻。發揮榜樣的模範作用，彰顯新鄉賢的道德力量，以文化融通的方式影響村民行為，才能將道德與村落真正結合，進而提高全民素質，構建和諧、文明、幸福鄉村。引導民眾學會運用法治手段解決農村問題，發揮法律在農村社會問題治理中的有效作用，增強對法治社會的認同感；逐步加強普法力度，提升法律服務水平，才能讓村民知法、守法、懂法、用法，厚植法治文化的群眾基礎。
鄉村自治實際上強調的是村民的自律意識，是落實村民自我組織、自我建設的重要舉措；德治是鄉村振興的道德底線，是發揮鄉村組織、團體、鄉賢，甚至每一個家庭建設積極性的重要推力；法治是國家參與鄉村社會建設的明顯標誌，維護了鄉村環境的平等、和諧、安定、有序。從歷史到現實，鄉村振興體系不斷得到發展，過去強化自治、淡化法治的現象得到改善，近年來強化法治、忽視自治的現象也得到調整。只有將自治、德治、法治有機結合，讓三者都強，充分發揮“三輛馬車”在鄉村振興中的抓手作用，才能更好地凝聚國家、社會、地方、個人的力量，共建美麗鄉村，真正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發展目標。
“農村美” 不僅是山水美，人的心靈美更為重要；“農民富”不再是物質的富有，更是物質與精神的共同富有；“農業強” 不只是生產強，而是生產、技術、農民思想道德素質都要強。在鄉村社會建設、新農村轉型的關鍵時期，在城鄉加速融合的緊要關頭，只有推進三治共建，真正實現“三治合一”，才能更好地落實鄉村振興、建設新時代的美麗鄉村。（董竹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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