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公共事件刷屏，就出現新一輪為調查記者“招魂”。腔調都一樣，調查記者人數少得可憐、行業發展不景氣、被新媒體擠佔空間，然後再感嘆一幫“鐵肩擔道義”的良心記者無奈離開，感嘆一下曾經調查記者的輝煌、辛苦與危險，再說當下人心不古，於是，眉頭緊鎖望向遠方，發出沉重的嘆息。
每次看到這種論調，我都想勸這些作者，好多媒體都在招調查記者呢，還在這兒寫什麼公號，趕緊應聘去。一邊用廉價方式賺著流量紅利，一邊發九斤老太的感嘆，貌似在為調查記者招魂，其實不過是販賣情懷而已，這種招魂不僅無法為調查記者正名，反而帶來更多的誤讀。
“三表龍門陣”寫到，“就像中國人根本不愛踢足球一樣，中國人也不愛看「調查報道」。買方市場萎靡，賣方市場怎麼可能興盛？不符合認知規律。”這句道出了調查報道的第一個困境：高閱讀門檻。
《南方週末》的公號開頭都要註明：本文XXXX字，閱讀需要X分鐘。我發現很多嚴肅公號都使用這種方法，就像哄孩子吃飯，“快吃快吃，很香的，再吃兩口就完了哈。”猶記得當年在一個飯局上，一位中產資深讀者對他說，你們週刊的稿子好是好，就是太長，我上一次廁所讀不完。
讀著爽文、刷著抖音，注意力經濟下，我們已經把閱讀和觀看按照分鐘來分解，沒有動圖、金句、爽點、煽情，讓讀者怎麼讀完這麼長的文章？深度調查往往與閱讀快感相牴觸，並且需要紮實的專業知識作為基礎。
以疫苗案為例，如果從疫苗造假的角度來寫，可能要從一個具體的疫苗失效或者致病案例寫起，其中用的疫苗到底存在什麼問題，是運輸過程不嚴格造成失效，還是生產過程不嚴格，抑或用了不合格的原材料？這就涉及到取證、調查，還有專業的醫學論證。由此再進一步調查發生這樣事件的原因，是生產過程的監管出了問題，還是原材料採購有漏洞，抑或是為了降低成本而刻意行惡？最後通過一個出問題的產業鏈來尋找監管環節或者制度的問題。一篇文章不僅要有紮實的採訪、詳盡的材料、嚴密的邏輯，還要有醫學、生產管理、藥監製度等各種知識，由此造成閱讀的高門檻。最後得出的結果，也往往是多因素的，而非簡單的善惡是非的定論。
我甚至能想象部分讀者閱讀後的留言：你就告訴我疫苗是不是假的，打了會不會死人。大多人只需要一個簡單而權威的結論，實用最重要。然而深度報道和科學研究一樣，很難給出一個武斷的結論。類似的還有人物報道，深度報道往往致力於呈現人物的多元與灰度，而讀者卻只想聽“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在偏好娛樂化內容、缺乏獨立思考的受眾群體中，高質量的深度報道沒有市場。不正視這個現實，我們對調查記者的哀嘆就是空中樓閣。
如果進一步追問，就會發現一些被封神的調查記者，違背了新聞的職業倫理和專業準則。這次長生等公司的疫苗案被曝光後，人們突然翻起幾年前王克勤做的疫苗案報道，更悲情地渲染當時這篇報道。可是，真正回溯這篇報道，列舉了大量患兒，卻發現症狀不一，注射疫苗後病發的時間長短不一，注射疫苗的種類不一，到底是疫苗導致的不良反應，還是注射疫苗後偶發其他病症，抑或是本身疫苗的問題，卻鮮有醫學上的解釋。還有之前所謂“毒疫苗”的報道中，因為冷鏈運輸問題，導致疫苗失效。這當然該追責，然而這是否會導致症狀各異的反應，也沒有足夠的因果關聯，然後就跳到疫苗產業鏈所存在的各種問題上。這篇報道，我們可以看到熟悉的三段式結構：個體遭遇—疫苗問題—產業或體制問題。這是個標準的新聞寫作結構，但三部分之間，沒有邏輯相關性。王克勤先生也被因此塑造成敢於揭黑的鬥士。
我敬佩王克勤老師的勇氣，但這篇文章卻暴露出寫作者在邏輯架構上的缺失，只不過因為疫苗問題太多，哪怕漏洞百出的報道隨便一掄，就能打出點問題來。既暴露出媒體操作專業性上的不足，也反映出疫苗產業中廣泛存在的問題。打得糊塗，捱得不冤，這也是當代中國社會弔詭的地方。
但是，回到新聞專業的探討上，這樣的作品不僅不值得推薦，反而應該警惕。脫離專業主義，生硬地建立似是而非的事實關係，容易走入觀點先行的誤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本應是新聞恪守的行為準則，這類文章卻只做到前一半，同時因為這種大膽而被塑造成英雄。如同崔永元製作的反轉基因紀錄片，在事實和邏輯層面的錯誤舉不勝舉，卻大行其道，都是違背新聞職業倫理和專業準則的惡果。
倘若以善的藉口違背規則底線，那是正義還是以正義之名來行惡呢？我們是否期待一個美麗新世界，是建立在不講規則的暴力善行之上呢？
當人們對調查記者的期待變成了揭黑鬥士，記者這個職業就被貼上了道德標籤。這就引發人們對記者的誤讀，本來是一份職業，結果同教師、醫生一樣被道德化，什麼鐵肩擔道義、人類靈魂工程師、白衣天使，非要賦予這些職業道德光環，容易飄。同時，這也是對一些職業的道德綁架，或者說對記者這一職業的工具化。在“三表龍門陣”的公號文章下，有位讀者評論：“平時罵妓者，出事叫記者，平時罵記者吃人血饅頭，出事了呼喊記者調查缺位，都是一幫人。”
有事鍾無豔，無事夏迎春。這不僅是讀者的涼薄，更是把調查記者當成工具，把王克勤和崔永元封神，都是讀者懶惰的表現：虛構出一個泛道德化的職業形象，然後想由這個群體來給出真相，給出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
說得再嚴重些，把提供真相的職能賦予某一群體，忽視職業倫理而塑造英雄，都是在逃避，逃避深度閱讀需要的知識門檻，逃避新聞倫理和程序正義的追問，逃避對職業的祛魅，逃避懷疑精神與獨立思考。只是呼喚救世主一般地呼喚調查記者，又有多少人願意尊重調查記者的勞動和知識產權，有多少人能讀完信息密度極大的深度報道，有多少人願意為記者提供一些善意的支持。當時，我的同事曾經說，“這是一份仰仗陌生人善意的工作”，然而現實卻往往是冷漠與涼薄。借調查記者來澆胸中塊壘，不過是一種虛偽。與其在熱點刷屏的時候想起調查記者，不如平時就保持獨立思考、以及對公共事務的關注，命運交到自己手上，還放心些。
我是非典型佛教徒
針砭時弊，不捨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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