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竺一脈:大足石刻與四川美術學院

秦臻

西竺一脈:大足石刻與四川美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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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臻

“他們講我曾講過‘這批覆製品學校不要’。這是不可能的,我為什麼不要這批作品?這事應合情合理,發揮其學術和研究、教學價值”。35年前,時任四川美術學院院長的葉毓山,在中國美術館所舉辦的“大足石刻藝術展覽”結束的前一天,也就是1983年5月1日,就石刻複製展品的歸屬問題,給時任四川省文化廳藝術處處長蔡文金致信,據理力爭15件大足石刻複製品,應在展覽結束後歸還四川美術學院以發揮其“學術研究和教學價值”。認為“如果將其送回大足縣石刻管理所將實物與原作對照陳列便失去其意義” (圖1)。這批作品正是“迴向:大足石刻圖像與歷史文獻展”中所陳列的展品。他們不但鐫刻著葉毓山那一代藝術家學生時代的記憶,還與四川美術學院有著濃濃的血脈親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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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毓山給四川省文化廳藝術處處長蔡文金致信

50年代:開啟源源不斷的文化寶庫

1954年暑假,19歲的班長葉毓山和同學們的大足之行開啟了通往這座文化寶藏的大門。多次聽聞時任學校創作研究委員會主任的劉藝斯教授提及大足石刻及其造像,並希望雕塑系師生以後重點進行研究。但由於當時誰也沒有真正去過,作為西南美專(四川美術學院前身)首屆雕塑系的7位學生葉毓山、王官乙、曾慶祥、李正林、劉萬琪、嵇信群、鄧道榮受此感召,決定結伴而行,開始一段說走就走的考察之旅。

今天,經高速公路從重慶至大足石刻車程不足1個小時,而在那個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通訊基本靠吼的年代,去大足這種荒山野嶺的地方,可以想象有多艱難。七月流火,同學們在戶外烈日下暴走了兩天,才到達大足縣。事隔多年,王官乙一提到這次旅行,最難忘懷的不是那難耐的酷熱而是當時的場景:同學們上身打著光胴胴斜跨畫板,下穿著三角游泳褲,頭頂歪戴著草帽,腳踏草鞋,手拄著打狗棍,眾目睽睽下招搖過市(圖2)。當他們披荊斬棘,徒手爬上北山,看到精美異常的石刻長廊;迂迴探小路登寶頂,看到巨大的臥佛,金光燦燦的千手觀音、歡樂的天堂、恐怖的地獄……石刻造像琳琅滿目、栩栩如生,同學們驚歎不已。那些飽受烈日“考驗”,日夜受到蚊蟲施虐地“轟炸”,餓得撈腸刮肚的苦,一下子都變得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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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官乙

為深入研習文化遺產和中國傳統造型語言,所有的艱難和障礙絲毫未能阻止他們此後多次來到大足。在劉藝斯的策劃下,由李巳生、郭其祥等老師帶領,在林中空地間搭鋪架床,雕塑系師生和翻制工人耗費了4年多時間,如飢如渴地揣摩、臨習、模塑、複製這些唐宋石刻造像(圖3)。師生們以白泥調製水泥做模,在大足石刻造像原像上進行翻制或現場臨摹,製得200餘件成品,運回學校陳列。這種獨特的翻制方式,使得這批翻製品成為了目前最接近大足石刻當時原像的作品,甚至一些形象比現在石窟的相貌更為精確、完美(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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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接近大足石刻當時原像的作品

潛心於大足石刻藝術的研究,寫文章、出畫冊、拍電影,李巳生業已成為大足石刻的專家(圖5)。憑藉一部老式135相機和一盞手提式“馬燈”照明,多年來共拍攝石刻照片千餘張。他隨後還主編了朝花美術社出版的《大足石刻》8開本大型圖錄,其載圖200多幅,詳細地記載了20世紀50年代大足石刻的狀況(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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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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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美術社出版的《大足石刻》

隨著西南美專師生們的多次造訪,通過研究、展覽把石刻藝術帶到北京,引來了1956年中國美協組織的由全國美術院校理論家、雕塑家組成的“四川大足古代雕刻考察團”,大足石刻研究也迎來第一個學術的春天(圖7)。由此改觀了美術史界一直以來關於中國古代雕刻 “唐盛宋衰”的看法。大足石刻逐漸在世人面前散發其奪人的光芒。

60年代:鑄造歷史的瞬間

1965年5月11日四川大邑縣地主莊園陳列館向四川美術學院發函,請求派人支援建設和創作一組揭批地主罪行的藝術作品。在人手緊張的情況下,四川美術學院當即決定將該任務當作當年雕像系畢業創作,要求專業教師去指導學生的同時,也直接參與創作。

隨後,四川省文化廳以下達創作任務的形式,組建了以四川美術學院雕塑系師生為主力,兼有大邑地主莊園陳列館工作人員、省內相關美術工作者和擅長泥塑的民間藝人參與的“收租院”創作組。創作組經過半年深入當地體現生活,調查訪問、參觀學習、討論研究,才開始進行正式創作(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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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租院”創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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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租院

“收租院”泥塑群雕大膽地將作品設計為“交租”、“驗租”、“風谷”、“過鬥”、“算賬”、“逼租”、“怒火”共七個情節場景,包含了200餘件真人大小的人物與道具(圖9)。114 個人物以連環畫的形式,隨著情節的發展逐次展開敘事,既有低緩的表現、也有高潮突起,故事情節連貫而跌宕起伏,人物形象無一雷同。藝術家們用凝練、通俗而飽含情感的雕塑語言,塑造了扁擔姑娘、孤兒寡母、捧米的老漢、賬房先生、惡奴、地主等為代表的正反面人物形象,個個繪聲繪色,深入人心(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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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擔姑娘

群雕“收租院”在大邑和北京中國美術館展出,盛況空前,反響如潮。幾十年過去了,作為作品主創者之一,最讓王官乙引以為傲不是那些巨大的社會和學術影響,而是讓一個普通農民能夠真正看懂作品的感悟。就在“收租院”三天預展期,一個老婆婆進門伊始就揚起手中的竹棍向狗腿子形象的雕塑揮去(圖11),王官乙及工作人員上前連忙制止,並告訴她“這是泥塑,不是人”,老婆婆還不罷休“泥塑我也要打幾棍才解恨!” 群雕“收租院”的創作,一改“雕塑是‘美術中的重工業’,下不了鄉,農民看不到,即使看到也不懂”的狀況。而它的成功,正是得益於大足石刻為代表的傳統造型觀念和方法給予“收租院”藝術以大眾化、民族化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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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租院局部

當王官乙第一次看到大足寶頂山九龍浴太子,九龍口口吐清泉的時候,就將傳統造型和民間智慧善於將“所謂的劣勢變成優勢”的觀念深深印在他腦海中(圖12)。在“收租院”創作任務中,由於時間短、任務重,如果沿用學校雕塑課上採用的泥塑後翻制石膏做假銅、假石的方式,從經費和效果上都行不通,更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完工。為了節省財力物力,只有就地取材,用集市上的柴禾、大邑地主莊園外水田裡的土泥、隔壁農戶的稻草,這樣每個雕塑的造價只需幾元錢。同時,採用流水作業各司其責的方法,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完成了這樣大型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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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寶頂山九龍浴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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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雲南對昆明筇竹寺500羅漢彩塑進行考察、臨摹和研究

正如宋代大足石刻的建造者趙智鳳所言“人在樂中求苦,吾在苦中求樂”。四川美術學院雕塑系遠離城市到偏遠的大足臨習雕塑,目的是為了走民族化的創作道路。師生們還在李已生指導下,赴雲南對昆明筇竹寺500羅漢彩塑進行考察、臨摹和研究(圖13)。師生們通過對傳統造像藝術的學習,所形成圖像記憶和創作方法,潛移默化地影響了群雕“收租院”的創作,其中連環情節的敘事結構、生活場景的真實再現,戲劇化的衝突表現、民間傳統泥塑的塑型方式等等,都可以看到其間千絲萬縷的聯繫。而“收租院”群雕也成為那個時代“洋為中用 , 古為今用”的藝術典範。

80年代至今:續寫美好的姻緣

一衣帶水,大足石刻與四川美術學院續寫著這一段美好的姻緣:一方面大足石刻源源不斷為川美的藝術創作提供文化滋養,另一方面川美在學術研究、藝術創作、美術展等方面不斷提升大足石刻的美譽度和知名度,彼此成就了對方,共同鑄就了輝煌的歷史時刻。

在歷史的長河中,時光荏苒白駒過隙,留下的複製雕塑和照片成為歷史的見證者和傳播者。1983年,由文化部文藝局、四川省文化廳、中國美術館、四川美術學院、大足石刻管理所聯合籌備的“大足石刻藝術展”於4月15日在中國美術館隆重開幕。展出了206件彩色巨照和15尊原作等大的石刻複製品,以及國家領導人和名人題詞,劉開渠先生親自撰寫了前言《輝煌的大足石刻》,再次引發社會各界對大足石刻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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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向:大足石刻圖像和歷史文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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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影像作品

35年過去了,2018年6月29日“迴向:大足石刻圖像和歷史文獻展”在四川美術學院美術館(虎溪校區)啟幕(圖14)。本次展覽展出了大足石刻文物原件、清代以來歷史文獻資料20餘件,20世紀30年代至60年代所拍攝的大足石刻歷史照片73幅、大足石刻金石拓片7件(圖15)。展覽還展出20世紀50年代四川美術學院原像翻制的大足石刻雕塑作品12件,群雕“收租院”作品局部,攝影、當代雕塑(圖16)、新媒體影像作品(圖17),以及大足石刻三維測繪成果中的等值線圖、白模圖、VR實景洞窟體驗等。分為“金石/文獻:大足石刻發現之旅”、“圖像/造像:未曾見過的大足石刻”、“匠心/流響:從大足石刻到收租院”、“再現/重構:新視覺下的大足石刻”四個單元進行了展示。

當我們從信中讀到葉毓山的詰問“我為什麼不要這批作品”?四川美術學院的藝術創作歷程已經替他作出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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