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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王學泰
來源 | 愛思想網
“士節”這個詞有點“古”，現在很少有人用了，所以在此文的開頭不能不對它做些解釋。最初“士”就是成年男子的通稱，周代至春秋時期多指貴族最低的一個階層，後來遂指有一定的社會管理知識能夠進入官僚階層的人們，再後來則指讀書人。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教育總長章士釗著文說晏嬰的“二桃殺三士”是用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把“士”解釋成為“讀書人”，沒有考慮到“士”之所指是有個發展變化過程的，遂為魯迅所笑。“節”指節操，“士節”也就是“士”所應該有的節操。這裡的“節操”包括操守和尊嚴。朱自清曾說：“在專制時代的種種社會條件之下，集體的行動是不容易表現出來的，於是士人的立身處世就偏向了‘節’這個標準，在朝的要做忠臣，這種忠節或是表現在冒犯君主尊嚴的直諫上，有時因此犧牲性命或是表現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國上。”（《論氣節》）朱先生只是講了士節的外在表現，忽略了“士節”也是士人的內在需求。用現代語言來說“士節”實際上是士人的角色意識的表現，士人在嚴守士節中感到自己是真正的士。
士節的基礎
作為角色意識的士節的形成於貴族社會，士在那個社會里是軍人和下層官吏，社會要求他們必須自尊自愛和遵守某些原則，社會也為這些創造了必要的條件，那時士遵守士節是極其自然的。春秋以來，禮崩樂壞，等級流動，士人存在的外部條件發生了變化，士對如何保持自己的尊嚴與操守感到茫然，但士節還是保存了下來了，只是此後的士節的張揚不是靠制度、而是靠統治者的寬容尊重和士人自我意識的堅挺了。
《呂氏春秋》專門有一節就叫“士節”。《呂氏春秋》是戰國末期集合各個學派的精英寫的一部著作。“士節”大約是縱橫家的作品，文章寫得鋪排誇飾：
士之為人當理不避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
文中強調“士”的操守的堅定、人格的獨立、並誇大士的能力和作用，強調了他們的“獨立”和尊嚴。但這種強調本身就缺乏底氣，因為已經沒有了制度的保障。當時天下紛紛，你爭我奪，強者渴望統一天下、傳之萬世；弱者也在爭取一席之地，至少也要保守社稷，使祖宗的香火不致斷絕。而士是各國爭奪天下的助手，一些士人還製造了“得士者昌，失士者亡”輿論，一時哄傳，《呂氏春秋》中的這段很像廣告的妙文也是“輿論”中的一部分。其目的是高價出賣給識貨者，也就是後來所說的“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當時的諸國的國君因為是世代相傳，退化者多，面對紛亂列國形勢這些君主不知怎麼辦才好，爭相從各國引進士。於是，需求者眾，“士”自然會以為奇貨可居，不必對統治者低三下四，“說大人則藐之”，士彷彿堅挺起來，但這離真正的獨立性還很遙遠。不過我們也應看到那時畢竟離貴族社會相去不遠，每個階層的人們對屬於自己操守的記憶，尚未完全喪失，有的還能嚴格遵守，所以才會有“宋襄公不殺二毛”“二桃殺三士”“專諸刺王僚”“荊軻刺秦王”等被後世聰明人視為“愚蠢”的事件的發生。也因為君臣之隔尚不太懸絕，上下之間也還保留了一些相對關係，沒有單方面的奉獻。
還應該看到在當時學派蜂起、各個學派的代表人物遊走於諸侯之間，在遊說人君和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時，他們逐漸認識到自己的力量和利益，在許多學者看來君臣本質上是一種合作關係，他們之間互有權利義務。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主張君臣要共同遵守禮的規範。雖然這個“禮”不單純是揖讓進退之節，但確實包含著君主對臣工的人格和利益尊重；孟子說得更清楚明確：“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路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這樣，當時的士人不僅爭得到應該屬於自己的利益，而且還贏得了一些做人的尊嚴。士人們的進退出處也都自己的標準，這些在當時的諸子（除了法家）著作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吮癰舐痔之徒不能說沒有，但他們受到社會輿論一致的蔑視和鄙棄則是不言而喻的。此時傳統的保護士節的制度和措施也受到有遠見的統治者的尊重，其中《禮記•曲禮》中說“刑不上大夫”就是重要的一條。這也是使士人保持“節”的一個外部條件。
古代刑事懲罰主要是“身體刑”（近代則主要是限制人身自由），其中最輕的是“髡”（剃髮），最重的是“闢”（殺頭）。這些摧毀著人的尊嚴和自信。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到士大夫“受辱”的若干層次時是把重點放在身體所受的傷害上：“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被摧毀了自尊心的和被摧殘了肢體的士人怎麼能夠承擔當時社會賦予他的職責呢？司馬遷在講了一系列的“受辱”之後也談到了《禮記》的“刑不上大夫”之說，他認為“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統治者提倡“士節”，似乎不能完全從特權角度理解，其目的在於使士大夫保持其精神追求，也是他們從事其職業的保證。當時士大夫是社會的管理者，用現在的話說，他們掌握著“公權力”，倘若士節被摧毀，使其沒有了操守，可以無所不為，這樣“公權力”就會成為謀取私利的工具，那麼本來的社會的中堅就成為社會的蠹蟲。另外還應看到由於社會輿論的鼓勵，培養了一批有廉恥、識去就、守信義、重然諾的官員，這對最高統治者的絕對權力也是一個制約。
先秦諸子大多看重士節，有的還張揚士節，孟子所說的“大丈夫”品格就是一例，他們對於君王權力的擴張有不同程度的抗拒。儒、墨諸子是以“帝王師”自視的（使後世有道統與治統之爭），道家特別是莊子視權位如腐鼠敝屣，不值一顧（後世遂有與君主不合作的士人）。他們的為人也多有品、有守、有趣。
惟有法家把權力絕對化，漠視眾生，面目可憎。他們造就了對君主奴顏婢膝、對臣民冷酷無情的酷吏。後世所說的“三綱”的首倡者實際上法家。韓非說：“臣事君，子是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法家認為統治者應該擁有無限的權力，臣民只是他的馴服工具，應該絕對服從，否則不應在世上存在。商鞅、韓非的“理論”只考慮最高統治者的利益和權力，從不為其他階層的人著想。他們設計的“理想國”中，除了君王以外，其下面只有替他賣命的戰士和為他生產食物的農夫（所謂“耕戰之士”），其他的都是蟣蝨或蠹蟲，都在應予消滅之列。這些法家代表人物也真是“大公無私”，在他們的設計的理想國中甚至沒有給自己留下一個位置，難怪商鞅、韓非死在實踐了法家“理想”的秦國。這種現象用文言說是“作法自斃”；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活該”。他們的死不具有“悲劇意義”！然而，還應該看到法家代表人物所制訂的治國方略剝奪了後世廣大士人保持自尊和節操的外部條件！
這個法家的理想國，被稱作“虎狼之國”的秦統一了天下（其實當時有可能統一中國的還有齊國和楚國，但歷史選擇了文化最落後的秦國，這才是歷史的悲劇。恩格斯曾指出，冷兵器時期，往往是驃悍野蠻民族戰勝先進的文明民族，秦統一中國，在文化上其主要傾向是倒退）。秦野蠻的文化專制政策對後世的起了非常壞的示範作用。“百代皆行秦政制”，秦實現大一統後，士人的依附者只有皇帝一家了。士的出路被皇帝壟斷，他們在惟一的主顧面前再也硬不起來了，“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士人保持節操的外部條件基本上消失了，士人變成了非得依附某張“皮”上的“毛”不可。這時“士節”表示出的相對獨立性和所展示的士節，往往是要依賴統治者對士的尊重的程度和士人自身的內在力量。
劉邦是個來自農村的痞子，沒有多少教養，好輕侮人，當著士人的面讓兩個侍女給他洗腳，在儒生的帽子裡撒尿……。當謀士酈食基求見時，他說不見“儒人”，酈食基說“我乃高陽酒徒也”！意為我只是個高陽的酒鬼，與你這個沛縣的痞子差不了多少！劉邦見來者不善，明白了這是光棍見光棍，趕緊以禮待之。劉邦的兒子惠帝就比較尊重士人，能贏得勝過遺賢“四皓”上門。但從歷史的總趨勢來說，專制越來越加強，士人所受到的尊重就越來越差，循此而遞減。例如古代大臣與君主之間可以從容地坐而論道，唐代的宰相在皇帝面前還有座位，到了宋初，宰相的座位就被撤掉了。明清兩代，士人地位跌到了低谷。明代的詔獄、廷杖；清代的跪見奏對制度和申斥制度殘酷地摧毀著士人的尊嚴。士節所依存的外部條件幾乎消失殆盡了。
武俠小說中把它無限誇大，使得遊民生活變得富於詩意，並給它披上了神秘的面紗。
關於作者
王學泰，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以中國遊民與流民文化問題的研究為學界所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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