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台灣無力選邊站,只能靠邊站

張競

目前舉世最火熱的經貿議題,恐怕就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全球各國,不斷點名叫陣所掀起之經貿大戰。但最受人矚目的焦點還是北京與華盛頓間相互在經貿舞臺上角力競逐,其影響層面對全球未來景氣發展衝擊將最為嚴重。

面對中美兩強在經貿課題上的大打出手,臺北卻是異常低調。儘管學界對此議論紛紛,企業界深感憂慮,但經貿主管部門並未對此表態,更遑論公開提出任何政策或對策。其中緣由並非另有文章,而是形勢比人強不得不然也。

臺北面對兩強相爭,而結構上又必須仰賴雙方合作,才能獲得持盈保泰空間,所以在不可能選邊站之前提下,只有選擇靠邊站,希望不要受到池魚之殃,並且預先採取各項措施,準備進行損害管制。

眾所皆知,臺灣與大陸儘管在綠營主政下雙方關係搞得相當緊張,但是經貿往來仍然保持有序發展;整體兩岸經濟活動仍然循著客觀條件運行,並未受到臺灣主政者主觀意願所左右。

在臺灣對大陸經貿依存度如此之高,而其中又有極高百分比系屬於供應整個產業鏈之零組件,而其最終產品高度仰賴大陸最後組裝後出口銷售,因此若是大陸外貿受阻,自然就會對臺灣上游供貨商產生衝擊。所以面對美國貿易封殺,兩岸在此狀況下確實是生命共同體。

但就目前北京與華盛頓爭議協商與情勢發展模式分析,臺北具有下列理由,使其得以暫不作聲靜觀其變。

首先就是北京與華盛頓間磋商與角力,充滿各種虛實變化,諸多始於漫天要價駭人聽聞之貿易制裁清單,最後都在雙方就地還錢談判斡旋後達成協議。特別是美國國會配合行政部門大演雙簧,依據其所真正通過法案內容觀察,許多加徵關稅貿易對抗最後都以雷聲大雨點小收場。

其次就是經濟上隨著政治干預手段,市場供需關係本身亦會產生調整適應現象。誠然加徵關稅會增加營運成本,面對獲利空間遭致壓縮,究竟業者會如何因應其實變量甚多。若是提高售價將其轉嫁於消費者,對於市場佔有率將產生多大負面衝擊?或是由業者本身加以吸收,整個過程不但需要事先加以精算,更要依據實際市場實踐結果進行調整,因此先按兵不動觀察市場反應,確實是最合理策略。

再者就是臺灣與大陸共同組合所產生的供應鏈,本身與市場反應之間存在相當程度延遲效應,所以當季市場銷售結果,往往會顯現在後續各季對於零組件訂單中。儘管目前各項負面消息對於市場預期心理確實會產生影響,但是由於多項爭議並未完全定案,所以在市場觀望心理支撐下,其衝擊程度仍然有限。在此種情況下,臺灣以不變應萬變亦算是合理選項。

此外就是面對美國特朗普總統變化多端又充滿情緒性之決策風格,保持低調默不作聲,避免將本身浮上臺面,無端成為其政策指向目標,更是在此貿易糾紛亂局中明哲保身之道。特別是與大陸相結合,在進而轉銷美國之供應鏈,更容易成為美國行政部門的鎖定目標。此時依據西諺所云:沒消息就是好消息,保持低調免得惹火上身,自然就是臺北最順理成章之立場。

儘管在面對華盛頓貿易杯葛加徵進口貨品關稅上,臺北與北京雙方間確實存在平行利益,但是雙方並無合作共同對抗美國的空間。在貿易爭議上,北京是直接面對華盛頓,但所有隨著加徵關稅所產生之成本結構調整需求,究竟是由本身吸納,抑或是轉嫁至消費者或是上游供貨商身上,不同商品都有其獨特之磨合過程,所以很難加以歸納整理,成為採取共同行動之策略。

但是經貿爭議本身就是個相互傷害的過程,商業貿易原本就是合則兩利爭則兩害之結構關係。西方媒體報導指稱在這次由美國所挑起之全球貿易大戰中,中國去拉攏歐盟對抗美國,或是美國結合歐盟與日本來壓制大陸,其實都是過度簡化問題之錯誤認知與論述。

特別是不同貿易對象間供需關係,其實都具有結構性差異,誠然針對特定品項可以建構出壟斷商品來源之結盟關係,但若是要在商貿舞臺上,產生冷戰對峙態勢之關稅壁壘架構,在目前國際商貿體制上來說,其實機會並不算高。

全球貿易關係錯綜複雜,而且其之所以能夠產生效用,必須仰賴互動交易,假若完全斷絕往來,其實亦就無法產生任何影響力,因此將冷戰對抗思維透射於貿易爭議,其實是完全誤解商貿往來之根本性質與屬性。

臺北深知其保持對外貿易出口,對於民生景氣與社會穩定具有高度重要性,更認識到在目前國際商貿架構下,不論是華盛頓與北京,臺北都開罪不起。最重要的是臺北確實理解到,在國際社會商貿爭議中,不像其他政策議題,根本就無法選邊站,旗幟鮮明地表達所持立場。

目前兩岸關係並不理想,在多項議題上,臺北都會主動奮力表態,希望能夠拉住華盛頓,與其站在相同陣線。但是面對北京與華盛頓之貿易爭議,臺北卻是完全未曾表態,其實就可以看出臺北本身所持立場,是不希望見到爭議升溫,亦期待雙方能夠達成協議,在避免兩敗俱傷情況下順利收場,這才是臺北所抱持之政策期待。

至於在華盛頓施壓,北京還以顏色之下,臺北要採取何種對策,亦只能夠且戰且走見機行事。(作者為臺灣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主編王義偉 編輯嚴葭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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