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变人生轨迹的游戏。百万级别的玩家，百万个青春蜕变，反复上演。
我参加了两次高考，82年高二考了一次，成绩不理想，83年又参加了一次，这是决定命运的一次。为了这次考试，熬了三年。这三年的记忆，梦萦魂牵，常常伴随梦魇惊醒。
83年是全国高中两年制改为三年制的第一年，整个国家处于急剧变革开端，仿佛大时代的前夜。
在邢远长中学读了初三，刚刚升高一，到了下学期，因我的恩师程初龄先生工作调动，父亲用一台东风大货车把行李和我拉到了郑店中学。
郑店中学依山傍水，学校后面有座小山，旁边就是碧波荡漾的红旗水库。围绕水库是连绵的丘陵山脉，春天里，山花开放，漫山遍野。我和同学范忠善常常在后山上漫步，畅谈人生、眺望不可知的未来。
程初龄老师对我们要求特别严格，针对我的偏科问题，他花了很多心血。他为我们几个文科强项学生专门开了小灶，从初中开始补习。现代文从语法补起，古文通篇背诵、单字强记。印象深刻的一次，是背诵赤壁之战，他坐在教室门口的椅子上，任意挑选一到三段起头，几十个同学，一个个背诵过关，直到夕阳西下。
那一年，精力充沛的我们，晚上在校外的土路上狂奔，声震四野；那一年，暑假，独自一人躺在教室的课桌上，读《金陵春梦》，读到南京大屠杀，痛哭流涕，国仇家恨不可抑制；那一年，在大别山外婆家五峰山登高一呼，群山响应。
就像许巍的歌：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那理想世界就象一道光芒，在你心里闪耀着，怎能就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里。你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离开你深爱多年的姑娘。
高一下学期分了文科、理科班，这个班级不停地解散、组合，新同学、老同学进进出出，一直延续到毕业。但不到一年，郑店中学高中部又被解散，我们班级分配到金口中学临时校区。这个校区临近一个烧砖瓦的劳改农场，位于金口镇南边金水河入长江处，一块叫金水闸的三角洲。
那一年的一天，学校紧急集合，我们坐在操场上，听校长宣读中央文件。文件具体说了些什么已没有丝毫印象，记得最重要的一个名字是邓小平。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人的复出，改变了这个国家，更是改变了亿万个学子的命运。
临时校区又不到一年，就被改为武汉警察学校，我们转移到金口高中本部。这个校址现在还在，就是金口初级中学。前几年去看了看，当年的宿舍、食堂已消失不见，只有翻新过的教学楼，静静地屹立在院墙内，看不见岁月的痕迹。
为了提升偏科的英语，我连续三个月凌晨三、四点起床，拧开室外走廊边的水龙头，用刺骨的冰水洗口脸，摸黑爬楼梯去教室，不知摔倒过多少次。
无穷尽的测验、考试、复卷，一遍又一遍的死记硬背，老师超越一分压倒多少人的无情催谷，武汉酷热的炎夏，冰点的冬日，生命日渐变成一具躯壳。
高考前三个月的一天傍晚，我和同学站在教室四楼的走廊上，抬头仰望夜空，星星在天幕上闪烁，拉出细长的光线，远处路灯泛着灰黄的光晕，近视和散光挥之不去。我们不知道，以后的人生还要付出多少代价。
高考三天，我们住在县城的武昌饭店，考场在二中。考前的晚上，父亲来看我，说了些什么，已没有印象。
考试开始，考场前面的操场人很少，除了班主任、老师、工作人员，只有几名家长，还有公安。“先易后难！”走进考场前一刻，我听见老师的喊声。
七、八、九，三天悠然而逝，唯一的记忆，只是考场降温的冰块。过了几天，父亲在汉口买了全套的试卷及标准答案，叫我重新做一遍。当时我似乎还没有从考试的惯性麻木中清醒，只是机械地答题、答题。
核对了答案，统计了分数，父亲的眉头没有舒展开，显得心事重重。备受煎熬的二十天过去，挂号信到了：一张一指宽的纸条上面打印着考号、分数。分数过了中专分数线（相当于现在的专科）。
人生就此分野。
中专以上，国家分配工作，上学无学费，还有助学金，等于国家接手你的全部人生，无须家庭负担。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紧绷的弓弦在这一刻彻底放松。
我骑了父亲的自行车，飞奔了十公里，去找同学，然后去找第二个、第三个，再去找女生。我们骑行在乡间的小道上，夏风吹拂着青春的脸颊，快乐象花儿般绽放。
“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人生第一次露出了笑脸。
青葱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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