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國方面指責中國在美中貿易戰中操縱人民幣匯率，並表示正密切關注人民幣走向，以尋找是否存在操控的跡象。“中國匯率操縱論”是美方老掉牙的理由，但明顯缺乏客觀根據，不符合邏輯，更有悖於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正如外交部發言人所指出的：人民幣匯率主要由市場供需決定，有貶有升，雙向浮動，中方無意通過貨幣競爭性貶值刺激出口。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定義,“匯率操縱”是指一國利用對本國匯率的長期、大量、單方向干預，導致匯率對本國貿易有利，從而在貿易中獲取非正當利益的行為。當下，我國沒有操縱匯率刺激出口的動機和必要。一方面，當前出口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在減弱。剛剛公佈的上半年經濟數據顯示，上半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為6.8%，其中，消費對GDP的貢獻度激增至78.5%，而淨出口則貢獻了負值，淨出口對我國經濟的拉動作用在逐步降低，我國沒必要通過干預人民幣匯率的方式刺激出口。另一方面，干預人民幣貶值是不經濟的。當前我國正進一步深化對外開放，採取了多項措施擴大進口，若此時干預人民幣貶值勢必大幅增加進口成本，且當前我國貨物貿易的進口增速遠遠高於出口增速（上半年出口同比增長4.9%，進口同比增長11.5%），在這種情況採取人民幣貶值策略是得不償失的。此前，IMF對中國的評估結果也顯示，人民幣幣值與基本面大致相符。這表明人民幣匯率已實現基本均衡，不存在“被低估”。
那麼，究竟該如何看待近期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呢？
首先，中美貨幣政策分化是本輪人民幣貶值的直接誘因。從時間維度看，本輪人民幣貶值主要是從4月份開始的（4月份以來下降8%），此時正值中美貨幣政策逐步分化的節點。從國內來看，今年以來，央行先後3次定向降準並多次實施中期借貸便利（MLF）操縱,貨幣政策總體上呈現“寬貨幣”態勢。而美國方面，貨幣政策則處在加息及縮表進程中，3月和6月先後兩次加息，並將2018年加息次數由3次提高到4次，同時配合相應的縮表措施，回收流動性。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匯率變動的主要因素是不同國家之間貨幣購買力或物價的相對變化。由此可見，本輪人民幣匯率的貶值正是由於中美貨幣政策的分化所導致的市場行為，不存在干預的成分。
其次，全球避險情緒升溫，刺激了人民幣匯率的走跌。特朗普先後多次發出的貿易威脅以及將退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傳言進一步刺激了全球避險情緒的升溫，在此背景下，資金傾向於轉換成美元。如7月6日，貿易戰正式開始後的當天，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較上一交易日大幅下調156個基點；7月18日，特朗普再次威脅準備針對50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徵收關稅，消息發佈後，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快速走低，半個小時內跌約300點，最低報6.8244。此外，從上半年情況來看，美元指數總體上漲了2.45%，但同期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僅下調了1.67%，遠低於美元指數的升幅，因此，7月以來的人民幣貶值更多的是避險情緒升溫下市場自發的“補跌”行為。
此外，在中美貿易戰前夕，為提振人民幣信心，央行5位官員先後向市場喊話，力挺人民幣匯率，也用實際行動駁斥了美方所謂的“通過人民幣貶值刺激出口”言論。
總的來看，我國經濟基本面仍是我國外匯市場平穩運行的基礎。未來，隨著我國經濟結構的優化和擴內需政策的落地，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雙向波動幅度將進一步加大，中國完全沒有干預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必要。美方關注人民幣匯率問題可以理解，但將中美貿易逆差簡單歸咎於“匯率操縱”的觀點是不客觀的。這樣的言行迴避了產生中美貿易逆差的深層次原因，因此無助於從根本上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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