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2月20日，大慶油田石油大會戰誓師大會。資料圖
“鐵人”王進喜，如今依舊鼓舞著眾多大慶石油工人。資料圖
上世紀50年代初，被稱為“共和國長子”的東北三省——遼寧、吉林和黑龍江，作為中國最重要的重工業基地，經濟高速發展，工廠遍地，煙囪林立，無數工人及其家庭享受著這個繁榮大集體帶來的福利。
然而，改革開放後，中國開始實行工業經濟體制改革，政企分開，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體制，產能過剩的東北工廠大量停產、倒閉，曾經被“鴻運”福廕的一大批家庭不得被改革的洪流裹挾著前進，歷經轉型的陣痛。
如今，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深度調整，東北的老工業基地再次來到一個曲折的轉彎處。在目睹了祖輩父輩們起起落落的人生後，東北年輕一代人有的選擇了離開，有的選擇了留守，也有的離開後又再回來，但更多數的人則是在“出走”和“留下”間做著艱難的選擇。
■東北後工業生活系列報道（一）
法治週末記者 張舒
初次抵達這座有“油城”之稱的城市時，還是深冬。
零下三十多度的嚴寒，冷卻了大慶這座位於黑龍江省西南部的新二線城市的熱情，路上三三兩兩的行人緊裹著羽絨服匆匆走過，面無表情。
只有胡立帶著我瑟縮地靠在路邊，望著遠處被白雪覆蓋的油田發呆。
黃綠、紅藍相間的抽油機在其間轟鳴，高大的鐵架支撐著錘頭般的梁，一下一下向下錘動，錘向大地深處。
在大慶，這樣的抽油機也被叫做“磕頭機”，是圖騰一樣的存在。居民樓前、立交橋下、公路兩旁，身處大慶，隨處都能看見它龐大的身軀，正在工作或者已經廢棄。
胡立對此早已見怪不怪。
從記事起，身為“油三代”的他，生活中就充滿了這個龐然大物的影子。
“對於我們大慶人，磕頭機就是印鈔機，沒有人不對它抱以尊重。”刺骨的寒風裡，胡立躬著身子點燃了一支香菸。菸圈裡，他的面容顯出了幾分模糊的迷茫。
在這座半個世紀巋然不動的油城裡，胡立和他的祖輩、父輩都為油田奮鬥了大半輩子，經歷了計劃經濟時代工業發展給小城帶來的繁榮，也飽嘗了上世紀90年代末國企改制的陣痛。
幾十年希望與失望的交匯中，他們一家人的個體命運與中國的工業化發展大背景交織在一起，從轟轟烈烈走向悄無聲息，被動地承受著時代賦予的欣喜與疼痛、矛盾與衝撞。
從沉默到崛起，從輝煌到衰落，如今，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深度調整，大慶作為東北老工業基地變遷的縮影，再次來到一個迷惘的轉彎處。
這片黑土地像極了汲取了歷史和思想的龐大記憶系統，在這裡，我可以毫不費力地窺探到中國的過去，似乎，也能隱隱瞥見這個國家的未來。
一個叫大慶的地方誕生
胡立不到三十歲，卻有兩份工作。
日間，他是大慶油田試採公司的一名普通工人。但最近幾年，由於資源枯竭，油田不斷減產，往日令人豔羨的福利漸漸地沒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胡立思索良久，花幾萬元錢買了輛二手車，開始在下班後出來“拉活”開順風車。
生於1989年的他，常形容自己是個非典型“80後”。
之所以非典型，他帶著幾分靦腆又驕傲的語氣告訴我，是因為他崇拜著一個對於同齡年輕人來說，在課本之外已很少有機會看見的遙遠名字：鐵人王進喜。
每次坐班車上下班，路過王進喜曾任隊長的1205鑽井隊時，井架上“鐵人精神永向前”的大幅標語，都會刺得正在犯困打盹的胡立猛然清醒。
幾天的走訪裡，我幾乎要算愕然地發現，對大慶的石油工人來說，王進喜絕不僅僅是一個傳說。
5000多平方公里的大慶市區裡，鐵人橋、鐵人路、鐵人崗、鐵人大道、鐵人新村、鐵人中學、鐵人廣場星羅棋佈。鐵人紀念館裡，連王進喜在會戰時睡過的一條棗紅色薄毛毯，跑井時騎過的一臺匈牙利制摩托車，都被注為“國家一級文物”被精心保存著。
這座曾熱火朝天又逐漸沒落的小城，在歷經了半個世紀的滄桑變化後，依然頑固地保留下了昔日輝煌的蹤跡。
而作為油田工人的胡立，至今仍從事著與王進喜相同的工作。
儘管技術工具已有許多改進，但石油開採仍有許多環節與上世紀的人力操作無異。
在胡立所在的作業大隊，他幾乎每天都要完成的一道工序，便是安裝輸油管。
油管很重，9.48米長，300餘斤，胡立需要藉助自己的力量，用一種專門的鉤子，將油管一端鉤起，放上滑道，送到井口安裝。
這是絕對的重體力勞動。
剛來油田工作時，胡立曾因為不懂如何用力，幾次在作業時閃到了腰，落下了腰間盤膨出的毛病。
回家養傷時，他開始覺得迷茫——這幾乎是我採訪的每一個東北年輕人最共通的情緒。
“16年的學校教育不斷地告訴我們‘知識就是力量’，但在油田，尤其是對於一線工人，你會發現，很多時候，知識是沒用的，甚至是個負擔。”這與60年前，胡立祖父的處境幾乎沒什麼變化。
胡立的祖父胡建是油田第一批石油工人，老人識字不多，但並不妨礙他曾在這片油田叱吒。
上世紀50年代末，東北松嫩平原上一個叫“大同”的小鎮附近，從一座名為“松基3井”的油井裡噴射出的黑色油流向世界宣告了大慶油田的發現。
其時正值新中國成立10週年，而發現油田的日期也臨近國慶，於是，時任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的歐陽欽便提議，將油田所在地大同鎮改名為大慶鎮，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週年。
這片新發現的油田因此被定名為“大慶油田”。
1960年1月，石油部黨組召開擴大會議，準備加快松遼地區勘探和油田開發，集中石油系統力量，“來一個聲勢浩大的大會戰”。
其後三四月間，石油系統的37個廠礦、院校組織人員自帶設備，與當年的退伍解放軍戰士和轉業軍官一起，組成石油大軍，進入東北松嫩平原，石油會戰由此開始。
四萬人石油大會戰
當時，胡建剛剛從部隊轉業，也成了大軍中的一員。
“那時的大慶，荒無人煙，條件非常惡劣。”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胡建戴著花鏡擺弄起相冊裡為數不多的幾張老照片給我看，刻滿了風霜的黝黑麵龐，因為回憶，顯出幾分紅光。
照片裡的他還很年輕，和幾個工友頂著羊皮帽憨憨地笑著，幾張意氣風發的臉上滿是希望的光芒，儘管身後的雪地空空蕩蕩，只有遠處幾個剛完工的“乾打壘”孤零零佇立著。
這是他在油田的第一份工作：研究如何用夯土建造民居——乾打壘。
彼時，大慶已彙集了四萬餘人在油田採油、築路、建廠。為了應對9月到來的西伯利亞寒流，他們需要在不影響生產的同時，建造可以防寒過冬的居所。
這種沒有磚瓦，單純依靠泥土夯實建造的簡易住宅十分簡陋，室內採光不足，空間逼仄。
“為了方便生產，這已經是能想到的最好的辦法。”胡建記得，油田在當時抽出了一切可能的時間和人力，最終建造了30萬平方米的“乾打壘”。
此後的近30年時間裡，胡建當過採油工、也當過作業工。
由於工作強度異常大，糧食又有限，胡建常常吃不飽。為了填飽肚子，他不得已賣掉了自己的唯一的家當——一塊手錶，換成了糧票。
吃和住，幾乎成了油田裡每個工人都不得不面對的最大問題。工人如此，知識分子也不例外。
1962年年底，為了避免夫妻兩地分居，同濟大學城市規劃專業的畢業生林松和妻子李瑩同時志願來到大慶加入會戰。
他們的婚禮就是在油田舉行的。
“我們用報紙糊了牆，門口貼上一對紅喜字，就算是新房了。”在李瑩遞給我的幾張照片裡，兩個年輕人握著一沓信封笑得格外朝氣。
這沓書信是兩人大學4年時光裡，寫給彼此的校園情書。情書從上海的大學校園帶去了大慶。
在李瑩自己的日記裡，她把這段經歷命名為《薩爾圖往事》。薩爾圖是大慶這個地方在19世紀末的稱呼，蒙語詞，意為“月亮升起的地方”。
但很快，初來的建設熱情，就被冰冷的現實澆熄。
“我們本來都不是怕苦的人，但沒想到李瑩沒多久便懷孕了。”在林松的眼中，妻子原本能吃苦、有幹勁，然而，懷孕之後，艱苦的生活條件讓李瑩的身體一天天衰弱了下去。
女兒林佳雖然生了下來，但李瑩也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後來，她悄悄告訴我，其實在那樣的條件下，不一定非要做母親。“但當時，所有的女人走的都是那條路，我也沒有考慮過其他選擇。”
林佳稍微大了些，李瑩便把孩子送去了油田託兒所。
彼時，油田託兒所多是由嫁入油田卻沒有非農業戶口的農婦組織的，託兒所的衛生條件很差，女兒才去幾個月就患上了肝炎。
“當時大部分家庭都是雙職工，沒辦法(把孩子)交給別人照顧，整個區域的公共交通又很不便利。”無計可施的李瑩，開始不時地把女兒鎖在家裡。“等我回來的時候，總是看見孩子躺在炕上，臉上佈滿了幹掉的淚痕，不然就是滾到房間的角落裡頭了。”
“其實年幼時被鎖，是我們很多油田子弟都有的記憶。”林佳從沒有怪過母親，“那個年代要做一個好母親，真的太難了。”
“十不要”的油田舊時光
日子雖說清苦，但在林佳幼年的記憶裡，全家人卻總有一股說不出的自豪感。“怎麼說呢，就是有那股大家一致向上的勁頭。”
在這個物資匱乏的年代，大慶油田幾乎舉一城之力供應了全國石油過半的需求量。以鐵人王進喜為主人公的石油大會戰故事更是在全國傳頌。
“那時候除了油田的工作，我們自己的生活幾乎完全不需要操心。”林佳至今記得，小時候在大慶的“十不要”：住房、燒氣、理髮、洗澡、上學、看病、看戲等十樣生活需求統統不收費。“公交車就是通勤車，是重要的生產車輛，載的不是職工就是家屬，全都免費。”
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企工人通過工廠而隸屬於國家，保持著終身固定的勞動關係，而國家也通過工廠，為工人提供生活資源、社會保障和大體平均的工資。
上世紀70年代前後，隨著大慶油田開發逐漸穩定，油田子弟的家庭生活條件也越來越好。
“每月定量供應半斤豆油、半斤肉，再發3斤大米、5斤白麵，28斤苞米麵。”那是林佳最開心的一段時光。
1979年，林佳一家人從“乾打壘”的房子裡搬出來，分到了一套樓房。“當時雙職工家庭的標準是35平方米的套間，3口之間可以分到45平方米。”
到了上世紀80年代，油田生活得到了更大的改善，每個單位都有了自己的冰棍廠。西瓜蘋果、飲料啤酒、月餅粽子，洗髮水、肥皂……單位包攬了幾乎所有的生活用品。
胡立的父母在1987年結婚時，油田不但分了房子，甚至還發了一張床。
這樣一個龐大、有序運轉的國有企業，就像一面密密麻麻的網，兜住了每個身在其中的人。
因此，大部分油田子弟在讀書時都會選擇石化類專業，因為他們知道，最終也是最好的未來是回到石油系統。
“油田子弟和非油田居民像是活在兩個平行世界，教育是分開的，居住空間也是如此。他們生活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
久而久之，油田內外隱隱出現了一條“鄙視鏈”。
“毫不誇張地說，我們曾經是自帶光環很有優越感的小眾群體。”在胡立自小就建立的世界觀裡，按照石油行業“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的傳統，“我們父母這樣的“油二代”再到我們“油三代”，長大後都是準備回油田當石油工人的，工資高福利好，還是鐵飯碗，算是很好的選擇了。”
但敏銳的人們，在這一時期，已嗅到衰頹的氣息。
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產能過剩的東北老工業基地開始有大量工廠停產、改制和倒閉，大批職工下崗，多數“油二代”們雖然背靠著油井的福廕捧牢了飯碗，但待遇卻已遠不如前。
更年輕的“油三代”青年們，在目睹了父輩起起落落的人生後，紛紛開始尋找新的出路。
在北京打拼了6年的張琳早已放棄了回到東北老家的念頭。“可能每個人都會如此，特別熟悉一個環境之後，有的人會想留在這個舒適圈裡，有的則想逃出去。”
對於張琳來說，想逃出去的原因很簡單，“每次回大慶都像是穿越到一部以20年前為背景的電視劇裡，和外面的世界格格不入”。張琳覺得，在大慶，家人、朋友的生活狀態，也是大慶這座城市的氣息和麵貌，人們談論的話題和20年前毫無差別。“這些年，這座城市不斷變化的只有人口數量和GDP數字。”
儘管6年時間年裡，每當她遇到困難，父親都會說這是她沒有參加油田招工導致的。
在油田的老職工們看來，離開大慶的多是“失敗者”。
“出去的沒幾個收入比在家多。”在張琳母親的認知裡，外面的世界如同洪水猛獸，“出去打工，人家管你採暖費嗎？感冒什麼的，人家管你治病嗎？”
油田家長們最愛在飯桌上提起的，也是誰家孩子北漂失敗或闖蕩大城市被騙的故事。彷彿這是離開大慶的必然。
油田的兜網，裂痕漸生
當然，也有人費盡心力地想要留下。
2014年清明節前後，曾有幾千名油田工人聚集在大慶油田有限責任公司的大樓前，抗議新出臺的油田子女簽約新政：二本非油田相關專業、三本院校畢業生不再直接上崗就業，需要參加綜合素質測評考試及委託培訓，再擇優錄取。
消息一出，比在二、三本大學讀書的子女家長更慌張的，是一撥等待兜底的待業子女的家長們。
據估算，當時全公司職工子女中待業人數約為兩萬人。他們期盼著再來一次2006年那樣的“大兜底”，前來應聘的所有油田職工的子女——只要年滿18歲，照單全收。
“老子打下的江山，為什麼不能讓小輩來繼承？”在這場風波里，這是胡君最為費解的一點。
其實，早在1986年，國務院即明令必須實行勞動合同制，廢止子女頂替；上世紀90年代，畢業分配也漸漸退出了歷史舞臺。
但這一消失20年的政策，在油田中一直頑固存在著。這個遊離於市場經濟之外的大型國企，始終頑強保有著計劃體制下的自我運行機制。
家長們迫切希望抓住油田衰竭前最後的機會，“哪怕是倒閉前一天進去了，油田就能管你下半輩子吃飯的”——大慶油田的“油一代”、“油二代”們，已在這裡吃了一輩子飯，積累了眾多有關計劃經濟時代的愉快經驗和正向記憶。
彼時，就讀於某“三本”院校大四的顏璐正打算回大慶油田工作，但新招工政策令其必須先考試。
當時，她在哈爾濱一所“三本”院校讀工商管理專業，畢業前夕，當其他同學在為就業奔波時，她拒絕了北京一家廣告公司的工作，“我從沒發愁過找工作的事”。當下，顏璐琢磨的是大慶哪個井隊附近飯店更多，彷彿她已經成為油田正式的一員。
在2014年4月7日前，顏璐一直認為自己4年在外的求學生涯就是為了“回到大慶”而做的準備。
不曾想，考試的消息突兀而至。
“就好比一個晴天響雷，我被劈中了。”在顏璐根深蒂固的“接班”信念裡，雖然油礦工作艱辛勞累，大慶油田新職工4萬餘元的平均年薪也並不算很高，但她看中的是穩定的生活和待遇。
然而小姑娘不曾看到的是，以胡立為代表的油田年輕工人業已成為了油田裡最尷尬的一代——他們沒有享受到父輩時期的發展紅利，又不得不承受著行業轉型的陣痛。
此時的油田早已不再是她想象裡的“樂國”。
就在她讀大學期間，大慶油田的盈利，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2011年，公司的盈利曾達到700億峰值，此後不斷下滑。
祖輩、父輩為之揮灑了所有青春的油田不得不最終“拋棄”以她為代表的“油三代”們。
胡立也越來越覺得，和初中同學相比，自已也被拋棄了，像是生活在另一個世界。
他的不少朋友如今已離開大慶，在外“拼殺”。
房地產公司的公關、畫漫畫的畫家、做軌道信號研究的科研人，甚至有一位成了微博認證的知名模特……
一次春節同學聚會，許久沒見的大家暢談著房價、理財、個人奮鬥，談北京年輕人關心的一切，胡立都插不上話。
此後，他再也沒有出現在類似的場合上。
他說自己懷念大慶的集體主義和人情味兒，“周圍全是叔叔阿姨、兄弟姐妹，物業公司給單元樓門口掛紅燈籠、貼春聯”。
那個看著他長大、家住樓上的大伯，每天清晨出來打掃樓道，30多年來從不間斷。
葛誼受不了這樣的“熟臉”世界，瘋狂地想要逃離。
17歲那年，她終於坐上離開大慶的火車，獨自前往北京。
為了路費、生活費，她求了爸爸兩個月。爸爸強烈反對，說他去過很多城市，哪裡都沒有大慶好。葛誼對此不以為然。
到了北京後，她租住在南二環的一個地下室裡，開始學習化妝、造型。
“那時候拎著化妝箱滿北京跑。”葛誼說，她曾一個月賺過2萬元，也有過食不果腹的日子。
租住房間的床塌了大坑，牆上全是黴點，葛誼都覺得自己可以堅持。
直到6年前，父親得了腦癌，母親崩潰中給她打來電話：“你明天不回來，就再也不要回來了。”
可回來的第一個月，葛誼傻了，她不知道自己能靠什麼生活。
媽媽也看不慣她的穿著，幾次勒令她不要穿那些“奇怪”的衣服。特別是，少說兒化音，把京腔給改了。
葛誼用自己攢下的積蓄，在湖邊開了一間咖啡館。
每天早上經過的大爺大媽們不明就裡，常好奇地探頭來問：“這是幹嗎的？賣饅頭還是醬肉？”
在當地人看來，大慶人只分為兩種，有工作的和沒工作的。有工作的，是指油田職工以及公務員、老師或者醫生；而沒工作的，就是除了第一種之外的所有人。葛誼被歸入後面被歧視的一種。
相親時，對方聽說她是做生意的，就會謝絕。提起女兒，媽媽也說：“她沒有工作。”
如今，葛誼還常常想起在北京那段困窘卻豐富的日子：在公交車上自顧自地化妝，去西單圖書大廈看書，去酒吧街蹭歌聽……
她的記憶裡始終留存著一個畫面：後海的晚上，4個不再年輕的中年人在舞臺上自彈自唱，燈光一束，打在他們花白的頭髮上。
今年春節，張琳的父親在年夜飯餐桌上再次勸她回到大慶。
張琳不再和他劇烈地爭吵，只是默默回到房間，在一片喜慶的爆竹聲裡買了大年初三回北京的火車票。
她的窗外，遍佈大慶整個城市的“磕頭機”還在一上一下地運作著。
張琳說，如果留在原地，這也將成為她的人生，“只能一下下對命運磕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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