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開幕的衡陽市十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上，鄭建新市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衡陽2018年要“爭取開拍《衡陽保衛戰》”。聽聞此言，作為一個不曾忘記那段歷史的衡陽人，我想起了多年前曾經寫過的一篇文章，今天拿出來與大家分享，權當對電影開拍的一種聲援。
比民族精神更高的是人性 比戰術性“投降”更重的是戰略
也談籌拍電影《衡陽保衛戰》
我不是史學家，也不是編劇。只是希望能早日在銀幕上看到《衡陽保衛戰》，時常懷念和感激當年犧牲在衡陽這座城市的守城將士的一位普通市民。當然，我希望看到的是史詩般的衡陽保衛戰，而不是戲說版。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參加了衡陽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5週年座談會。作為會議的工作人員，我知道了電影《衡陽保衛戰》之所以沒有能夠通過審定，一個關鍵的原因就是方先覺不該沒有戰死沙場，而是選擇了讓國人嗤之以鼻的“投降”。看到會上專家學者引經據典，從各自的立場面紅耳赤地爭論方將軍是否真正投降時，旁坐的我也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對於方的“投降”，更有不同的看法和觀點。
首先我們必須解決如何看待方先覺“投降”的問題。在面對十倍於己之圍敵，且外無援兵，內無糧草彈藥的情況下，方先覺將軍率領第十軍的17000餘名將士喋血孤城48天，遠遠超出當時最高統帥部下達的堅守10天到兩個星期戰略任務。在彈盡糧絕之際，方先覺在兩次自殺未果的情況下選擇了有條件的投降。即第一保證我數千傷員和官兵的生命安全；第二，收容傷患者予以治療，不得羞辱和折磨他們；第三，我守城官兵決不離開衡陽，我方先覺決不離開衡陽。
按照國人的思維，將軍不能凱旋而歸，就該血灑疆場。其實不然，一個已經完成自己使命的將軍，沒有和常人一樣，選擇“一將成名萬骨枯”的方式擦亮自己的將星，而是用比自己生命更可貴的名節，和自己後半生的聲譽換來七千傷員生命。這種自我犧牲比死更難受。其實，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在不同的民族背景下也有過類似的故事。美國國父華盛頓第一次領軍作戰，就因敵強我弱被迫和敵軍簽訂了“投降協定”，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到美國人對他的評價。甚至直到如今，美國的西點軍校的教學守則裡，還有一套完整的投降教程。世上沒有常勝將軍，即便是過關斬將的關雲長也有過“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時候。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無論是偉大的將軍還是卑微的士兵，他們都是人，而不是戰爭時期的“可消耗物資”。如果我們非得讓已經斃敵於己三倍的方先覺和這七千傷兵一起殉城，以此來成全“寧可站著死，不可跪著生”的所謂名族精神。我認為都是非人性的，自私冷酷的。
誠然，當自己的民族遭遇侵略時，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和義務抵擋。但是也必須面對現實，不能作無謂和不必要的犧牲。對此，毛主席就有過精闢的論述：“保地失人，人地皆失；保人失地，人地皆保。”
人性在本性意識上的表現就是人類所可以和應該具有的大感情。大感情就是大愛心，大感情所產生的行為就是大愛行，而大愛心和大愛行的知行合一就是大愛，大愛俗稱就是博愛。所以，人性就是博愛。大愛無疆就是最大的人性——愛所有生靈。
由此我認為，喋血堅守衡陽城達48天之久的方先覺最後 “投降”，不是某些學者和國民謂之的“不光彩”。相反，我覺得他的這一舉動是閃耀著“民族精神”和“人性”的偉大光輝，是一種無疆大愛。這既是對民族的愛，更是對這個民族人們的大愛。
其次，在選擇拍攝《衡陽保衛戰》的角度上，我們也完全可以從另一個層面思考，即把戰爭片改成戰略片。
1943年秋季起，同盟國在二戰轉入戰略反攻，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上屢遭失敗，使南洋(東南亞)各地軍隊的海上交通線受到威脅。日本大本營為保持本土與南洋的聯繫，根據“絕對國防圈”戰略指導原則，擬定如下戰略目標：
1、攻略中國南方和西南方的空軍基地。因為這些中美空軍基地已嚴重危及日本本土至南洋之間的海上交通線。此海上交通線系維持日本繼續戰爭之生命線，因為戰略物資必須經由此處方得至日本本土。
2、打通亞洲大陸的陸上交通線。日軍既在太平洋上聯聯失利，海上通路隨時有被切斷危機。如果能打通路上交通線，使關東軍、中國派遣軍和南方派遣軍結成一體。如此不但使相互間能夠支持，更充份份利用亞洲大陸戰略空間作持久戰。
3、打擊重慶國民政府的抗戰意識。
由這份計劃中可清楚的看出，此次如日方達成其戰略目的，中國將被分為兩半，重慶基地有可能不保。這也是抗戰伊始，中方最為擔心的日軍戰略方針。
（以上根據網絡資料）
上述資料，我們不難看出，方先覺和第十軍將士所作出的抵抗和犧牲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和作用。
所以，我認為如果從人性和戰略的高度來看待衡陽保衛戰，將更加能夠解讀方先覺和十軍官兵的壯舉，更加能夠讓人蕩氣迴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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