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王春光
移民是西方社會學界的熱門話題。
歐美國家最頭痛的問題就是移民，特朗普當選就是因為他的政策思想完全迎合美國中西部的許多白人想法。因為移民往往與恐怖主義、宗教、種族等聯繫在一起，有著說不清理還亂的複雜性。
我在巴黎做調研時，發現在法國生活的人中有20%以上的人或是移民或有移民背景。法國有很多黑人，因為白人生育率低，有些人到非洲領養好幾個黑人孩子。在巴黎，黑人、穆斯林人的生育力很強，一般都有六七個孩子。當然，這和法國的社會福利制度相關，少兒津貼高，所以很多穆斯林找不到工作，生五六個孩子，有住房補貼、兒童補貼、失業補貼，光拿津貼就能生活下去。
巴黎左岸相對富有，右岸的93區、95區聚集了不少貧民。93區是黑人、穆斯林的聚居區，據說法國公司看到求職信件上的地址是93區，就原封不動地直接退回去或者根本不回覆，因此法國的社會也是這樣分裂的。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如何研究在法國的中國移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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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人移民研究的緣起
1988年，我碩士畢業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工作，不時有一些小學同學來看我，找我喝酒吃飯，才知道他們在大紅門一帶做生意，那裡聚集了不少溫州人。讀博士的時候我對導師陸學藝先生說，在北京南面離天安門五六公里的地方集聚著十幾萬的溫州人。陸先生說這個事情要去好好研究，博士論文就做這個。於是我就在那裡開展一年多的田野調查，參與到他們的生活和活動中去。
本文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王春光，圖片來源於社會學吧
20世紀80年代、90年代流行穿皮夾克，他們中有許多人做皮夾克生意，我跟著他們去採購皮料，觀察他們生產製作，後來寫就了題為《社會流動與社會轉型》的博士論文。這本書出版以後，法國有兩位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找我，並告訴我，巴黎也有很多溫州人，邀請我去研究。1998年，我去了法國巴黎高等研究院當訪問學者，在巴黎住半年。當時我關注的是：同樣一批人，在不同的制度、政策下，行為會發生變化嗎？如果會變，是怎麼變的？是什麼原因？如果沒有變化，那又是什麼原因？
溫州人在巴黎，最先居住在巴黎三區廟街（Rue du Temple）一帶。我的一個高中同學很早就偷渡到巴黎，後來因受不了那裡的艱苦生活，就回國了。我在出國之前，找到他，請他介紹他的巴黎朋友給我。我到了巴黎不到兩天，就去找他巴黎的朋友，說明來意後，他的朋友就把一間用三合板隔離出來的房間租給我，我就搬過去住那裡，便於就近觀察他們的生活和工作以及社會交往。
《溫州人在巴黎》劇照，圖片來源於豆瓣電影
第一次調研，我在法國待了半年，確實瞭解到很多法國巴黎溫州人的事情。當時我關注的是，他們是如何融入這個社會？以什麼方式融合？等問題。經常說溫州人很團結，但是從內部來看，他們也有許多糾紛，甚至多勾心鬥角，也有為爭利益、爭面子而大打出手，鬧得滿城風雨，驚動當地警察。但是在外部人看來，他們又被稱為“東方的猶太人”，不僅相當團結，而且遍佈全球，世界上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溫州人，即使與中國沒有建交的地方也有溫州人。
溫州人號稱敢為天下先，能吃苦耐勞，其實都是逼出來的。溫州這個地方以前很窮，土地少，不像東北有廣袤的黑土地，糧食生產量比較高，又是計劃時代的寵兒。相反，溫州地處對臺前線，國家幾乎沒有項目安排在那裡，除了常規的單位能提供少量工作外，當時就業是一個大問題，勞動力剩餘嚴重，不得不想方設法去找活幹，找生存之道。好在溫州靠海，海上交通便利，能夠外出，再加上觀念開放，商業觀念比較濃厚。南宋時期，溫州就有永嘉學派，與當時的程朱理學並立而存，永嘉學派又稱為事功學派，主張士農工商皆平等，其土壤就是溫州的商業文化。這樣的商業文化和哲學思想，以及惡劣的生存條件，鑄就了溫州人敢於人先、敢闖天下的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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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人的法國移民史
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華僑在溫州是很吃香的標誌，移民海外成為一種時尚。當時，那些曾在海外待過多年、四五十歲還沒有老婆的男人，回到溫州娶老婆，都能娶到十七八歲的漂亮女性，讓國內的男人羨慕不已。華僑回國探親，給親友送四五十塊錢的禮金，成為轟動的事件，這進一步促使那些有海外關係的人出國，那些沒有直接海外關係的人也千方百計找關係移民海外，一些本來在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工作的人也辭職出國。其中去巴黎是重要的選項。
溫州人較早開始了移民海外。清朝時，溫州人先移民到日本，但關中大地震以後，日本人傳播謠言說地震是移民帶來的，因此很多朝鮮人、中國人被殺害，當時移民日本的溫州人被殺害了不少，活下來的紛紛跑回，轉向下南洋（印尼、馬來西亞等地），其中有一部分輾轉來到法國。
法國溫州人超市，圖片來源於法國《歐洲時報》
巴黎的溫州人中，還有一部分是一戰留下來的中國勞工。一戰的時候，北洋政府支持協約國派出十三萬勞工，戰爭結束以後還剩下十一萬。法國政府給參加戰爭的中國勞工每人幾百大洋。這些勞工中，山東、安徽等地的基本都回到中國，因為一戰以後，法國經濟也不好，他們覺得家鄉土地很多，可以拿著這筆錢回去購地當地主。但是溫州土地少，回去無地可買，於是便有上千溫州人留在了巴黎，他們當礦工，或者自己開餐館等，找到謀生之路。
由於歐洲先後發生兩次戰爭，導致大批男人死亡，法國的性別比失衡，於是，留在法國的很多溫州人都可以娶到法國女性，儘管有的在國內已經有老婆，但是遠隔千山萬水，他們也顧及不到這一點了。此外還有一部分早期通過俄羅斯去到法國的人。到20世紀50年代，雖然中國受到西方國家的封鎖，但是走出去並不困難，又有幾千人移民去了法國。當然，當前在法國的幾十萬溫州人中，大部分是改革開放後去到那裡的。
走出去的溫州人主要有三類：第一類來自溫州貧困區域。他們文化程度不高，但生存能力特別強，在社會學習中獲得成長，他們佔了移民很大比例。第二種是溫州市區的“社會人士”。當年溫州缺少就業機會，就出現一批在社會上游蕩的人，他們後來積極參與“文革”的“武鬥”，甚至有的還加入黑社會。改革開放以後，一方面有了出國機會，另一方面政府加大嚴打力度，這些人紛紛出國，尋找發展機會，有不少人去到巴黎。第三類是機關事業單位的人。改革開放以後，出國是很時髦的事情，當時家裡有華僑，作為僑屬很有地位，吸引了不少已經抱著“金飯碗”的幹部辭職出國。
溫州人早期在巴黎，主要靠“三把刀”生存，即菜刀、剪刀、剃頭刀。菜刀就是開餐館，最早的餐館名字叫永嘉餐館；持剪刀者主要是從事服裝、布料、皮包行業；剃頭刀能謀生是因為在巴黎理髮比較貴。
改革開放後，大批人通過各種方式來到法國，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以各種名義偷渡到法國，當時的費用在十二萬元以上。他們或是親友支持，或是從社會上借貸的，一般來說，到了法國，至少需要做五年左右的黑工才能還清這筆錢。然後再想辦法成為合法勞工。當他們拿到居留證後，第一個念想就是自己開店當老闆，一般在一兩年時間內就能當上老闆，然後開始追求成為華僑領袖，因為國內有政策，僑領回國很風光，能受到地方黨政領導的接待，也成為招商引資的主要對象。因此，在巴黎溫州人中，曾為當僑團會長或副會長而打破血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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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關係：溫州人在巴黎生存的保障
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巴黎的溫州人主要從事服裝皮包行業、餐飲業、雜貨銷售等。隨著從業者越來越多，他們開始出現集聚，形成伏爾泰街（十一區）、美麗城、三區等三個集中活動的街區。
較早到巴黎的溫州人已經獲得合法身份，成為老闆，晚來的便在溫州人圈內打黑工，主要是給早來的親戚朋友打工。他們一天要工作十五、十六個小時，拿計件工資，掙的錢或還債，或存下來，沒有其他消費。他們的下一代都說，父母這一輩像牛一樣幹活，像豬一樣吃飯，像雞一樣睡覺。他們之所以如此玩命幹活，目的就是能夠拿到合法身份後當上老闆，然後將國內的老婆、孩子和其他親戚帶出來。
從1975年開始，法國實行零移民政策，意思是不接受任何移民了。但是，移民關係是一個鏈條，並不是說法國政府想拒絕就能拒絕得了的，他們會通過這個鏈條，以各種方式來到法國。
當然，法國在出臺這樣的移民政策的同時，也會受制於它所一直秉持的人道主義價值理念，夫妻倆相隔異地太久、父母與子女分離等，都是違揹人道主義的。於是，法國就有了家庭團聚政策。在家庭團聚政策下，就會出現各種尋租行為，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比如，單身的就趕快找個人結婚，沒有孩子就從國內的親戚家領養或者過繼，通過各種方式把國內的人帶到巴黎。
與此同時，法國漸漸地開始允許部分特殊行業招收特殊工種的工人，特別是有特殊技能的人，比如中餐館招廚師。
我見到一個人通過招工、領養和請別人幫忙帶的方式帶出去四百多位親戚朋友，幾乎把自己國內所有的親戚都帶到歐洲，包括結拜兄弟的孩子。現在他的親戚朋友遍佈整個歐洲，形成巨大的社會網絡。
還有在溫州的一個村莊，絕大部分人口都在歐洲，國內只剩下五六十個老人，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國、德國等國家地區有五六百人，每年在歐洲召開全村大會。溫州有一個鎮，國內只有幾千人了，而有兩萬多人遍佈世界各地，在鎮學校的牆上掛著世界地圖，標明各地的時間。
法國溫州商會第三屆會長團成員與“親情中華”藝術團演員合影留念，龍劍武/攝
因此，在法國的溫州人，他們的社會關係網不限於法國，而遍佈歐洲，形成資源互補，比如意大利大赦，他們就都到意大利獲取合法身份，再回法國工作，因為在歐洲國家，勞動力市場是流通的。實際上，絕大多數巴黎溫州人是在法國實施零移民政策之後來到巴黎的，而不是之前，可以想見的是要限制甚至杜絕移民的來臨，並不那麼容易，甚至可以說適得其反。
由此可見，在這個移民關係網中溫州人互相支持，互相利用。中國人講人情不僅僅是人情，其中也有利益。當然，溫州人在移民環境中，其一些看法和做法會有所變化，比如原先比較重視文化感情的，但是到了移民環境中，他們更重視實務，更秉持理性來思考人與人之間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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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人的老闆之路
在巴黎剛開始當老闆會面臨資金短缺，但溫州人自己有民間借貸，叫做抬會。溫州人的抬會注重信用，靠的是熟人關係，與費孝通所說的差序格局相似，因此不需要契約或借條，口頭契約就可以。
一個人想當老闆募集資金，事先跟親戚朋友打招呼，定個日子，在酒店裡辦幾桌酒席，邀請五六十人，聽取他的經商策劃構想與資金需求，一般都是五六十萬歐元。參加酒席的每個人會借一萬歐元給他，收取利息，當然也有不需要利息的。溫州人的抬會分幹會與活會，幹會是白借，不收利息，活會收取和銀行利率差不多的利息。不同的是，銀行貸款需要抵押，而抬會只需一桌酒席，當晚就可以獲得五六十萬，第二天當上老闆。
抬會後，借款人在借錢的第二個月開始，每個月還一個人的借款，用五十多個月時間還清，但越往後，利息越高。而還錢的順序通過抽籤決定，抽到幾就是第幾個收賬，這其中既有市場規則，又有人情規則。從這裡可以看到，為什麼那麼多溫州人都能當上老闆的原因：從最開始洗腳上田到成為老闆，靠的就是社會網絡。老闆越多錢越好借，形成累加效應，因此，在二三十年間出現很多溫州老闆。
1998年，溫州人在巴黎主要從事中低檔的服飾皮包行業和開餐館。巴黎也有香港人的餐館，大都是豪華的高檔餐廳，而溫州人主要針對中下階層，因此20世紀90年代，香港人在巴黎的地位比溫州人高。
來自歐洲各國的批發商來到巴黎華人童裝一條街進貨，圖片來源於法國《歐洲時報》
後來溫州人改做皮包，可那已是猶太人的天下，開始只能給猶太人加工。做了一段時間加工生意後，溫州人積累了一定資產，就開始模仿猶太人的做法，在街上看見猶太人制作的皮包，買回來研究一下，就能製作相似的產品，市面上很快就有大量同款東西。
當時猶太人已經法國化，週末休息，但溫州人沒有休假的概念，週末不停工，生產率極高。於是猶太人慢慢地感覺到，做中低檔箱包，難以與溫州人競爭，轉向做高檔的箱包，把原先的店鋪轉手給溫州人，此後猶太人開始進軍高檔皮包，如LV等，由溫州人進行代工。同時，溫州人繼續製作一些中低檔皮包，運往非洲、中東甚至國內。
隨著聚集的人數越來越多，市場形成惡性競爭，巴黎的溫州人開始轉向其他行業。特別是2001年後，中國加入WTO帶來新的商機，助他們由生產轉向貿易。他們發現在國內生產產品比在巴黎便宜，於是，手中有一定資金的人就回到長三角、珠三角等地，依託國內招商引資政策，在國內辦廠從事生產加工，再運去巴黎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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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溫州人的變遷
1998年以後，我每隔幾年都會去巴黎做點調查，看看溫州人的變化。
溫州人由最開始的餐飲業到服飾皮包行業，再轉向貿易行業，到現在有人開始購買、經營巴黎的報刊亭。
首先地域上的轉變是從市中心向郊區擴散，形成一片商貿城。在獲得資金以後，出現居住與工作的分離，溫州人也開始享受生活，住別墅，買豪車。
其次，當前形成了中國溫州、法國巴黎、巴黎溫州人這樣的三重空間，三重空間不僅是三種地域，還是三種融合狀態，更是他們的社會地位空間。
最後，族群是具有優勢的，移民必須要具有族群優勢。這個優勢來自自身特徵，也與移出國的影響力相關。比如中東小國的影響力小，因此其移民族群優勢就弱，在法國的社會地位就較低。
（以上內容選摘自作者王春光5月24日在吉林大學發表的題為“溫州人在巴黎：一個社會學的解釋”演講，由張傳運整理，經作者審訂。感謝微信公眾號社會學吧提供的學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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