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聽中國文壇最牛獎項和最牛作家怎麼說——讀《深度對話茅獎作家》

且听中国文坛最牛奖项和最牛作家怎么说——读《深度对话茅奖作家》

楊榮宏

茅盾文學獎,是中國大陸最少爭議、最具權威性的文學獎項,奪得此獎,意味著至高的榮耀、巨大的成功,不僅其審美含金量得到學術界認可,也意味著大眾的追捧和市場的響應。因此,“茅獎”作家哪個不是牛人和忙人?誰有閒心跟你搭話、說話?遑論對話?又有多少記者(作家、評論家)有資格、有機會、有本事跟他們“深度”對話?

但舒晉瑜可以。那些頭頂光環的牛人和行色匆匆的忙人,不但跟她親切對話,而且在對話之後對她還心生幾分敬意。這不,白燁、畢飛宇為他寫序,王蒙、李敬澤、李國文、韓少功、阿來、陳曉明為她的新書《深度對話茅獎作家》問世護駕吆喝,鳴鑼開道。作為一個記者,舒晉瑜,她也太牛了!

不過,當我拿到舒晉瑜這本新書,略略一翻,便不得不服了:當今世界,媒體記者都疲於奔命,報紙更是快餐文化,是用過即扔的,主要靠標題聳人聽聞、抓人眼球,哪有像她這樣用心的記者?採訪之前,她就通讀過採訪對象的大多數重要作品,蒐羅過對這些作家的研究文章、新聞報道,瀏覽過這些作家的言論,更重要的是,她對這些作家的作品都有自己獨特的感悟和判斷,對話的資格是這樣取得的!

本人當過十六年的一線新聞記者,因此,界中朋友較多。數日前,一位年輕的文化記者表情焦慮、目光迷茫,略顯疲憊地央我為她開列一個閱讀清單,她要充電。此語一出,我頓如涼水澆背,陡然一驚:吾老矣,是“前輩”了!於是脫口而出道:首先,你讀讀舒晉瑜吧。

舒晉瑜是報告文學作家李鳴生先生介紹我認識的,她說,舒晉瑜不僅僅是一個記者,還是一位頗有見地的評論家。出於好奇,我網購了她的《說吧,從頭說起》和《以筆為旗——軍旅作家訪談錄》,不時讀之,常有會心之處。2017年5月,她為我的《羌山追夢記》研討會從北京遠道來到北川,與我只有一面之緣,是在電梯裡,我們大約只說過一句話:你好,我是楊榮宏,你是舒晉瑜吧?辛苦了!舒晉瑜溫婉一笑,淡淡地答道:不辛苦。之後,互加微信,有了遊絲般微弱的聯繫。也許因為讀過她的書吧,我早就覺得她已經是一個不必有半點客套的老朋友。從微信中知道《深度對話茅獎作家》出版的消息,便斗膽向她提出微購一本簽名本的請求。

這是一本充滿魅力的書。魅力何來?一、有趣,二、專業。

先說趣味。茅盾文學獎揭曉之前,萬眾翹首以盼,文學界中人更是十分關切。對中國的一流小說家而言,更是事關一生志業的關鍵時刻,獲獎消息傳到當事人那裡,他們的第一反應,永遠是大眾最為關心的話題。

凌力說:“茅盾文學獎對於我,完全意外。那天一大早,人民日報社一個朋友打電話說我得獎了,我還以為是開玩笑,不相信。第一屆《星星草》曾入圍,那時我高興、興奮,覺得自己還真不錯呢!後來落選,難免失望。”

陳忠實獲獎時已經顯得不那麼激動了。他最不平靜的時刻是小說能否出版的關節點:“聽說小說可以出版,我大叫一聲,人一小子跳起來,整個摔在沙發上了,緩了很長時間,才舒了一口氣,心想可以不養雞了。”

我覺得最有質樸、最熱血、最有英雄主義色彩的作家的是徐貴祥,因為讀書少,因為來自農村,他與文明習慣格格不入,比較自卑。他說:“我有一次在食堂蹲著吃飯,有一個同學譏笑我,把我惹火了,我說老子是偵察連出來的!”徐貴祥獲獎後回到家裡,他“母親忐忑不安,嘀咕說:‘你也沒有上過大學,也沒有讀過多少書,你怎麼就獲得這麼大的獎呢,你可別惹什麼亂子啊!’”

《塵埃落定》出版之前,阿來的文學之路比較寂寞、比較坎坷。為後來的名著《塵埃落定》找到出版機會,他的書稿旅行了無數的出版社。這些都是讀者特別感興趣的內容。他與舒晉瑜談到自己未成名之前的寂寞,我相信不少文學界的朋友都會感同身受吧:“和我一起寫作的都走紅了,我還是默默無聞。雖然發表了不少的短篇小說,但是因為不在那個‘圈子裡’,即便有作品發表大家也不大議論我,會‘假裝’我不存在。”

那麼獲得茅獎消息傳來的剎那,阿來是什麼反應呢?他說他“接到獲得茅獎的電話通知,我當時都沒反應過來,等忙完之後,一想,咦,得獎了。”不動聲色的喜悅,嘴角上翹的淡淡的自嘲,透露出阿來式的自信與幽默。

賈平凹獲獎之後的反應是:“當然是高興,那天中午去吃了頓羊肉泡饃。”一個樸實甚至“摳門兒”活脫脫地躍然紙上。

魅力之二:專業。細讀文本,既是評論家的功課,也應當是文化新聞記者的必修課。文學評論界浮光掠影,淺嘗輒止,常說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空話、套話、廢話,文化新聞界滿足於捕光捉影、道聽途說,應付交差。不讀或者不細讀文本,是兩界中人的常態。但舒晉瑜似乎是第三界中人,她顯然是一個非常專業的文本細讀者。

《星星草》《少年天子》的作者凌力對語言頗為講究,舒晉瑜在與凌力對話時問:“您判斷古人說話的語言根據來自哪裡?”這是多麼專業的提問!

凌力的回答也真誠、實在、頗具操作性:“一來自清代劇本,如《綴白裘》一類在清代流行的演出本;二是來自清代白話小說,從順治年到清末各朝都還不少;三是來自清代案卷,審案錄供中有大量的常用語言、生活語言。”此答,是在向專業人士傳授武功秘笈呀!

舒晉瑜問:“在《星星草》中歌頌農民起義,在《少年天子》裡有歌頌有作為的帝王,矛盾嗎?”凌力的回答真誠而巧妙:“說到頭,仍舊回到文學的功能這個初始命題上來了:總是想表現和頌揚那些使人類奮發上進的精神品質,頌揚過去、現在、將來都被人們追尋的真善美。”問者腦子裡有真問題,假如文學的真實必須重視於歷史的真實,那麼這個矛盾作者該如何解決?假如文學的真實不必拘泥與歷史的真實,那麼如何體現文學的真實?涉及到作家的文學觀、歷史觀和歷史小說觀。答者有真思考,是真答案。凌力女士藉此以坦承了她作為一個歷史小說作家的如何處理歷史素材的思維。

她在後來又問道:“在你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多情、深情,為所鍾愛的人奉獻一切,男性形象都具有英雄主義的光彩,能說說您是如何設置您的筆下的人物嗎?在再現和表現歷史生活、歷史人物上,您是怎麼樣做的?”如果不曾通讀凌力的作品,豈敢把話說得如此之滿,豈敢如此“武斷”地發問?

藏族作家阿來的讀書、寫作、旅行到底意味著什麼?這個疑問一直在我的腦袋裡打轉轉。舒晉瑜與他的對話揭示了謎底。阿來說“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就要盡力去了解這個世界。”“我為什麼寫作?其實是希望自己在面對社會歷史問題時有所解答。”“寫每本書,我都要首先回答自己的問題。解決自己的困惑。”阿來說,他“困惑了三四年,寫出了塵埃落定。”

在與柳建偉的對話中,舒晉瑜特地提出了一個非常具有針對性的問題:“可否說說你獨到的閱讀方式?據說,你看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將上千個人物一一列出關係,連評論家朱向前都感嘆:‘讀書真讀到家了。’”然後,柳建偉便將其“從作品本身破解創作密碼的笨辦法”娓娓道來。這些都是辦法都是能夠拿來就可以用的,相信對讀者無論專業還是業餘)都將大有裨益。

柳建偉是軍旅作家,但他看問題,客觀、理性、公正,不是在什麼坡唱什麼歌,不是屁股決定腦袋。這一點非常難能可貴。他說:“沒有邊塞詩的唐詩,基本上不影響唐詩的偉大。莫言、閻連科脫了軍裝後,創作的作品,影響更大些。”

“幾十年沒有說過一句硬話,沒有幹過一件軟事情”的賈平凹一生的創作基本上都處在爭議當中,一直尷尬著,無奈著,各種酸甜苦辣,假如舒晉瑜不問,他不是說,誰知道呢?賈平凹說,“老覺得我和別人不一樣,思想性、政治性不強, 不是昂揚向上的。唯美啊,講究技巧啊,好像都不是無產階級的情調,跟當時政治氣氛不一樣,他們覺得那些作品是精神汙染,從二十多歲開始,只要受批評我都在裡頭。”我想,這些,小而言之,能夠為文學界中人提供借鑑——假如你面臨這種情況該怎麼辦?大而言之,能夠促使我們去審視和反思文藝作品的審美判斷標準與文藝政策。

閱讀《深入對話茅獎作家》一書,就是一次旁聽文學大家們吐露心聲、傳授功夫的難得機會,一冊在手,可以反覆回放,面嚼細嚥,既能滿足我們的好奇心,又能激發我們的奮鬥精神,還可以從他們的故事和思想中吸取處理困惑與迎接挑戰的智慧力量。王火先生稱“我不是大師級的”,凌力女士認為自己“永遠不能從事文藝評論和理論研究”,阿來說“寫作是一種高智商的遊戲”,霍達說“從來沒有奢望過經典”,餘小惠說“《都市風流》是中國人崛起的偉大時代的縮影。”等等。既有對文學的思考,也有對社會、對時代的感悟。茅獎作家是權威人物、公眾人物,他們的人生經歷、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性格命運、他們作品誕生前後或獲獎前後,他們的心得感悟,每一個方面都能撩撥我們的探究欲和好奇心,讀者可以各取所需。

另,此書的採訪手記部分十分精彩,濃縮了舒晉瑜對作家的理解、對作品鞭辟入裡的賞析,以及她對文學的洞見,切切不可輕易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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