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劃：池楊 安楊
攝影：石珂
採訪：安楊
嘉賓：首都兒科研究所 袁新宇、王璐
透過表象，看到內在，這是人類一直追求的一種觀察境界，而他們的工作就是要穿越表層的迷霧，看到人體宇宙內在的奧秘。
“看”病的醫生
來自聽健工作室
安：放射科都給我們提供什麼幫助？
袁：有一種說法說“放射科醫生是醫生的醫生”，幾乎所有疾病或多或少都與放射科有聯繫。比如咳嗽發燒，臨床醫生懷疑是不是肺炎了，就要照一張胸片；比如小孩癲癇，臨床醫生要排除一下顱內感染或者腫瘤，就要做一個核磁或者CT。大夫的眼睛不是透視眼，無法看到人體裡邊，我們就是幫助臨床“看裡邊”的大夫，影像資料是我們完成工作的基礎。
袁：到我們醫院就診的小孩兒，有一半以上自己不能表達，這就需要我們掌握一些技巧，密切觀察，要和家長配合好，和成人是完全不一樣的。
比如說我們檢查室，有很多卡通畫裝飾，讓小孩兒進去以後不緊張，從事兒科影像檢查的工作人員要有特殊的耐心和愛心，說話語氣用詞都得非常貼近小孩，這樣孩子心理就放鬆了。
安：小王是登記員，我覺得這活兒好像太簡單了吧？
王：看似簡單其實挺難的。每天要說很多很多的話，不同檢查、不同年齡段的孩子要求是不一樣的，必須和家長逐一溝通，包括檢查前準備、檢查中的注意事項。有的外地家長聽普通話困難，更要反覆耐心地講，不能出錯，不能張冠李戴。
比如有些小孩兒做CT、磁共振這類檢查要先鎮靜，那麼鎮靜的方法、要求，都要說清楚。昨天有個孩子做增強CT，開完增強藥之後要需要找護士扎針，扎完針再吃鎮靜藥，因為怕孩子吃完鎮靜藥睡著了，再給他扎針的話他會醒，我們囑咐了家長，但家長沒有記住，直接先給孩子吃鎮靜藥了，幸虧到我這兒的時候孩子還沒睡著，我們只好趕緊讓去給孩子扎針。孩子生病，家長心急，我們也能理解家長。
安：做個核磁、CT，大人不復雜，但孩子經常很難配合。我認識一個孩子，癲癇挺嚴重的，約了幾年核磁沒有做成，最大的問題就是孩子不睡覺。無法做，耽誤了診斷。
袁：我們採用的是剝奪睡眠和服用鎮靜劑結合的方式，越大的孩子，鎮靜劑對他的作用就越小，在國外如果小孩子不能配合會用全麻，但中國很多家長不能接受，所以只能狠心採用剝奪睡眠加鎮靜劑的辦法，經常有家長不能理解也不忍心，但是實在沒辦法，因為要想有明確的診斷，清晰的影像檢查是必要的。有的孩子跑了六次，無法做清晰的檢查，第七次完全按照要求剝奪睡眠，很快就做好了，後來家長也說 “早知道這樣我們就狠狠心了”。
安：這個檢查，對臨床醫生診斷真有那麼大意義嗎？
袁：真有。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我們越來越多地能夠看到臨床醫生肉眼看不到、手摸不到的東西，所以臨床醫生也越來越多地依賴於這些輔助檢查，我們是為臨床進行精準診斷打基礎找依據的。
安：這個過程裡，機器很重要，但檢查是否精準，與放射科醫生水平的關係大嗎？
袁：當然。到目前為止，影像醫學還是一個經驗科學，雖然我們藉助了非常現代的技術手段，但是最終診斷，還是要看影像醫生如何解讀所看到的東西，這個理解是要靠經驗的。醫生的水平高低源於兩個方面：第一、經驗的多少；第二、學習能力怎麼樣？
安：診斷過程像破案，檢驗科室就是給破案提供證據。同樣證據出來，比如拍了一張片子，很清楚很客觀，但裡邊到底是好人還是壞蛋？有沒有好人在變壞？壞蛋有多少？這個需要根據經驗判斷。
袁：對，這個比喻非常恰當。放射科醫生的職責就是去辨別好人、壞蛋，辨別好人將來可不可能變成壞蛋，壞蛋有沒有可能被改造成為好人。放射科和臨床會緊密地結合，共同討論聯合查房，當我們為臨床幫上忙了，幫病人診斷更清晰，治療更精準了，它所帶來的喜悅，不是任何金錢能夠比的。
安：但是有喜悅就有代價，假如我是一個醫學生，我可能不會選放射科，因為擔心它的職業傷害，也就是輻射問題。
袁：其實現在沒有必要顧慮這個了。放射科的發展，一方面是我們看得更清楚，更細緻了，另一方面就是對工作人員和患者的保護越來越好。以前我們做一個CT，相當於照幾百張胸片，現在最新的技術，做一個CT大概相當於拍四張胸片的樣子，劑量很低了。
而且我們不要對輻射有恐慌心理，用於醫療診斷的輻射劑量都是在安全範圍的，兒童檢查控制尤其嚴格，我們有一整套參數設計，根據不同年齡的小孩，儘量降低受檢者所接觸到的輻射，孩子有各種防護，如果需要家長陪護的話，我們也準備得非常齊全。
安：幕後科室現在存在人才流失或者人才吸引問題嗎？
袁：醫患狀況給醫生帶來的困境是普遍存在的，我們科也不例外。實際上絕大多數患者是通情達理的，他們是來看病尋求幫助的。如果我們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更耐心一點，對患者更認真一點，矛盾就不會那麼多。我從事影像工作這麼長時間，我們科所有的崗位我都做過，工作心得就是：第一是需要積累經驗，第二個要有一顆愛心，這個是最重要的。
我們說“不忘初心”，我們的“初心”是什麼呢？就是幫助小孩兒解除痛苦，當初選擇醫生這個職業，就是要治病救人，有這個初心，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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