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全世界疫苗监管最严格的国家，但严格的机制来源于一次血的教训。
1955年春天，5岁的美国女孩安妮刚结束旅行，随父母回加州。
半路上，安妮突然剧烈呕吐起来，左腿犹如刀割，甚至没法坐起来。
她被诊断为小儿麻痹症。
这怎么可能？去旅行前，安妮才接种了脊髓灰质炎疫苗！
20岁的安妮拄着拐杖登山。
然而，安妮的患病不是意外，问题正是出在这个疫苗上。
1955年初，医学家索尔克研发出脊髓灰质炎疫苗，获得了接种执照。
在春日的阳光里，安妮在家接种了脊髓灰质炎疫苗。
她却不会想到，这一针下去，就永远告别了当兽医的梦想：左腿永久性瘫痪，下半生都要依靠拐杖行走。
这一年春天，美国各地7万人被感染，164名儿童患上了小儿麻痹症。
最终，164人永久瘫痪，10名儿童死亡。
脊髓灰质炎，也叫小儿麻痹症。
20世纪初，美国人民的恐惧排行榜上，脊髓灰质炎排名第二，仅次于核战争。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39岁的时候感染上了小儿麻痹症。
1955年的这次大规模爆发后，美国民众更加恐慌，对医药行业和政府极度地不信任。
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美国政府决定，组建专人团队展开调查。
他们收集1955年春天所有脊髓灰质炎病例，仔细记录患者的年龄、症状、发病地点、使用的疫苗批次和有否接触过其它患者等信息。
很快，他们发现了一个震惊的事实——所有患者接种的疫苗来自同一家公司，加州伯克利的卡特药厂（Cutter Laboratories）。
安妮的患病不是意外，而是生产疫苗的药厂出了意外。
研发过程中，索尔克使用厚石棉网来滤出病毒，但面对百万量的订单需求，卡特药厂选择了更便捷的玻璃过滤网，这导致活体病毒混进疫苗里。
更可怕的是，这个严重的缺陷没有被监管部门发现。
疫苗批量生产，意外也批量产生。
那一年，全美有12万名儿童接种了卡特药厂的脊髓灰质疫苗，安妮是其中一个。
活着的病毒在无辜的儿童体内游走，催生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最终酿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灾难——卡特事故（The Cutter Incident）。
看着病床上的女儿动弹不得，安妮父母决定把卡特药厂告上法庭。
陪审团整整讨论了28天，安妮大多数时候都和妈妈在休息室里等待着。
陪审团裁定，卡特药厂需要对疫苗的不良反应负责，给安妮一家提供14.73万美元的巨额赔款。
然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负责监管的国家卫生研究院。
1902年7月起，国家卫生研究院管理“一切抵御疾病”的生物制剂，包括疫苗。
测试疫苗样本。
研究院由45名医生或科学家组成，负责测试200种不同的产品，监管超过150家机构。
这场公共卫生灾难，本可以扼杀在测试阶段。
1954年，就有报告显示，一些猴子接种新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后瘫痪。只可惜，研究院的生物控制实验室主管却视而不见。
就连疫苗执照的审核，也被一种浮躁的气氛所笼罩。一场评估会下午3点开始，傍晚就能发出执照，没有一个负责审批的官员提前看过报告。
这次事件导致了美国医疗界的人事地震，时任卡特药厂微生物研究所所长被开除，美国卫生部秘书长Hobby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主任Sebrell引咎辞职。
时任美国卫生部秘书长Hobby。
然而，人心没有疫苗，被捏碎的信任，很难恢复。
那年春天，全美国人对疫苗的信任跌至冰点，不少家长拒绝给孩子注射疫苗。
看到卡特药厂的遭遇，大量疫苗厂商纷纷减少疫苗的生产。事故第二年，美国开始出现严重的疫苗短缺，传染病危机一触即发。
为了挽救美国公共卫生事业，恢复民众对疫苗的信任，美国政府着手建立一套严格的疫苗监管体制，涵盖从研制、生产、运输、存储到使用和反馈。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里，有1100多人，专门负责生物制品审评与研究，疫苗的试验审核往往要经历数年。
在1986年，美国通过《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案》，规定每支疫苗的销售收入中交纳0.75美元税收，组成基金来赔偿不良反应伤害，最高可赔付25万美元。
到上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还建立了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
不论是医护人员还是疫苗接种者，随时能报告疫苗接种不良事件。一旦发现危险，政府立即责令疫苗生产商将其疫苗召回或下架。
并且，重罚。
2012年，世界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公司因非法销售未经核准的药物，被罚款30亿美元。
前不久，美国制药巨头强生被判了约47亿美元的罚单。因为强生爽身粉含有滑石粉，长期使用会导致卵巢癌。
相关事件发生后，小到罚款，大到追求刑事责任，甚至可能将企业或个人列入黑名单，永远不准涉足医药行业。
一支小小的疫苗，扎碎了安妮的兽医梦。
随后的岁月里，安妮利用补偿款上了大学，成为了一名教授。
她生了两个女儿，养着2只宠物狗、4只猫和1条蛇。她家里满满一墙书架。受限于身体的障碍，安妮从小每周读12本书。如今，她还会教人们速读的技巧。
安妮用了63年，拄着拐杖，追上了生活。
美国也用了63年，建立起严格的监管体系，挽回了人心。
然而，风险并没有消失。
传染病学家保罗奥·菲特在《卡特事故》里总结：
“与杀害我们孩子的疾病抗争，在某种程度上像一场战争。
当我们还击，无辜的人有时候会被误伤。
这种医疗悲剧或许无法避免，但绝不能漠然接受。”
处置一个人容易，要重建一个群体的人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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