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
如今十多年過去了，日本的衰退依舊，即使安倍經濟學的努力也顯得有些乏力。歐美更是因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而元氣大傷，如今還掙扎於長期停滯的陰影之下。這樣的背景下，重新審視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非常有意義。
在日本經濟蓬勃向上的時代，終生僱傭、集體決策、執行力強、經理人主導等特點，紛紛被總結為日式管理的核心甚至日本經濟成功的訣竅；而隨著日本經濟下行，這些特點逐漸被詬病：日本公司治理中內部控制嚴重、依賴主銀行制、公司間交叉持股、缺乏最終責任人、缺乏外部監督等現象，也重新受到檢討。
然而，僅僅引入歐美公司模式就足夠了麼？
這些年中，尤其以東芝的案例耐人尋味。日本以製造業立國，東芝可謂日本標杆大公司，過去東芝產品更是成為品質及創新的象徵。然而，就是這樣一家明星公司，在2015年卻被暴露出持續多年財務造假，涉及前後三任社長，導致東芝不得不斷臂再造。我與日本經濟學者談起此事，他們甚至感嘆，對日本製造業甚至經濟而言，這一事件可謂近些年的最低谷，影響甚至超過豐田回收事件。
諷刺的是，東芝前些年曾因為較早引入外部董事被外界推舉為日本公司治理的典範。所謂外部董事或者獨立審計，往往也不過是內部派系鬥爭的工具。在日本公司已經初具形式的時候，尚且出現東芝情況，這種情況令伊藤忠商事前會長丹羽宇一郎對《日本新聞》感嘆，“感覺日本的公司治理只是建立了制度，沒有注入靈魂”。更有甚者，事後更是將板子打向了西化，有觀點甚至極端地將東芝的問題引申為學習西方公司治理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歐美公司治理中道德風險的問題一直沒有被完全克服。在日本大公司，日本以社長為首的管理層受人尊重，但是他們的收入並不會比普通員工懸殊太多。歐美CEO尤其明星CEO的薪酬則令人咂舌。例如根據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IO）發佈的2015年年度報告顯示，標普500成分股公司CEO的平均薪酬是普通員工的335倍。
這種情況在金融危機之後有了變化。過去日本公司治理遭遇批評，如今歐美公司治理也有過滑鐵盧，對比最為鮮明的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當時，普通人因為經濟衰退遭受意外辭退、收入縮水、房屋沒收等問題，如今不少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中位數收入增長也沒有回到危機之前，而華爾街的高回報卻早已經迴歸，明星銀行家們短暫低調之後又重新回到舞臺中心，沒有一位高層入獄，至於天價薪酬，更是依舊。
對比日本銀行改造中，甚至有銀行行長入獄的案例。面對美國的情況，日本銀行家對此感到非常不解，甚至追問一位曾經駐紮東京的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為何美國銀行家沒有絲毫類似的難堪之情？為何華爾街巨頭們不認為他們應當歸還自己的部分財富？” 至於日本管理層薪酬過低的特點，在日本內部甚至不少人以此自豪，再度總結為日本管理的優點。
現實比理論更生動，金融危機讓昔日公司治理的老師蒙羞，也讓日本等追趕的後發國家迷失方向。究竟怎麼做才好，究竟什麼是正確方式？這種情況之下，閱讀巖井克人，正當其時。
公司不僅過去是國家經濟的發展動力，未來也是國家經濟的重要黏合劑及競爭力基礎。好公司本身就是國家競爭力的自然體現，而經濟體間競爭可能也最後體現為公司之間的競爭。
不同利益訴求之下，如何通過好的制度設計使得總體價值最大化，這將是未來學界業界持續思考的問題。
釐清公司為何而來，更大的問題是公司屬於誰？按照美國式的股東主權論，公司毫無爭議地只屬於股東，但如果以日本式的 “公司共同體論”，則意味著公司或者說其一部分，屬於公司員工——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所謂職員稱呼是“社員”，這本身就隱含了員工作為公司一部分的設定，職員本身有無股份並不重要。
這兩種模式之間爭論一直存在，尤其是20 世紀 80 年代。當時正是日本第一的時代，日本公司的成功一度促使各界重新思考，但是隨著日本經濟一蹶不振爭議逐漸散去。以中國人熟悉的案例來講，阿里巴巴在漫長的上市路上，其創始人馬雲多次表示“客戶第一，員工第二，股東第三”的原則，這事實上與歐美股東第一的原則背離，也引發不少爭議。然而，即使阿里巴巴在美國上市之後，馬雲仍舊錶示要堅持這些原則，“我們相信做任何艱難的決定，不管是在過去還是將來，堅持原則才是對各方利益最大的尊重和保護。”
由此可見，這些爭論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遠去，公司究竟屬於誰？更進一步，如何衡量公司的成功？從管理角度，回看管理學創始人德魯克提出企業作為工業社會功能的一部分，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知，以及公司作為工業社會的重要社會功能的認識，早於業界共識幾十年。（作者為經濟人讀書創始人，公號《徐瑾經濟人》，近期出版《不迷路，不東京》）（主編商灝 編輯嚴葭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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