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與相權之爭，一直是帝制時代的一個政治主題。
據歐陽修《歸田錄》記載：皇帝大宴，正副樞密使只能侍立殿上，然後退居廚房之中與各民族代表、各國使節一同進食，由一位親王陪同。
春秋兩季的賜衣儀式，正副樞密使則與其他官員一起立於殿外的庭院中，惟有中書行謝儀於門外臺階上。所以有“廚中賜食，階下謝衣”的說法。
▲歐陽修
這個賜食之制，不單單是一頓飯怎麼吃，它實際上代表了一種政治待遇和制度變遷。
這種“廚中賜食，階下謝衣”做法的實質，錢穆先生歸之為“君權上升、相權低落”。
錢穆先生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說：“即以朝儀言，唐代群臣朝見，宰相得有座位，並賜茶。古所謂‘三公坐而論道’，唐制還是如此。迨至宋代，宰相上朝，也一同站著不坐。這一類的轉變，說來甚可慨惜。”
唐代時，宰相見皇帝還可以坐著，皇帝還給宰相賜茶，然後坐而論道；到了宋朝之後，就變成宰相與群臣一樣，一律站著，連皇帝大宴，都只能與親王一起吃飯了。
中國曆代都講究儀禮，吃飯並不是簡簡單單一頓飯，它傳遞的信息代表了這種制度對宰相、對群臣的尊重程度，以及君權、相權的輕重。
蔡京的兒子蔡絛寫有一本《鐵圍山叢談》，上面記載：“祖宗時，朝班燕會多襲用唐制，樞密使乃宦官為之也，其位敘甚卑。故遇大燕則親王一人伴食於客省，又燕設則親王、宗室率不坐，以用倡故也。國朝樞密使乃儒士為之，實股肱大臣。”
這裡有個典故：在唐代，樞密使都是由太監兼任的，官職不高，起初不過是個對皇帝指令上傳下達的角色；但到五代的後唐時，唐莊宗重用郭崇韜為樞密使，全權管理軍事，地位日漸升高；而中書為宰相，只管文事，樞密使與宰相分秉朝政。
到了宋代，宋初皇室為吸取五代時藩鎮割據的教訓，減少中書宰相的職權，把它沿襲了下來，中書省和樞密院統稱兩府，兩府並立而恃。本來官員任免應該在宰相職權之下，屬於吏部管轄，但宋代另設一個考課院（後改名審官院），分東西兩院，東院主文選，西院主武選，宰相從此又全無用人之權。
王安石變法推行新政時，為加強宰相的財政大權，主張把戶部司、鹽鐵司、度支司統一在一個衙門裡，由宰相兼領司職；而司馬光則表示反對，他認為財政該有三司管理，三司失職可以換人，而不應由兩府代管其事。這裡，一種主張是制度性的，另一種主張是人事上的，而成兩派。
▲司馬光
實際上，王安石是痛感於相權的削弱，主張宰相應該統領財政大權，不然很多事就沒法做。而司馬光代表的舊黨由於反對王安石，稍帶把王安石提出的政府改革方案也否決了，這就造成加強相權成為一句空談。
王安石變法最後失敗，後世的宰相更是沒有權利，多成趨炎附勢、見風使舵的玩偶。所以歐陽修感慨樞密院“其權漸盛”後，朝廷制度輕重失序，宰相權力空虛，頗感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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