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書壇，王羲之儼然一統天下，不能學習好王羲之書法，簡直不能被稱為是習書者。尤其全國各類書展對王羲之一路書風的推崇，早就一大批獲獎者，更加劇了這種風氣。奈何千人一面，千人一體，非王羲之不好，乃學書者大多取其表象，成花拳繡腿，空乏無物。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在於要麼心中就曲解了王羲之；要麼筆下寫歪了王羲之。如若不能正確認識、理解王羲之，縱花多少工夫，你還是你，王羲之依然是王羲之。在認識王羲之之前，首先得反審自己，你適合寫王羲之嗎？
王羲之（303年—361年，一作321年—379年），字逸少，漢族，東晉時期著名書法家，有“書聖”之稱。琅琊臨沂（今山東臨沂）人，後遷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晚年隱居剡縣金庭。歷任秘書郞、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後為會稽內史，領右將軍。
王羲之出身豪門士族
王羲之的家族是晉代屈指可數的豪門大士族。無論是王羲之的祖上，還是其子孫、親戚朋友，都是虔誠的道教信仰者。同時，王氏家族還是名門望族，素來重視對家族成員文化素養的培植。王羲之置身其中，耳濡目染，自然不例外。他的祖父王正為尚書郎。他的父親王曠為淮南太守，曾倡議晉室渡江，於江左稱制，建立東晉王朝。王羲之的堂伯父王導更是名聞於世，是東晉的丞相。而他的另一位堂伯父王敦是東晉的軍事統帥。琅琊王氏在東晉可謂權傾一時，熾盛隆貴。晉室南渡北民南遷，在江南大融合。山東琅琊國王氏望族，經王覽（206年-278年）、王正到王曠（約274年-328年）時，兩晉（266年-316年），發生“八王之亂”（290年-306年），歷16年，死30萬人。王曠善於審時度勢，效法先祖王覽，於東漢末年避亂南居30年。
王羲之書法師出名門
王羲之自幼愛習書法，由父王曠、叔父王廙啟蒙。七歲善書，十二歲從父親枕中竊讀前代《筆論》。王曠善行、隸書；王廙擅長書畫，王僧虔《論書》曾評：“自過江東，右軍之前，惟廙為最，畫為晉明帝師，書為右軍法。”王羲之從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書學薰陶。王羲之早年又從衛夫人學書。衛爍，師承鍾繇，妙傳其法。她給王羲之傳授鍾繇之法、衛氏數世習書之法以及她自己釀育的書風與法門。王羲之善於轉益多師，當他從衛夫人的書學藩籬中脫出時，他己置身於新的歷史層而上。他曾自述這一歷史轉折：“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遊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爵、梁鵠書； 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嶽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遂改本師，仍於眾碑學習焉。”
宋代劉松年所作《十八學士圖》，執筆方式為二指單鉤法
宋代梁楷《王右軍書扇圖》，執筆方式應為二指單鉤法
王羲之獨特的執筆
中國傢俱史的專家認為，戰國至兩漢時期則是早期古典傢俱的第一個興盛期，出現了配以屏風、握帳的矮式床、榻和筵席，以及與之相應的幾、案等共同組成的席地起居傢俱的基本格局。到了唐、五代、西夏和宋遼時期，由原先席地而坐的筵席等矮式傢俱逐漸過渡為垂足而坐的桌、椅、凳、墩等高座傢俱，自此高座傢俱成為唐五代西夏宋以後乃至明清的主要傢俱陳設形式
。由此我們知道，晉代高桌與高椅尚未出現，大多是席地而坐寫字或站立有童子或幫人抻紙而書。執筆方法也有時代特色，與他同時代的大畫家顧愷之所繪的《斫琴圖》中，人物執筆清楚顯示為二指單鉤；而宋代梁楷的《王右軍書扇圖》中王羲之的執筆方式也是二指單鉤法。精研歷代執筆法多年的南京博物院藝術研究所所長莊天明介紹，二指執筆法是一種以食指為主、以大拇指為輔的執筆方法，是一種最簡單靈活的執筆方法。至於王羲之所用筆、紙、墨等也與今大不同。
王羲之的二指單鉤法［東晉］顧愷之《斫琴圖》（局部）(晏元濟臨本)
被誤讀的王羲之
首先，沒有把《蘭亭序》和王羲之放到整個魏晉文化大背景下去考察。浙江美術館館長斯舜威曾撰文指出，魏晉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混亂、社會痛苦，精神上卻極度自由、解放，最富藝術激情、藝術精神的時代，文學藝術得到了空前的發展。魏晉藝術家崇尚自然，崇尚獨立的人格，清談通脫，率性自然，清靜無為，無拘無束，及時行樂，這就是人們常說的“魏晉風度”。貫穿於王羲之的思想，和“竹林七賢”等魏晉文人的情懷是息息相通的。要解讀王羲之，要和解讀嵇康、阮籍、劉伶等文人結合起來，要和解讀建安文學結合起來，從而對漢末、魏晉文化有深入的瞭解。魏晉文人的思想傾向不完全相同，但總體上老莊思想是占主導地位的。
其次，沒有把王羲之看成一個全面的文化人，只把他看成一位書法家。王羲之“書聖”的桂冠，是後人加給他的，作為他本人而言，應該說只是把自己當做一個文人而已。儘管也當過官，後人以他曾經擔任的職務“王右軍”稱呼他，但他本人並不喜歡當官。庾亮臨終前曾向朝廷舉薦，預召其為侍中、吏部尚書，但王羲之堅辭不就。他喜歡會稽有佳山水，49歲出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移居山陰，但也只幹了5年就辭去了，發誓再不做官，原因是不堪為王述屬下。文人們總是追求清靜無為、淡泊自由、娛樂山水的境界。王羲之的書法博大精深，但許多學王羲之的人，只學只流傳下來的唐人摹本，勢必路越走越窄。
其三，廣東省嶺南書法院院長鄭榮明認為，王羲之書法樹立著書法史上一種“正”的風貌，其內涵有二：一者形成了文人士人書法、帖學的主流，以優美中和、“不激不厲，風規自遠”的美學趣旨一路傳承，構築了書法史一個最為龐大的“正脈”系統；二者，王羲之書法在筆法形式、趣味表現上，與人的欣賞習慣、接受本真最為接近 —— 他們能成為“規範”“模式”，其因或正在此 —— 這實際上就是“本正”的概念，所以無論文人士人、普羅大眾，都能認可，所以王羲之基本上能“通吃”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但是，從審美立場上觀照，“中和”之美，美之一端矣！它並不能代表一種“高度”，更不能涵蓋書法審美的其他豐富內涵，過於強調中和、優美，必然會抑止雄強、古樸、樸拙、縱逸、沉雄等諸多美的生髮 。
其四，鄭榮明表示，王羲之的“內擫”筆法，一方面將筆勢往內收縮，中宮內斂，一方面特別強調筆尖使用的精細和字形的精準，書寫時很容易被限制在一個固定的框架之中，性情抒發也很容易受到束縛，這自然更是一種“封閉”了！這樣的“封閉”，連王獻之自己都受不了，提出“大人宜改體”（“古之章草，未能宏遠。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於往法困殊，大人宜改體。且法既不定，事貴變通，然古法亦局而執” —— 《書議》），也正因為王獻之想“改”且敢“改”，創新出“外拓”法，故而能與其父並列，甚至在李世民未確立王羲之“書 聖”地位前，人們對王獻之的品評，是高於王羲之的。王獻之的“外拓”筆法，正是打破了其父筆法上的“封閉性”，在創新價值和書寫風格開拓的意義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但在審美上，王獻之與王羲之一脈相承，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與同時代的其他書法家一起，書寫著一種“魏晉風流”。
王羲之是魏晉文化的代表，我們要向王羲之學習的，是一種藝術精神，一種魏晉文化精神。“魏晉風度”在王羲之身上，比較突出的有以下幾方面：文采風流、曠達情懷、恬然自適。王羲之的藝術精神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道”的層面，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如果要用一個字來概括，最合適的就是“道”字。“道”是中國的本土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一種至高無上、至大無極的境界。魏晉時期是道教的繁盛期，王羲之本人以及他的家族，都是崇尚道教的。體現在王羲之身上的“道”，並不侷限於道教之“道”，而是中國知識分子人格精神的集中體現；二是“文”的層面。魏晉時期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座高峰，出現了一大批文學大家，那些經典詩文，現在讀來依然令人蕩氣迴腸。學其文，才能識其道，賞其書；三是“書”的層面。王羲之的書法藝術，已經眾所周知，毋庸多言。應該知道，書法是“詩餘”，是道和文的體現。
歷來所言：字如其人、字為心畫。你有或者你在潛修道家精神嗎？你為人稟行或者崇尚中正仁和嗎？如果不能從內心去修為王羲之的藝術精神，怎麼可能寫好王羲之？因此，時下學王羲之不少人學得習氣一身，學得花枝招展，要麼是滿足評委喜好；要麼是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實乃名利所害。
閱讀更多 藝術的真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