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已經作出公開發表《應戰宣言》的決定，日記的字裡行間表現出對日宣戰的決心：“但此意既定，無論安危成敗，在所不計。”
關於蔣介石的抗戰決心，也要從1928年5月3日的“濟南慘案”說起。當時他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職，率軍北伐，一路長驅直入，很快就打到了山東濟南。
日本田中義一內閣根據“東方會議”所定的對華政策，以保護日僑為藉口，派出第6師團5000餘人登陸青島，侵佔濟南，企圖威懾北上的國民革命軍，阻撓北伐統一大業。
1928年5月1日，國民革命軍攻入濟南。
5月3日上午，日方藉口中國士兵搶劫日本僑民並毆打日本巡查，主動挑起事端。
日軍先是無視國際公法，擅自軟禁中國外交部長黃郛，遭到山東特派交涉員蔡公時的嚴厲痛斥後，竟然將其挖眼、割鼻後殘殺，之後又屠殺了所有外交署員工，製造了“濟南慘案”。
中國軍隊依約撤出濟南後，遭到日軍的伏擊。城內百姓財物被搶劫者，房屋被焚燬者，遭強姦者，更是不計其數。此外，喪心病狂的日軍還大肆屠殺無辜百姓以及留在醫院治療的國民革命軍傷員。事後調查結果顯示，在這一事件中中國軍民共有6123人慘死，1700餘人受傷。日軍在濟南的毫無人性的獸行，令人髮指！
蔣介石深感憤怒和屈辱，在5月9日的日記中寫道：“餘自定日課，以後每日六時起床，必作國恥紀念一次。勿間斷，必至國恥洗雪為止。”
重讀這一日記，可以看出蔣介石從1928年甚至更早，就已經堅定了抗日雪恥的決心。
濟南慘案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要求抗日的浪潮開始席捲全國。
9月28日，南京中央大學的學生為向政府施壓、要求對日宣戰，發動4000多名學生集體罷課遊行。群情激動之下，遊行隊伍還將出來與他們對話的外交部長王正廷打傷。
進入12月，越來越多的學生從全國各地趕赴南京，向政府請願的人數一度達到7萬之多。為安撫學生情緒，蔣介石親自接見學生代表，並發表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講話：
“關於抗日情勢，假如本人要想全國國民擁戴我，是最容易做到的。只要對日本宣戰，全國人民一定稱讚我。我為什麼不這樣做，反給一般人疑我不抵抗呢？不是我怕死，而是我不能把國家的命脈斷送，不能使民族的生命危殆。我要為國家前途打算，要為民族前途著想。不能為個人名譽而使中國滅亡！縱令不致永久滅亡，或者滅亡不過幾十年或幾百年，還是可以復興的話。但是如果現在我們有方法可以使國不亡，使中國不致受幾十年或幾百年亡國痛苦，我們為什麼不採用？為什麼反而願意冒幾十年或幾百年的痛苦？”
七七事變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全國上下再也無法忍受被日本凌虐的恥辱，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愛國人士紛紛致電國民政府，要求立即全面對日作戰，呼聲直衝蔣介石在廬山的辦公地牯嶺。事變次日下午，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9人聯名致電蔣介石：廬山蔣委員長鈞鑒：日寇進攻盧溝橋，實行其武裝奪取華北之已定步驟……紅軍將士願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家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地衛國之目的。”
7月9日下午，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等人以紅軍代表名義致電蔣介石：“我全體紅軍願即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並請授名為抗日前鋒，與日寇決一死戰！”
面對各界群眾的呼聲，蔣介石再三思考是否對日作戰，依然矛盾重重、舉棋不定，因為他的抉擇關乎這個新建設國家的命運，。
20多年前，當時中國的掌權者袁世凱也曾遭遇到同樣的考驗。他在日本的武力脅迫下籤訂不平等的《二十一條》時，也不是沒有考慮過對日作戰，但當他問段祺瑞：如果對日作戰，我們能堅持多久？段不假思索地回答：三個月，袁又問：三個月之後呢？段答道：聽從總統安排。於是，袁世凱放棄了對日作戰的念頭。
廬山會議召開前夕，蔣介石几乎每天都與各方面人士探討對日作戰的可行性及前景，問題與“中國能堅持多久”類似。不同的是，袁世凱可選擇在談判中與日方玩文字遊戲。給蔣介石的時間並不多了，他意識到，國民黨政權即將陷入嚴重的合法性危機之中。
此時，國民政府沒有其他退路。東北三省已經盡失，如果再不奮起抵抗，平津就會重蹈東北的覆轍，接著南京又會走上平津的覆轍。到時淪喪的就不僅僅是國土了，還有民心。
當時政府與民間也有一些反對開戰的呼聲，時任軍政部長的何應欽認為，至少需要備戰6個月才能與日本開戰。北大校長蔣夢麟同樣反對開戰，他主張“忍痛求和”。學者界代表人物胡適和陶希聖聯名向蔣介石上書，認為中國和日本打仗的時機尚未成熟，如果現在開戰，中國艱難得來的統一局面和十年來的發展成果均將灰飛煙滅，再也無法恢復。胡、陶二人甚至向蔣介石建議，通過承認“滿洲國”的主權地位，來換取中日間的相安無事以及幾十年的和平發展時間，厲兵秣馬，準備戰事。
聽到這一言論，時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的程潛忍不住在國民政府高層的一次會議上大罵胡適，說他是漢奸賣國賊。國民黨元老、時任立法院長的居正也表示應該把惑亂民心的胡適關進監獄。
在當時言論自由的大環境下，蔣介石並沒有對胡適加以懲罰，後來反而派他擔任駐美大使一職，讓他去美國宣傳中國的抗戰事業，而這位原來的著名“主和派”做起事來也毫不含糊，為中國的抗日事業贏得了國際方面的許多支持。
胡適向羅斯福總統遞交“中美友好萬人簽名書”
隨著時間一天天過去，各方要求抗日的呼聲越來越高。蔣介石認為作出抉擇的時候到了，他多次向全國軍民發表演說，並在一次非常重要的國防會議上，正式確定了對日作戰這一重大決策。
也正是在這個會議上，何應欽提交了軍事備戰報告，計劃第一步先動員一百萬兵力投入到抗日前線：冀、魯、豫三省籌備約60萬人，熱、察、綏三省籌備約15萬人，閩粵兩省約15萬人，江浙兩省約10萬人。
在這一報告中，何應欽充分考慮到抗戰面臨的各種困難，如國家財政預算不足，槍械彈藥儲備有限（可供6個月），防禦工事尚未完成，空軍、裝甲兵數量太少等。此時，國民政府還並沒有將上海地區視為中日決戰的前沿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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