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通過大象點映參加了《村戲》在杭州的超前點映場和導演見面會。因為此前媒體報道稱，《村戲》是2017年度最好電影，在第31屆電影金雞獎評選中，它又獲得最佳編劇、最佳導演、最佳女配角、最佳攝影4項提名，最終獲得最佳攝影獎，所以一定必須親眼看看。
《村戲》是根據賈大山的短篇小說“夢莊記事系列”裡的《村戲》《老路》《花生》改編拍攝的。說的是山西一個小山村裡圍繞著排演過年的村戲和聯產承包責任制分地到戶發生的一連串故事。影片的主角是10年前的民兵連長、現在的瘋子奎生。當年因為女兒彩雲偷吃花生，奎生失手一巴掌讓女兒被花生噎死。然後他又被村裡人硬推上“保衛集體財產大義滅親 ”的英雄地位，被逼得精神失常。如今，年關在即，縣裡和公社領導讓村裡排演村戲，聯產承包責任制也開始醞釀。圍繞著奎瘋子佔著的“九畝半”地和村戲的主角人選，小山村裡上演了一場暴風驟雨。
確實如很多評論所說，《村戲》在揭示特殊年代的人性扭曲方面入木三分。失手噎死女兒令奎生痛不欲生，以全村人領到救濟糧的代價逼奎生到大會上作“大義滅親”的發言更使他幾欲瘋狂，那個人聲鼎沸、紅旗漫卷的場合和那份痛罵女兒是竊賊的發言稿終於使奎生精神崩潰。是那個時代，那個社會逼瘋了奎生，更引人深思的是，10年後的排演村戲和分田到戶，又讓奎生成為全村人的死敵。在親生兒子樹滿的帶領下，他終於被捆綁著送進了精神病院。
在如今這個娛樂當道、票房為上的年代，拍攝這樣一部嚴肅的人性反思電影實在是值得敬重的，但是我還想說另外一句話。電影畢竟不是一種個人的藝術，它是需要很多人協作配合才能完成的藝術產品，它更需要觀眾的認可和接受。僅有個人的良好願望和藝術感受，是遠遠不夠的。
具體到這部《村戲》，我以為有兩點是值得商榷的。其一，影片表現形式與土得掉渣的藝術風格相背離。《村戲》追求貼近農村現實的藝術風格，在真實的鄉村拍攝，啟用了半職業演員和非職業演員，故事情節貼近現實，但是插敘、閃回和主觀回憶鏡頭的頻繁使用，航拍、仰視特寫、手持遠景和推拉搖椅拍攝的穿插，以及黑白與加工過的彩色畫面的切換，都與貼近現實的藝術風格相反，給人以過分炫技之感。其二，過度的方言令觀眾接受度打折扣。我總算北方去的多，山西方言也還能聽懂一些，但看電影時還是得依靠字幕，不然無法看懂。作為貼近現實的影片，方言當然是需要的，不然無法表現地域特色。但是過度的方言會使接受面受限，比較理想的是經過改良的方言或者方言化的普通話。難以想象，一部需要配合字幕才能看明白的國產電影會有好的票房。電影是視覺藝術，靠鏡頭和表演征服觀眾，語言並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本末倒置了不好。
我以為，電影拍出來是給觀眾看的，而不是給自己欣賞的。所以，吸引觀眾，讓觀眾接受和感動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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