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瑞典導演英格瑪·伯格曼誕辰的 100 週年，他一生創作了 120 多出戲劇、50 餘部電影。
在對作品脈絡的梳理中，伯格曼在自傳《魔燈》中穿插著講述了他的 12 段感情和 5 段婚姻。談及和愛人們的關係，他說：“我們在一起嘗試了一切：通姦、越軌、悲傷、卵子、陽痿、瀕臨死亡、不眠之夜……”
然而，在書中眾多被一筆帶過的紛擾戀情中，伯格曼卻詳細描寫了他與一位女記者貢·哈格貝里的戀情始終。因為貢，他離開了第二任妻子埃倫，創作了名作《婚姻生活》。而作為伯格曼唯一一位“不出名”的愛人，我們在網絡上竟搜不到一張貢·哈格貝里的相片。
《魔燈》
[瑞典] 英格瑪·伯格曼 著
張紅軍 譯
理想國 | 廣西師大出版社 出版
“我無路可走，就免不了對她不忠實”
我在哥德堡並不快樂。這個城市在很多方面與世隔絕。劇院是一個有限的世界，除了演戲，誰也不談別的。家裡煩亂不堪，充斥著孩子的哭鬧、 溼漉漉的衣物、女人的眼淚和醋意，而這往往還有充足的理由。我無路可走，就免不了對她不忠實。
埃倫知道我是個騙子。她的絕望是腐蝕性的。她乞求我哪怕只告訴她一次事情真相也好，但我卻做不到，事實真相實在難以說清楚。我們之間不爭吵時，能共享一種深厚的互相憐惜、互相諒解的感情。
埃倫確實是一個很好的、強有力的朋友。只要境遇能稍稍好一點，我們就一定能快活地生活在一起，我們對自己實在太無知，以為生活就是如此。我們對自己的處境並不抱怨，對我們的生活條件也從未表示過遺憾。我們相互束縛著一起掙扎，而且正在一起下沉。
年輕時的伯格曼
（到法國後）我完全與世隔絕，不同任何人說話，也不與任何人交往。每天晚上我都喝得爛醉，得讓房東太太扶我上床睡覺，她像一位慈祥的母親，很為我的酗酒習慣擔心。然而，每天早上 9 點鐘，我一定準時坐在寫字檯前專心寫劇本，宿醉有助於強化我的創造力。
我開始和埃倫小心翼翼地通信，那些信充滿柔情。我們那充滿痛苦折磨的婚姻有了一點希望的曙光，在此影響下，我把電影中的女主人公描繪成美麗和忠誠的化身，她有智慧、有人性的尊嚴。反之，男主人公則是一個誇誇其談的庸才，既不誠實，又愛誇大其辭和撒謊騙人。
有一位俄裔美國女畫家在羞怯而熱烈地追求我。她體格健壯，身材勻稱，像一位阿瑪宗女戰士，雙唇甜美，皮膚黝黑，眼睛如星星一般明亮，釋放著不羈的性感。我忠實於自己的婚姻，這使我和畫家兩人都受到激勵。她畫畫，我寫作，兩個寂寞之人竟然出乎意料地湊在一起從事創作。
（回家後）我和埃倫的複合很匆忙，也不完全成功。我醋意大發，因為我發現埃倫和一個女同性戀藝術家搞在一起，但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和解了。
“我們決定分頭去巴黎，然後秘密相聚”
電影的外景地在赫爾辛堡，8 月初的一天，我們在市政廳拍攝男女主人公舉行婚禮那場戲。我和埃倫幾年前就是在這裡結的婚。
26 歲的伯格曼工作過的赫爾辛堡城市劇院
《電影新聞》週刊的一位記者來採訪我們做特寫報道。這家週刊漂亮迷人的主編古尼拉·霍爾格給了我們這個榮譽。她還帶來一位同事，名叫貢·哈格貝里。我們的管理者，也就是我本人，一方面認識到自己的職責，一方面被這位主編吸引，於是從這部電影本就不多的經費中搜刮出一些，邀請她們在大飯店吃晚飯。
晚餐後，我和貢去海灣邊散步。那是一個無風的溫暖夜晚。我們興奮地相互親吻，漫不經心地約定，等拍攝轉回到斯德哥爾摩時再相會。當這位《電影新聞》的記者走後，我很快就忘記了這件事。
我 8 月中旬回到家裡。貢打電話約我一起去卡特林飯店吃晚飯，然後去看電影。我先是吃了一驚，隨後高興地接受了她的邀請。事情發展得很快。接下來的週末我和貢去了特魯薩，登記住進旅館，上床，然後一直在那裡待到星期一早上。我們決定分頭去巴黎，然後秘密相聚。
我回到哥德堡準備和妻子埃倫談談。夜深了，她已上床睡覺。我突然回家，她感到很高興。我穿著風衣，坐在床邊，告訴她所有的一切。 具體細節怎樣，有興趣的人可參考我的影片《婚姻生活》的第三部分。
《婚姻生活》 （1973 年）
唯一不同的是對情人葆拉的描述。貢更像是她的反面，長得漂亮高挑，體格健美，有一雙充滿熱情的藍眼睛。她喜歡大笑，嘴唇性感，豁達開通，驕傲而正直，具有女人特有的力量，但又是一個夢遊者。
她不瞭解自己，對此缺乏興趣，卻以開放的心態對待生活，不加防備也沒有要求，真心相對，無所畏懼。她患有胃潰瘍，時常發作，但她對此也不在意；只要幾天不喝咖啡，服用一些藥，轉眼就好了。她和丈夫關係很糟，卻不以為然。她覺得任何婚姻都遲早會變得乏味，最後只剩下一點性關係而 已。至於重複而來的焦慮夢境，也並未引起她的注意；也許是吃的東西不對勁，或者是喝酒太多。總之，人生對她是實際和偉大的。她的魅力難以抗拒。
“我對婚姻的背叛，受到了上帝的懲罰”
愛情撕碎了我們的心，並從一開始就埋下了毀滅的種子。
1949 年 9 月 1 日清晨，我們離開了瑞典，中午到達巴黎。我們住進聖安娜街一家著名的家庭旅館，這條狹窄的街道通向歌劇院大道。旅館的房間是長方形的，像一具棺材，床不是並排擺放，而是床頭對床頭。窗外是一個狹窄的庭院。把頭伸出去，能看見六層樓頂上那塊赤日炎炎的天空。庭院中空氣陰冷潮溼，散發著黴味兒。瀝青牆上有一些窗戶，好讓光線照進旅館廚房，可以看見廚房裡有許多戴白帽子的人像蛆一樣蠕動；從那深淵裡冒出一股難聞的惡臭和炒菜的氣味。有關更詳盡的細節，請參照《沉默》一片中那對情人的房間。
《沉默》（1963 年）
我和貢坐在床上，我們感到疲憊和恐懼。我馬上意識到，我對婚姻的背叛受到了上帝的懲罰。那殘忍的畫面清晰地浮現在我眼前——我意外地回家，埃倫是多麼高興，她微笑起來。那些畫面反覆重現，至今難以忘懷。
第二天早上，貢用法語跟那位全能的旅館門房商量，希望能夠換房間，她塞了一張一萬法郎的鈔票作為交換條件（那時十克朗可以兌換一千法郎）。於是，我們馬上換了一個臨街的舒適房間，盥洗室寬敞得像個教堂，有彩色玻璃窗，地板中裝有暖氣管，洗手池也很大。同時，我在頂層租了一個簡陋的小屋，裡面有一張搖搖欲墜的寫字檯、一張吱吱作響的床、一個坐浴盆，還能看到以埃菲爾鐵塔為背景的美麗的巴黎全景。
我們在巴黎逗留了三個月，從各方面看，在我們兩個人的生活中，這都是一段極為重要的時間。
1949 年夏季，我度過了三十一歲生日。迄今為止，我都努力地工作，投入地從事我的專業。因此在溫和的秋天來到巴黎，對我無疑是一種解脫。愛需要時間和機會才能孕育。在這裡，我總算能夠排除一切障礙自由地呼吸。
1949 年的伯格曼（右）
然而，我對埃倫和孩子的背叛，始終是揮之不去的陰影，它永遠深深地刺痛我的心靈。有幾個月光陰，這種活生生的、充滿生命力的大膽行為滋生著一種難以忘卻的真實，因此極其珍貴，儘管為了這一趟巴黎之行，我最終要付出極其昂貴的代價。家裡的來信並不令人鼓舞。埃倫在信中提到孩子病了，她自己手上和腳上都得了溼疹，還不斷掉頭髮。我離開時曾留給她一大筆錢，她在信中抱怨錢幾乎用完了。
貢的丈夫匆忙地提前趕回斯德哥爾摩，他的家人請了一名律師，揚言要提出法律訴訟，因為他的家庭財產有一部分在貢的名下。幾乎任何事都打擾不了我們，豐盛的印象與經驗在我們的頭腦中流動。
一天晚上，我們去雅典娜劇院觀摩讓·季洛杜為路易·茹韋創作的一齣戲，竟碰上了埃倫，她就坐在我的斜對面。她轉過頭來向我們微笑，我和貢馬上逃走了。
幾天後，一位穿淡藍色西服、系紅領帶的律師來找我們，他是貢的親戚派遣而來勸她回家的。他們中午在一起吃午飯。我站在旅館房間的窗口，看著他們並肩走出聖安妮街，貢穿著高跟鞋，幾乎比那位愛裝腔作勢的小個子律師高出一個頭。她那薄薄的黑衣緊裹著她的臀部，一隻手不斷撫弄著她那淡灰色的短髮。
我以為她不會回來了。她晚上回來的時候，顯得既煩惱又緊張。我氣極了，發狂般地反覆問：“你和那律師睡覺了？你和他睡覺了？承認你和他睡覺了。你自然和他睡覺了。”
恐懼很快就會創造出它所恐懼的。
“我現在要負擔三個家庭的生活了”
12 月寒冷的一天，我們住進了斯德哥爾摩海濱路的一家旅館。我們不能睡同一個房間，因為這違反瑞典旅館管理法規。
孩子被奪走的威脅立即瓦解了貢。貢回到利丁島的家和正想方設法報復她的丈夫那裡。我則回到哥德堡，履行合同，排演最後一部戲。
我們不能見面，不能通話，也不能寫信。任何接觸都會加劇孩子被帶離開貢身邊的危險。在當時，法律對“私奔”母親的制裁是相當嚴厲的。
我設法弄到一個小公寓（仍是租借的），帶著四張唱片、幾件髒內衣和 一個破茶杯的家當搬了進去。在這段悲傷的時間裡，我寫了一個電影劇本，名叫《夏日插曲》，同時寫了另外一部影片和戲劇劇本的提綱，但後來弄丟了。 這時電影界有一些傳聞，說所有電影拍攝都將停止，以抗議政府徵收娛樂稅。 對我來說，不拍電影就會遭受經濟上的損失，我還要負擔兩個家庭的生活呢。
伯格曼工作照
聖誕節後的一天，貢搬出了她受盡屈辱的家，拒絕再服從男人的控制。 我們出高價租了一套帶傢俱的四個房間的公寓。它正好坐落在一幢可愛而古老的奧斯特瑪爾姆區住宅的頂層，貢的兩個小男孩和那位芬蘭保姆也一起搬來了。
貢沒有工作，我現在要負擔三個家庭的生活了。
隨後所發生的事幾句話就可以說明。貢懷孕了。夏末，所有的電影製作都已停止。我被瑞典電影公司解僱，去了洛倫斯·馬爾姆斯泰特新開的劇院當藝術指導，但兩臺戲失敗後，我又被解僱了。
一個秋夜，貢的丈夫打電話來，表示離婚的事情可以和解，不必訴諸法律。他要求和貢單獨見面。達成協議後一起去找律師，起草一個法律協議。
我不準貢單獨去見他，但她堅持要去。她覺得丈夫在電話中說話溫和順從，還帶點哭腔。晚飯以後，她丈夫開車來接她。她直到凌晨四點才回來，面色冷漠，說話閃爍其詞。她想去睡覺了，本來我們可以等第二天或以後慢慢再談，但我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就非問清楚不可。她這才告訴我，她丈夫開車載她到小揚森林，然後強姦了她。我離開公寓，在大街上游蕩。
我至今也不知道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她被強姦這個事實大概可以確定，但也可能是屈從了暴力行為：如果你和我睡覺，孩子就歸你。
我簡直難以想象發生的一切。貢已懷孕四個月。我表現得像一個愛妒忌的孩子。她被孤獨地拋在一邊。心靈中像放映電影，聲音和光影反覆閃現，揮之不去，留下的印象異常清晰，永難磨滅。只有自己的洞察力毫不留情地深入，探尋真相。
一個小時之內，我們失去了攜手共同度過危機的良機。最後的結局已確確實實開始了，儘管我們都不顧一切地企圖和解。
法庭訴訟本要繼續進行。但就在同一天早上，當貢的律師威脅要把她丈夫的財產狀況公之於眾時，訴訟又撤銷了。我不知道詳細情況，但離婚辦得相當順利，經過令人羞辱的調查後，根據兒童保護委員會的建議，貢最終獲得了小孩的監護權。
這場戲劇性的事件結束了。但我和貢之間的愛情已有裂痕，鮮血淋淋， 幾乎無法彌補，而經濟上的壓力更是咄咄逼人。
沒有錢，沒有電影可拍，每個月必須要有一大筆錢才能維持兩個前妻和五個孩子的生活。有時慢了一兩天付贍養費，一個憤怒的兒童保護委員會的官員就會來找麻煩，並指責我的放蕩生活。每次去哥德堡的家中，開始還會客套一番，走的時候總是惡言相向，拳打腳踢，同時還夾帶著孩子們的哭聲。
伯格曼與其兒子
我最後只好低聲下氣地求瑞典電影公司借一筆錢。錢是借到了但同時簽了一個合同，用五部電影來抵押，我只能得到正常的劇本和導演費三分之二的報酬。並且，我必須在三年內還清這筆借款，連本帶息，從公司給我的總收入中自動扣除。我暫時解決了經濟上的危機，但這意味著未來三年將束手束腳地度過。
我們的兒子是在 1951 年 4 月底的沃普爾吉斯夜誕生的。為了促進宮縮，我們喝了香檳，然後開著一部破舊的福特汽車沿著多丘的拉都戈蘭公園兜風。之後，我把貢留給了助產士，被從病房裡趕了出來，我獨自回到家裡，喝得爛醉，把舊玩具火車拿出來，一個人默默地專心玩了起來，直到不知不覺躺在地板上睡著。
“她是我許多影片中女人的原型”
拍攝電影的禁令終於結束。貢在一家晚報找到了代理新聞記者兼翻譯的工作。我馬上要連拍兩部電影，一部是《女人的期待》，劇本是我自己寫的，另一部是《莫妮卡在夏天》，根據佩爾·安德斯·福格爾斯特倫的小說改編。
我在斯卡拉劇院的一出滑稽劇裡，發現了一位穿漁網長襪和袒胸低領女裝的動人的年輕女演員，就選她來演影片女主角莫妮卡。她的名字叫哈里特·安德森。她拍過一些電影，已和一位年輕演員訂了婚。7 月底，我們去外海群島拍攝外景。
哈里特·安德森在拍攝《不良少女莫妮卡》時的工作照（1952 年）
我頓感輕鬆愉快。所有職業上、經濟上和婚姻上的問題都被拋到九霄雲外。我們在外景地過著相當舒適的戶外生活，白天工作，夜晚休息，黎明清新無比，天氣各有千秋。晝長夜短，睡眠無夢。經過三個星期的努力工作，我們把拍攝的膠片送回去沖洗，由於機器有毛病，幾千米膠片幾乎都要重拍。 我們都裝出十分懊惱傷心的樣子，但心裡卻暗暗高興，這樣可在島上多停留一些時候。
電影工作是一種極為色情的行當：演員之間都坦誠相待，彼此間暴露無遺。在攝影機鏡頭前面，所有的親暱、忠貞、相互依賴、情愛、自信和可靠性都變成一種溫情脈脈、也許是虛幻的安全感。那種張力，那種緊張氣氛的緩和，同舟共濟的默契，和成功的狂歡時刻之後，隨即而來的反高潮：氣氛不可避免地漲滿性慾。多年以後我才明白，終究有一天攝影機將停止轉動，燈光也會熄滅。
從拍《莫妮卡在夏天》開始，我和哈里特·安德森合作了好多年。 她是一個異常堅強但情感又很脆弱的女人，天賦裡有一股勃發的才氣。她在攝影機前面顯得自然而性感。同時，她的表演技巧也是極為出色的，能像閃電一樣，從最強烈的情感轉換到冷靜的情感；她的幽默感很有分寸，悠然自如，但從不玩世不恭。她很可愛，多年來一直是我最親密的朋友之一。
我們結束島上奇遇回來後，我告訴貢發生的一切，並要求分居幾個月。 因為我和哈麗雅特都明白，我們倆的關係只能維持在有限的時間內。貢大發雷霆，要我去死。我對她的狂怒大為震驚，以前從沒有見過她發這麼大的脾氣，對此，我反而鬆了一口氣。 我拿了幾樣簡單的行李，再次回到我的單間公寓。
英格瑪·伯格曼在 1940 年代
幾年後，我們再見面時既不生氣，也不埋怨。我和貢離婚後，她開始學斯拉夫語，還獲得了博士學位；她的翻譯技巧變得更加精湛，為自己贏得了聲譽。她逐步創造了一份屬於自己的獨立生活，包括朋友、情人以及出國旅行。 我們充滿重逢的喜悅，但這感情也很自私。我們幾乎一點也沒注意到，我們的兒子變得痛苦又嫉妒。
貢死於一次交通事故，我和兒子小英格瑪計劃一起參加她的喪禮。預先我們約在戈列爾圖勒大街我的單間公寓見面。他那時十九歲，長得高大英俊，個子比我還高，在此以前，我們已好幾年未見面。那天他穿了一套很小的西裝，是向他同母異父的哥哥借的。
我們默默地坐著，一言不發，只希望時間過得快一點兒，但事與願違。他問我有沒有針線，因為他要縫一顆紐扣。 我找出針線給他。然後我們在窗前對坐著，小英格瑪低頭縫著紐扣，厚厚的金髮垂在額前，強壯有力的手正忙著縫紐扣。他偶爾會侷促地吸吸鼻子。 他長得很像他祖父學生時代一張照片裡的樣子，同樣深藍的眼睛，同樣顏色的頭髮，同樣的額頭和敏感的嘴。同樣冷淡的伯格曼標記 :不要碰我，不要接近我，不要抓住我，我是伯格曼，看在上帝的分上，離我遠一點。
我笨拙地想跟他談一點關於他母親的事情，但他馬上流露出一副很輕蔑的姿態。當我堅持要談時，他突然用蔑視的神情盯著我，我只好住嘴。
《夏夜的微笑》中，埃娃·達赫伯克飾演的德西蕾·阿姆菲爾特
貢是我許多影片中女人的原型，如《女人的期待》中的卡琳·洛貝柳斯，《小丑之夜》中的阿格達，《愛的一課》中的瑪麗安娜，《秋日之旅》中的蘇珊，《夏夜的微笑》中的德西蕾·阿姆菲爾特。
在無與倫比的埃娃·達赫伯克身上，我找到了貢的詮釋者。這兩個女人都能成功地把我隱晦的文本變為現實，由此表現出的堅強不屈的女性精神，遠遠超出了我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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