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將來我長大了，想和你做一樣的工作。”這是童年的我曾對父親說過的話。去年安徽省公務員考試，我被錄取至桐城市人民檢察院上班，至此，在父親進入檢察系統30年之際，我離開校門，邁進了檢察院的大門，孩提時代的一句戲言，竟變作了現實。
父親是從安徽省司法學校（即現今的安徽職業警官學院）畢業之後分配到了老家潛山縣人民檢察院工作的，工作時的年齡和我現在相比還要小上一歲，那時的檢察制服還是豆綠色的，兩邊配上肩章，頭戴大簷帽，帽子上還有一枚金屬質地的國徽，就像是部隊裡當兵的一樣。我小時候不瞭解什麼是檢察，只是喜歡偷偷地把帽子往頭上一扣，蹩腳地敬個禮，“冒充”一下軍人模樣。
每每聊起父親剛工作的時光，我總會被當時清苦的環境所打動。恢復檢察院才不過十年光景，單位人手缺乏，新來的父親被安排一人身兼數職，既當打字員，又做會計，還充任出納，生生被培養成了一個多面手，我總打趣說他後來在反貪局工作的時候，查賬目問題能力很強，大概和當時會計的兼職經歷有關。
當時辦公設備裡自然是沒有現在人手一臺的電腦，只有一臺老式鉛字打字機，這種由滾筒、鉛字盤和機頭組成的機器打字速度特別緩慢，而且全憑打字員對鉛字盤中漢字的位置記憶來決定。打字員從鉛字盤裡找到要打的鉛字，按動打字手柄，將鉛字打到蠟紙上。加之鉛合金字每個都是倒置並反寫的，當打字錘取出鉛字打在滾筒上的蠟紙上時，字才是正的，這就要求打字員看字一定要準，一點都馬虎不得，不然就前功盡棄，只得重頭再來了。父親打字時一遍又一遍重複著相同的動作，機器伴隨著發出啪嗒啪嗒的聲音，就像是發電報一樣，不知道的還以為是個情報員呢。老式鉛字打字機雖然現在看來比較落後，但在那個年代可是好玩意兒，價值不菲，打字時還得小心翼翼，認真呵護，生怕給弄壞了。當時沒有住房的父親白天工作在辦公室，晚上同樣就睡在辦公室，他開玩笑地說是一天到晚守著個“千金寶貝”了。
後來去了業務部門，條件依舊比較艱苦，有一次與公安一道去宣城南湖勞教所出差，地點位於皖南，山路崎嶇，而代步工具只是一輛三輪車，上嶺過程中三輪車動力不足，開始下滑，在重力的作用下，後退速度逐漸加快，父親和隨行的另一人趕緊跳車，用自己身體堵住三輪車迫使其減速停止，避免發生事故，然後再推車上嶺，繼續行程。父親的心態極為樂觀，每次他說這些苦日子的時候，彷彿就像是講笑話一般，末了還會說上一句：“苦點也還好，不苦的話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說爸爸我當年也是艱苦奮鬥過的人呢。”
很多人都認為我父親在檢察院工作，所以我後來進入檢察院是他從小培養所致，實則不然。檢察院裡偵監公訴部門屬於日常忙碌，就是每天都很忙，有很多事情做，但至少生活還算規律，而自偵部門是集中式的忙碌，一旦辦起案件來，沒日沒夜，父親在這些部門都待過，尤其在反貪局期間，忙起來就是時隔許多天回家，匆匆洗了個澡換了件衣服就又離開了。正因為如此，他知道法律職業是一份辛苦的工作，而且要進入這個隊伍，就得去考有“天下第一考”之稱的司法考試，每年通過率僅在百分之十上下，並且法學專業內容繁重，僅核心課程就多達16門，就業率卻連續多年都位居末遊，令人望而生卻，網上調侃說“勸人學醫，天打雷劈；勸人學法，千刀萬剮”。可憐天下父母心，站在他的角度，出於對我的關愛，綜合種種因素，高中時代，他不支持我去填報法學，不想讓我受這份罪，而更傾向於讓我去學當時特別熱門的財經類專業。
這種父親阻攔孩子從事自己工作的情況屢見不鮮，但很少有成功的。相聲大師侯寶林不願意侯耀文學相聲，而一心要他做個廚師，以求一輩子餓不著，但事與願違，侯耀文最終還是走上了他父親的道路。同樣在選專業一事上，我也是鐵了心不肯聽從父親的，我告訴他：“學得好，再低的就業率總有成材的，不發狠，再熱門的專業還是有找不到工作的。別的我不敢保證，但我保證肯定在大學裡努力學，爭取把司法考試通過了。”父親拗不過我，最終妥協。而我也同樣踐行諾言，大三準備司法考試，可能是我最為用功最為刻苦的時候，當2016年11月22日分數出來宣告通過的那一刻，我內心狂喜，立即打電話告訴父親，我高中的話終於說到做到了！
初進檢察院，我沒有像自己以為的那樣被安排去業務部門，而是和父親當年一樣送至在辦公室工作，待等試用期結束，轉正之後再去一線辦案。不一樣的是，我已經看不到那老式鉛字打印機了，電腦和彩色激光打印機取而代之，成了我的“千金寶貝”。父親他怕我沒能如願立即進入業務科室，情緒上會失落，就時常打電話，用他自己的例子開導我、勉勵我，教誨單位裡年齡最小的我要努力工作，多向同事學習。這話擱在大學我會覺得他嘮叨，但真到離開校園開啟職業生涯的時候，這話聽起來覺得很暖心。
如今，當我自己穿上藏藍色的西服，繫上紅色領帶，佩戴上檢徽，回想幼時偷偷戴大簷帽的我，感受到的不只是制服的演變，更是一種內在的傳承。如今我們真成了檢察戰線的父子兵，上陣開啟一段父子倆的法律征程。或許，這是我莫大的幸運吧。（桐城檢察院辦公室 陶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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