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管日佔區
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日本的入侵對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政治命運產生了不同的影響。首先，日本的入侵在中國激起了強烈的民族主義反應，這種反應使蔣介石和中國共產黨能夠在統一的抗日運動中聯合起來，成為統一的抗日運動的領袖。在當時的中國，只有蔣介石具有足夠的聲望來領導抗日戰爭。詹姆斯·M.伯特倫(James MBertram)在他的《中國的危機：西安兵變真相》中提出了這一觀點。無論在朋友還是在敵人眼中，蔣和他領導的政府都被視作是中國抵抗侵略者的民族決心的真正象徵。
蔣介石想要保持這一形象，面對日本人的強大攻勢，蔣和他的政府被迫從華北和沿海地區撤退到中國西南部。汪精衛領導的偽政府接管了國民黨撤退後的大片地區。與此同時，以延安為根據地的中國共產黨充分利用了日本對中國北部的入侵。共產黨之所以能在日本的軍事壓力下發展壯大，是因為從1927年他們的農村根據地被摧毀後，他們就一直被迫進行遊擊戰爭和農民革命，並取得了豐富的經驗。日本人進入中國北部後，共產黨立即運用這些經驗在日本軍事前線的後方組織抵抗運動。結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共產黨逐漸發展為中國最具活力的政治勢力。到1945年4月，共產黨已經控制了包括大約9500萬人口的廣大地區了。
與此相對，國民黨政府卻沒能有效利用日本入侵為他們提供的同樣機會。在國際上，國民政府或許被視作“自由中國”的唯一代表，但在國內，到1945年，國民黨在政治力量和民眾的支持上幾乎沒有得到增強。的確，國民黨政府在日本佔領區也曾發展過游擊隊和地下運動，但這些嘗試從未演變成廣泛的抗日運動。在撤退到重慶的歲月裡，國民黨並沒有完成什麼建設性的工作。國民黨政治體系中固有的弱點反而更加嚴重了。1944年中期，一位駐中國的美國外交官員認為，國民黨要比之前10年的任何時候都更加虛弱。他寫道：“委員長正在失去中國民眾的支持。在對日戰爭的頭兩年裡，這個因外敵入侵團結起來的國家出現了一股人們未曾料到的新力量。國民黨內部的虛弱越來越明顯了，聯合的抗日陣線正在瓦解。”謝偉思：《中國白皮書》，第567頁。普遍的不滿、政治反對派、管理混亂以及政府和軍隊中前所未有的貪汙腐敗，這種種跡象都預示著國民黨的最終垮臺。
然而，1945年8月，日本的戰敗為國民黨提供了最後一次機會，至少有些評論家是這樣認為的。國民政府突然發現，它能夠在包含這個國家四分之三人口的地區——包括“自由中國”在內——重新建立統治了。《大公報》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敦促國民政府充分利用日本的投降，在人民心中重新樹立自己的統治合法性和道德正當性。《大公報》提出警告：“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應該讓光復區的人民喪失對政府的信心。”重慶《大公報》，1945年9月27日。《大公報》是當時中國最有名的報紙，與國民黨“政學系”有密切聯繫。
30年後的今天，當那一代的中國人回想起中國內戰或者當他們的孩子回憶父輩關於那個年代的記憶時，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認為，正是1945年秋冬之際國民黨對日本佔領區的接收讓普通城市居民對國民黨統治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中文裡的“接收”是一箇中性詞語，相當於收到或收取。然而，當公眾親身體驗到國民黨接收人員的種種劣行之後，這個詞逐漸成為掠奪、公開搶劫或盤剝窮人這類詞語的代名詞。這些句子經常見諸報紙和媒體。例如錢邦楷：《東北嚴重性怎樣促成的？》，載於《青島日報》，1948年2月19日(1948年3月27日轉載在《觀察》上，第16頁)；另見特別通訊：《重慶政聞》，載於《觀察》，1946年11月21日，第16頁。
城市地區最深切地感受到恢復時期的種種變化，城市居民對國民黨信心的削弱是最為明顯的。大量國民政府官員被派到各個城市接管敵方政治和行政機構以及敵方資產。這些官員的貪婪在他們接管的城市裡找到了最好的機會，他們實施的“恢復”政策對經濟生產造成了最大的破壞。因此，正是在城市裡，人們清醒地意識到了他們糟糕的處境，不僅是因為官員們明目張膽的腐敗和這種腐敗的規模，還因為城市的媒體並沒有完全受到官方控制。
日本投降後的幾個月裡，政府的公共形象發生了變化，這一點十分關鍵。國民黨政府回到了沿海地區，它本身並沒有發生變化。那些清楚國民黨缺陷的人預料到國民黨一旦返回敵佔區可能出現的問題，並就此向它提出了警告。例如，1945年8月18日，曾在倫敦經濟學院學習並在西南聯大擔任教授的親國民黨的經濟學家伍啟元在《世界日報》上發表長篇評論，表達了這一觀點。1945年8月17日的《大公報》上也有類似的文章。但直到戰後的接管期之前，人們還沒有普遍認識到國民黨缺陷的嚴重性。當人民發現，八年以來一直象徵著民族生存意志的政府原來是這樣的無能和腐敗，他們的失望情緒就更大了。人們突然發現，他們無法用國民黨戰爭時期建立的聲望來衡量它戰後的行為了。
如果國民黨政府能在隨後的幾個月採取行動，改正恢復時期犯下的錯誤，公眾的記憶和這些錯誤做法的政治意義本來會迅速淡化的。不幸的是，對國民黨來說，在接管期間引起人們如此廣泛批評和抗議的大部分問題都未能得到圓滿的解決。因此，在中國內戰中，這件事的政治重要性在於，它是城市公共輿論開始背離國民黨的第一個轉折點。同時，接管時期標誌著政府抗戰無能的最終發展形式。
公眾的批評和爭論主要集中在四個問題上。第一個問題是政府在解除日本人武裝上的遲緩以及明顯不願懲治漢奸。第二個問題，也是最為人們痛恨的，是重慶派出接管日偽資產和機構的官員的貪汙受賄行為。第三個問題是恢復時期經濟和金融管理的混亂。最後一個更為微妙，但同樣重要的問題是，接收官員對沒有跟隨國民黨撤退到內地，而是繼續生活在日佔區的一般民眾採取了居高臨下的態度——至少在這些民眾眼裡是這樣。
本文節選自《中國的內戰：1945—1949年的政治鬥爭》
書號：978-7-5154-0823-1
著者：(美) 胡素珊 (Suzanne Pepper) 著
出版年月：2017年12月
定價：129.00元
（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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