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學閔行校區有一座唐文治銅像，唐文治左手持自己親自編寫的《高等學堂國文講義》，右手放在背後，整個銅像取唐文治吟詠“唐調”時的神態，面露微笑，呈欣慰之態，他就是中國著名的教育家、工學先驅和國學大師。
唐文治銅像
唐文治曾於1907年至1920年出任交通大學校長，他在執掌交通大學期間，主張“尚實”，強調道德養成，以培養和塑造“第一等人才”為己任。在交通大學首創工科，注重基礎，廣攬名師，嚴謹治校，為交通大學的建設和發展奠定了基礎，併為中國近代工科教育的創建與發展做出了諸多開創性的歷史貢獻。
唐文治（1865—1954）字穎侯，江蘇太倉人。1865年12月3日出生於詩書儒生之家，其父親唐若欽是清朝貢生，唐文治自幼隨父啟蒙讀書，開始了他長達22年的讀書通經生涯。
唐文治在其14歲時即已熟讀《孝經》、《論語》、《孟子》、《詩經》、《尚書》、《易經》、《禮記》、《春秋左氏傳》等儒家經典著作，並做好了應試科場的準備。
唐文治在15歲考取了秀才之後，更加刻苦讀書，精心研讀《史記》、《公羊傳》、《穀梁傳》等，並開始學習寫作古文。
1882年，唐文治正式拜師授業於太倉名儒王紫翔（字祖畲）門下，潛心研讀性理之學及古文辭，這是唐文治所拜的第一位名師。
王紫翔告誡唐文治，治學要明辨義和利，做人要確立好的品德，讀書人要“知行結合”，讀書是用來充實思想的，不能流於空談，而是要躬身實踐，王紫翔的思想和學說，讓唐文治獲益匪淺，學業精進，甚至影響了唐文治的一生。
1883年，唐文治考中舉人，但在次年進京考進士時卻落榜了，他認識到自己學力的不足，又回到太倉繼續研修理學。
1886年，唐文治考入江陰南菁書院，受業於東南經學大師黃元同和王先謙的門下，從事訓詁學的學習。
南菁書院是由兵部左侍郎兼江蘇學政（主管一省教育官員）黃體芳於1882年創建的，時任兵部尚書、兩江總督左宗棠撥付校址和銀兩予以支持，南菁書院之名取自宋朝朱熹《子游祠堂記》中的名句“南方之學得其菁華”之意，南菁書院是清朝著名的書院之一，也是當時江蘇省的最高學府和教育中心，即現在江陰南菁中學的前身。
唐文治在南菁書院度過了四年研修時光，逐步明確了自己應該追求實事求是的學風， 黃元同和王先謙是晚清時期著名的國學大師，二人先後執掌過南菁書院，唐文治在南菁書院期間，深得兩位先生的器重，也深得兩位先生的真傳。
1893年春，唐文治第五次參加進士考試，終於成為新科進士，唐文治考中進士之後，進京任戶部江西司主事，戶部為清朝掌管土地、賦稅、戶籍等機關。
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唐文治曾向清政府呈《請挽大局以維國運折》，針砭時弊，抨擊權奸，籲請朝廷嚴懲戰敗將領。
1895年，康有為、梁啟超等數千人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反對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史稱“公車上書”，“公車上書”標誌著維新派開始登上晚清的歷史舞臺，唐文治也親自撰寫了《呈督察院請代奏拒籤辱國條約》的奏章，以此支持唐有為、梁啟超等維新人士的愛國行動。
1901年9月13日，葉赫那拉·那桐以戶部右侍郎的身份出使日本，就日本使館書記官杉杉彬被刺殺一事“道歉”，唐文治作為隨員一同前往日本。
那桐有寫日記的嗜好，而且堅持達36年之久，這在歷代官員中實不多見，那桐的日記系統地記錄了晚清及民國初年的政治、外交、軍事以及清政府官員的日常生活，是研究晚清和民國初年的重要歷史資料。
唐文治作為那桐的主要助手，曾代那桐作《奉使日本記》，記錄了專使日本之行的所見所聞，大大開拓了國人的眼界。
唐文治從日本回國之後，被調任清政府外務部榷算司主事，管理通商、關稅等事務，儘管官職比較低，但權力可不小。
1902年3月，發生中葡界約事件，葡萄牙政府借修訂舊條約之際，要求將澳門附近的島嶼劃入租借範圍，唐文治力主堅決拒絕，外務部根據唐文治的奏請意見，拒絕了葡方的無理要求。
同年4月，唐文治以外務部參贊的身份，隨同清政府專使愛新覺羅·載振前往英國倫敦，參加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加冕典禮，並隨載振到法國、比利時、美國、日本等四個國家進行訪問，考察這四個國家的國情和現狀。
唐文治為載振撰寫了《英軺日記》12卷，這不僅是近代考察西方社會最重要的記錄，也以大量細節具體記錄了唐文治對西方制度和現代建設之認識，成為國人瞭解英國及其他四國的重要書籍。
唐文治也就此得出自己的考察結論，中國要想進步，必須學習西方的現代文明，否則中國絕無他途。
1903年秋，唐文治改任商部右丞，不久就升任左丞、左侍郎，主持商部的日常事務，此時的唐文治手中已經掌握一定的權力，曾頒佈商政宗旨：“保護商民，體恤商艱”。規定商部官吏不得自營商業，以圖私立，嚴禁貪汙納賄，制定了131條商律，這是中國《商法》的開端。
唐文治具有非常敏銳的洞察力，他洞悉日本早有窺伺中國東北的野心，為此積極向朝廷建議，主張從速整頓東北三省，以確保東北的主權和安全，他親自撰寫了《請飭東三省速舉要政折》上奏朝廷，可惜未被採納。
唐文治還制定了“商辦鐵路政策”，利用華僑商人的財力建築鐵路，自此商辦鐵路在全國各地開始興建。
但在唐文治離職之後，繼任者將各省商辦鐵路一律收歸國有，並準備將全國的鐵路主權拍賣給外國，因而引起了大規模的保路風潮，史稱“保路運動”。
1906年秋，清朝商部改為農工商部，唐文治出任左侍郎，並一度署理尚書，是商部的主要主政者之一，也達到了其為官的頂峰。
唐文治
1906年底，唐文治因母親病逝而守喪，當時官場仍維持守孝三年的習慣，即在雙親去世時，要離職二十七個月以盡哀，其變通之法即可在官辦學校、實業任職
唐文治乃農工商部尚書載振的左膀右臂，實在離不開他的輔佐，載振建議他去職數月後即復職，卻不料載振因名伶楊翠喜賄賂案發，被迫引咎辭職，唐文治復職之事就此擱淺。
時任大清朝郵傳部尚書陳璧奏請朝廷，擬由唐文治擔任上海高等實業學堂監督，唐文治考慮到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的父親年事已高，思鄉心切，便應允接受了這一職務，唐文治自此棄官從教，開始致力於興辦教育之生涯。
1907年8月，唐文治正式就任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監督（校長），上海高等實業學堂的前身是“南洋公學”，由時任鐵路公司督辦盛宣懷於1896年在上海徐家彙創建。
清末民初之時，“南洋“泛指華東沿海一帶，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沿海各省為南洋，而江蘇以北沿海各省被稱為“北洋”，當時參考西方學堂經費“半由商民所捐，半由官助為公學”，故將學堂定名為“南洋公學”。
“南洋公學”成立之後曾數次易名，1905年隸屬清政府商部管轄，改校名為商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1907年又隸屬清政府郵傳部管轄，又易名為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
唐文治上任之時，已是上海高等實業學堂第十一任校長，儘管自南洋公學成立以來，學堂的歷史只有11年，但卻已更換了10位校長，幾乎一年換一個校長，可見當時校長之職並不是一件美差，否則校長也不會如走馬燈似的頻繁更換。
當時上海高等實業學堂教職員48人，在校學生463人，是一所中等規模的學堂，由於隸屬郵傳部管轄，唐文治呈文郵傳部，提出新的辦學思路和方向，停辦商科轉向工程教育，建議設立發展中國交通和郵電行業亟須的鐵路專科和電機專科，以培養這兩個技術領域的實用性人才。
1907年10月，上海高等實業學堂設立了三年學制的鐵路專科，經詹天佑推薦，唐文治聘美籍工程師查理士·璞德為教員，講授鐵路機器工程，這不僅是上海高等實業學堂設置的第一個工程專科，也是中國近代高等學校專科教育的發端。
1908年夏，上海高等實用學堂又增設電機專科，學制也是三年，學生基本來自本校當年夏季畢業的高等預科生，開設課程有高等數學、物理、化學、電機學、熱力學等十幾種現代課程。
唐文治聘請英籍工科學士麥斗門、美籍工程師海騰、中國第一個物理學博士李復幾擔任專業課主講老師，並聘請了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電機科科長謝爾頓，擔任上海高等實業學堂電機科科長，中國高等學校電機教育也由此發端。
唐文治（右三）與機電科師生合影
1908年秋，唐文治開始洽談商購學堂北側民地，籌備建造金工廠，供鐵路科學生實習金屬加工之用。
1909年春，郵傳部又急需培養航運人才，以發展中國的航海貿易，唐文治又增設了航海專科，並極力輔助建立商船學校。
1910年，唐文治又建立了電機實驗室，當年秋天，唐文治以“勤、儉、敬、信”四字為上海高等實業學堂校訓。
1911年初，郵傳部決定在上海吳淞建立商船學校，由唐文治親自勘察選定校址，當年8月，商船學校校舍竣工，定名為“郵傳部高等商船學堂”，由上海高等實業學堂管理，唐文治兼任學堂監督，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高等航海學府正式誕生。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在辛亥革命的浪潮聲中，上海高等實業學堂易名為南洋大學堂，監督一職改稱校長。
由於這一時期政局動盪，政權處於更迭交替之中，南洋大學堂辦學經費難以保障，唐文治提出校長薪水減薪一半，與全校師生同甘共苦，以維持正常教學秩序。
1912年初，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總統，親自制定了《實業計劃》，其實業救國思想深深地影響了一代中國人。
1912年秋，南洋大學堂劃歸北京政府交通部直轄，改校名為“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學校培養交通實業專才的宗旨不變，只是將鐵路科改為土木科，電機科改為電氣機械科。
唐文治鑑於學校課程設置均以振興交通實業的鐵路工程、機電工程為主，與孫中山的實業建設思想和理念相一致，於是向孫中山發出盛情邀請。
1912年12月底，孫中山欣然接受了唐文治的邀請，蒞臨學校視察，受到全校師生的隆重歡迎，孫中山先生在學校禮堂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說，介紹了他正在籌辦的全國交通建設規劃，10年之內要建築20萬里鐵路，貫穿中國南、中、北三大鐵路幹線，建成一個遍及全國、連通周邊國家的交通網絡，殷切希望青年學子學業有成之後，投身全國鐵路交通建設。
孫中山的演講持續了兩個小時，演講結束前，孫中山說道：“各位師生，對鐵路建設計劃如果有意見和建議，可隨時與馬君武先生聯繫。”孫中山演講結束後，正值中午時分，唐文治以西餐招待孫中山一行。
1918年3月，學校又增設了鐵路管理科，這是中國第一個設置此科的學校，開創了工管結合的先河，在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無疑是一個偉大的創舉。
1919年五四運動時，北洋政府軍警鎮壓和抓捕了大批愛國學生，唐文治曾連發3封電報給時任大總統徐世昌和北洋政府國務院，強烈要求保護、釋放被捕的愛國學生，“諒其愛國熱忱，勿加苛責”。
1920年，唐文治因目疾加深，辭去上海工業專門學校校長職務，回到無錫前西溪寓所修養。唐文治執掌上海高等實業學堂——南洋大學堂——上海工業專門學校14年，為中國近代第一所工科學校的建設和發展，嘔心瀝血，殫精竭力。
唐文治為學校建造了教學樓、圖書館樓、體育館和學生宿舍，創建了金工廠、電機廠、翻砂廠、木工廠、機械實驗室、無線電實驗室、鍋爐室等，各個工廠和實驗室都配備了先進而充足的機器、儀器，供學生學習研究和實習之用。校圖書館有中文藏書31300冊、西文圖書8600冊，各種雜誌130餘種，報紙40餘種，以滿足師生教學研究和求知的需求。
唐文治非常重視國文教學，他專門為學校編寫了新式國文教材，每年在全校舉辦作文比賽——國文大賽，全校專科、預科、中學、小學的學生都要參加，中學以上作文題目相同，小學則另行出題，唐文治親自參與命題、閱卷，對名列前10名者均給予獎勵，他還十分重視體育，積極推動足球、籃球、網球、田徑、體操等體育項目的開展，甚至還有武術運動。
唐文治（前排左三）與校足球隊合影
唐文治辭職不久，新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葉恭卓於1920年12月14日向國務會議提交議案，將北京郵電學校、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唐山工業專門學校和上海高等工業專門學校合併，改組為“交通大學”，上海高等工業學校被改名為交通大學上海學校，唐文治將學校建成工科大學的夢想和願望得以實現。
回到無錫定居修養的唐文治，應學生高陽之請，擔任私立無錫中學第一任校長，高陽也是無錫人，1917年美國康奈爾大學碩士畢業，曾擔任暨南大學教務長，廣西大學校長。
1920年，高陽捐獻全部家產，獻身民眾教育，創辦了私立無錫中學，唐文治被高陽毀家興學、造福桑梓的義舉和精神所感動，欣然答應高陽之請，並且掌校十年而義不受薪。
1920年12月4日，施肇曾、陸勤之、王汝昌等人捐款創辦了無錫國學專修館，聘請唐文治為無錫國學專修館館長。
無錫國學專修館原址
1927年7月，無錫國學專修館改名為無錫國學專門學校，學制三年，1929年12月，又更名為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無論如何更名，世人都以“無錫國專”稱之。抗戰爆發後，“無錫國專”曾內遷長沙、桂林等地堅持辦學，1939年還在上海設立了無錫國專上海分校。
1945年冬，“無錫國專”在無錫原址籌備覆校並招生，分2年制、3年制和5年制，上海仍設分校。
1949年7月，“無錫國專”又更名為“私立無錫中國文學院”，設文學、史地、哲學三個系。1950年1月，上海分校併入“私立無錫中國文學院”，同年5月，被併入蘇南文化教育學院，自此存在三十年的“無錫國專”不復存在。
“無錫國專”雖然是私立學校，但名氣極大，其辦學宗旨為：“研究本國曆史文化，明體達用，發揚光大，期於世界文化有所貢獻。”提倡厚實基礎和博覽專精，傳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是培養國學精英的搖籃，曾絲毫不遜色於清華國學研究院。
無錫國學專修館創立之時，正直五四運動後的第二年，它的出現與新文化運動對國學的激進態度有相當大的關係，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國學學術的研究如何保持自己的生命力，“無錫國專”辦學30年，畢業生達1700多人，以自己三十年的辦學成果，證明了自己存在的價值，在傳承中國傳統文化和振興國學研究方面，“無錫國專”的辦學經歷，對二十一世振興國學研究仍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唐文治執掌無錫國學專修館之時，就已經開始雙目失明，在其後30年裡，唐文治一直擔任校長之職，他以自己的崇高品德和廣泛的影響力，先後延聘章太炎、金松岑、陳石遺、錢基博、呂思勉、周予同、周谷城、蔡尚思、朱東潤、錢鍾聯、胡曲園、張世祿、馮振心等專家、學者到校任教。
唐文治儘管雙目失明，但仍經常親自授課。他朗誦古典文獻，抑揚頓挫，富有韻味，被學人稱之為“唐調”，甚至還被錄製唱片傳播。
唐文治
唐文治在教學上主張教授古籍原版書，使學生能夠掌握古典文獻的基本知識，在學習方法上，他強調學生自學，規定學校一天只上4節課，其餘時間讓學生根據自己的愛好進行自學。
在唐文治看來，“國學可以傳續文明，國學可以弘揚學術，國學可以砥礪士節，國學可以重建道德。”真可謂是警世恆言，振聾發聵，追求國學的現代人應引以為戒。
唐文治對“無錫國專”傾注了三十年的心血，他在“南菁書院”的修學經歷，對他創辦“無錫國專”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無錫國學專修館最初就是按照中國傳統書院建立的，“專以造就國學人才為惟一宗旨”，學生和導師均不為現代學歷要求，唯以國學基礎為錄取標準，學生集體住宿，學校提供伙食書籍，並根據成績給以獎學金。第一年招生作文題目就有《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論》，可見胸襟抱負之大也。
1947年，上海交通大學舉辦50週年校慶的時候，交大校友和全校師生募捐修建了大禮堂，並將大禮堂命名為“文治堂”，以此紀念唐文治校長對交通大學所做出的傑出貢獻。
上海交大文治堂
“文治堂”總建築面積3045平方米，設有座位1100個，自工程建成以來，一直是交通大學舉辦重要會議和慶典的主要場所，為校園文化建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1954年4月9日，唐文治在上海病逝，享年89歲，其主要著作有《茹經堂文集》、《十三經提綱》、《國文經緯貫通大義》、《茹經先生自訂年譜》等等。
上海交通大學在其120多年的辦學歷史中，還沒有哪一位校長能夠與唐文治校長媲美，他任職時間最長，對學校貢獻最大，尤其對學術風氣、人格養成和人才造就影響至深，儘管唐文治離任時，交通大學還沒有正式成立。
“人生惟以廉節重，世界全靠骨氣撐”是唐文治親自書寫的聯語，至今仍懸掛在上海交通大學“文治堂”內，以警示注重培養學人的道德修養和對國家民族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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