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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中國為自己提出的一個宏偉目標是：到2050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中國夢”被表述為“復興”而不是“振興”，是因為在歷史上，中國在科技發展和經濟繁榮方面，並非從來就處於落後地位，而是曾經長期執世界之牛耳。
西方的經濟史學家也很早就否定了所謂的“歐洲中心論”，指出現有的世界經濟格局，即歐洲及其海外移民地區在科技、經濟以及人均收入上所處的絕對領先地位，並不是從來如此。學者的研究表明，在1500年前後的世界，財富主要集中在東方，而中國在這個“東方”概念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只是在那之後，歐洲才開始崛起，並且在18世紀較晚的時候，東西方的“大分流”才出現。也大約在相同的時間範疇裡，中國與西方在經濟、科技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明顯拉大，中國逐漸變成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
破解“李約瑟之謎”的關鍵因素
解釋國家興衰是許多學科曠日持久的學術好奇心所在，經濟學家更是孜孜不倦地發展出各種理論框架，期冀破解經濟增長之謎。激勵學者們把中國這個經歷了由盛至衰的歷史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是以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學家李約瑟命名的所謂“李約瑟之謎”。這個謎題嘗試回答為什麼在前現代社會，中國科技遙遙領先於其他文明，而近現代中國不再具有這樣的領先地位。
對於李約瑟之謎，在較長的時間裡具有支配性影響地位的解釋，來自於所謂“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論。這個理論假說認為，由於中國歷史上的農業實踐把傳統技術和生產要素組合到盡善盡美的程度，以致維持了一個與歐洲早期歷史相比更高的生存水平，從而人口增長很快，相應導致勞動力過多和過於廉價，使得勞動節約型的技術不能得到應用。在這種理論看來，只有大規模採用資本密集型或勞動節約型的技術，才能形成突破馬爾薩斯陷阱所必需的技術變遷。其實，無論是從經濟理論邏輯上推理，還是從歷史事實觀察，這個假說都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即使在中世紀曆史上，歐洲固然經歷過開墾土地邊疆的時期，但是，更多的時期則是以人地關係高度緊張為特徵。換句話說，在這種資源稟賦上即便存在某些中西方差異，並不足以導致現代化動力的根本不同。
其次，經濟研究表明，農業技術進步是由生產要素的相對稀缺性所誘致發生的，也就是說，在勞動力短缺更嚴重的條件下，勞動節約型技術最先被髮明和應用，而在土地短缺更嚴重的條件下，土地節約型的技術更早被髮明和應用，而在勞動節約型技術變遷和土地節約型的技術變遷之間，是沒有優劣之分的。有強有力的經驗研究證明，事實上，人口眾多的國家可以因人口與土地之間的緊張關係，獲得更大的壓力和動力，進而實現更快的技術進步和進一步的人口增長。
在一個典型的前工業革命社會，馬爾薩斯式的貧困惡性循環，或者說人均收入週而復始地回到生存水平，是經濟發展的常態（即不發展）。但是，一旦實現工業革命的哪怕是具有偶然性的機會來臨時，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是否積累到一個抓住機遇的最低要求水平，決定了能否在一國形成工業革命的突破。
經濟學家通常嘗試以更簡潔的理論邏輯，來解說或破解“李約瑟之謎”。例如，林毅夫認為中國在前現代社會的科技領先，在於人口眾多有利於產生更多創新；而沒有成功地轉變到以大規模實驗為基礎的現代科技創新模式，則是隨後中國的科技乃至經濟開始落後於西方的原因。而他把科技創新模式轉化的不成功，歸結為不鼓勵科技創新，而僅僅複述和詮釋四書五經的科舉制度。這個解釋無疑觸及了問題的核心，即中國的落後在於沒有進入現代科技創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終於改變在幾個世紀“大分流”中的落後地位，開始了中華民族復興的宏偉征程
我們用世界銀行的最新數據，補充安格斯·麥迪森的歷史數據，可以清晰地顯示中國經濟發展在數千年中的興衰更替。在公元1000-1600年之間，中國的人均收入大體上處於世界平均水平；經濟規模（GDP總量）長時間保持世界首位，1820年時竟佔到世界經濟總量的1/3。不過，也正是在那個時刻，中國在世界經濟“大分流”中落到了停滯的國家行列，無論是經濟總量佔世界的比重，還是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的相對人均收入都一路下跌，逐漸把中國推入積貧積弱的境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國更是陷入苦難深重的境地，在“三座大山”的沉重壓負之下，經歷了無盡的內憂外患、經濟停滯、民不聊生。在1820-1952年期間，GDP總量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0.22%和-0.08%，而同期歐洲的這兩個增長率分別為1.71%和1.03%。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降到了最低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前30年的經濟增長，受到種種因素影響，沒有實現對發達國家及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趕超，中國沒有搭上1950年以後世界經濟大趨同的順風車。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一系列體制障礙的清除，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得到巨大的積累和有效的重新配置。中國終於把自己在幾個世紀“大分流”中的落後地位，逆轉為向發達經濟體的“大趨同”，開始了中華民族復興的宏偉征程，並以成為世界第二位經濟體為象徵，取得了世人矚目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改革開放是中國經濟由衰至盛的轉折點。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人均收入水平，中國佔世界的比重都迅速攀升。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鄉村發現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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