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就業是最大的民生”。提高就業水平，就業質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已成為新時期我國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總體而言，當前的就業形勢處於比較好的階段，就業狀況持續改善。然而，正如十九大報告指出的一樣：“群眾在就業、教育、醫療、居住、養老等方面面臨不少難題。”理解新時期的就業問題，必須從歷史的宏觀大視角出發，依據精準的調查數據，深入分析當前的具體情況，合理預估未來可能出現的趨勢。在此基礎上，才能將十九大思想具體落地，進一步明確實現更高質量和更充分就業的途徑和對策。
一、歷史大視角:我國勞動力市場轉型升級的背景
談論我國的勞動力市場，離不開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勞動力市場轉型。在此之前，受傳統計劃經濟體系的影響，幾乎所有城鎮勞動人口都在國有或集體經濟部門就業，失業率非常之低。但是，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國有企業遇到了很大的財務困難，迫使政府對於國企進行改革，這產生了大量下崗人員。同時，私營經濟部門得到發展，城鎮勞動力分配機制逐步完成了從“計劃”到“市場”的轉變。
筆者與合作者2017年正式發表的一篇論文利用中國城鎮住戶調查數據（UHS）對我國從1988年到2009年的勞動力市場變化進行了比較詳細系統的刻畫。該文根據勞動力市場發展階段將1988至2009年分為三個時期：國有企業主導時期（1988至1995年），勞動力市場改革時期（1995至2002年）和改革後時期（2002至2009年）。具體而言，我們發現，1988至1995年間，城鎮失業率非常之低，這其實對應了勞動力市場改革前的計劃經濟階段。根據我們的估算，1988至1995年，城鎮戶籍人口失業率的平均僅為3.7％。在此期間，城市勞動力市場的特點仍然是所謂的“鐵飯碗”，就業主要由國有部門負責解決。
而在1995至2002年勞動力市場改革期間，城鎮失業率上升非常之快，失業率的平均值躍升至6.2％，並且上升迅速，每年增長近1個百分點。失業率的急劇上升正值國有企業大規模裁員和城鄉人口流動加速的時期。我們發現，國有企業裁員較多的地區失業率上升較多。同時，低教育程度人口、年輕人和女性的失業率相對更高。
2002至2009年間，失業率則趨於穩定且略有下降。這一階段我國的勞動力市場改革已經完成，導致失業率飆升的因素不再存在。同時由於高校擴招、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原因，勞動力市場的供給側和需求側都有較大改善。總體而言，2002年後，城鎮勞動力市場呈現穩中向好的趨勢。儘管如此，前期失業率飈升使得失業率在此階段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新均衡水平。2002至2009年，城鎮戶籍人口失業率的平均值為9.5％。
二、現狀與前景:我國當前勞動力市場的主要特徵
1.勞動參與率
衡量勞動力市場的首要指標是勞動參與率。勞動參與率是經濟活動人口，包括就業者和失業者，佔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是用來衡量人們參與經濟活動狀況的指標。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的勞動參與率八十年代末開始一直處於下降過程中。根據上引筆者與合作者的研究，九十年代初我國城鎮戶籍人口的勞動參與率為82%左右，2002至2009年期間下降到74%左右。對女性勞動者而言，勞動參與率的下降尤為顯著。
這初看起來頗為令人費解，因為過去幾十年間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大大提高，而通常受教育程度更高者更容易參與勞動力市場。同時，家庭中的小孩數量也在減少，這也有利於女性更多參與勞動力市場。但我們所觀察到的卻是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持續下降。而且不管是對於年輕女性，還是年紀稍長的女性，她們的勞動參與率都在下降。
現有研究表明，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的下降，可以看作一種市場化改革條件下向“正常”水平的迴歸。改革開放之前及初期，我國城鎮女性的勞動力市場參與率非常之高，大大高於國際普遍水平。而勞動力市場的改革使得女性在勞動力市場的參與上有了更多選擇的空間。例如，雖然現在家庭的孩子數量變少，但是孩子數量的係數效應卻很大。也就是說，以前可能有沒有孩子，或者說有幾個孩子對女性的勞動參與決策影響不大，而現在孩子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她的勞動參與率。嬰幼兒的養育制度與養育環境的變化，無疑加強了這一趨勢。另一方面，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延緩了年輕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步伐，導致她們的勞動參與率下降。
當然，相對工資的下降導致女性勞動力市場狀況的惡化也是女性勞動參與率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雖然女性的工資收入在增長，但是和男性對比，就可以發現男女之間的工資收入差距在不斷增大。這導致了一部分受教育程度較低、年齡偏大的女性退出勞動力市場。從長遠來看，我們認為不必過度擔心勞動參與率的進一步下降。一方面，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女性勞動參與率“迴歸”的過程已經基本結束。另一方面，雖然受教育程度增加在短期內會降低女性勞動參與率，長期來看，受過更高教育的婦女將更多地參與勞動力市場。
2.失業率
勞動力市場最受關注的一個指標無疑是失業率。目前我國仍然僅僅定期公佈城鎮登記失業率指標。登記失業率來源於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待業人員”登記，與失業保障緊密聯繫，已不能很好地反映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失業情況。
在人口大規模流動的情況下，非本地戶籍人口往往不能在常住地進行失業登記，而許多失業人員因為種種原因缺乏主動向政府部門進行登記的動力。可喜的是，國家已有計劃將國際上更為通行的調查失業率納入常規統計發佈。近日，國家統計局辦公室新聞透露，將在4月中旬召開的一季度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佈會上，正式公開發布城鎮調查失業率數據。
在國家尚未正式公佈官方調查失業率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根據暨南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院的中國家庭就業調查來看看目前我國失業率的基本情況。該調查最新一輪完成於2017年，覆蓋29個省40000餘戶家庭，在全國及省級層面都具有統計意義上的代表性。
根據國際通行的失業率計算方法，我國城鎮地區失業率為4.9%。分地區來看，東部地區失業率為3.9%，西部地區失業率為5.5%，中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的失業率均為5.7%。青年人的失業問題值得關注，16至24歲人口的失業率為11.9%。按戶口類型劃分，本地城鎮居民的失業率為4.9%，本地農村流動人口失業率5.6%，外來農村流動人口失業率為3.6%，而外來城鎮流動人口失業率為3.2%。對比2011至2015年的中國家庭就業調查來看，總體而言我國的失業率近年來處於低位。
失業有短期失業與長期失業之分。我國學術界和政策界對長期失業缺乏關注，而長期失業率是一個國家勞動力市場的重要指標。如果失業者的大部分都是短期失業的話，這只是一個工作搜尋和勞動力市場的摩擦問題。反之，如果大部分失業者都處於長期失業的狀態，我們就需要更加仔細地分析其背後的原因。國際上的經驗也表明長期失業往往與結構錯配有關。通常而言，發展我國家和轉型國家的長期失業率較高。
基於中國家庭就業調查數據估算，2017年我國城鎮失業人員中，失業期限超過半年的比例為48%，失業期限超過一年的比例為31%。雖然由於數據缺失等問題，這一數據未必非常精確，但是可以大致判斷我國目前長期失業問題並不特別嚴重。
總體而言，在不發生大的經濟波動的情況下，我國失業率有望保持在較低的水平運行。但是，與勞動參與率不同，失業率的變動在短期往往比較劇烈，必須隨時加以動態監測。另一方面，特定地區和特定人群的失業問題相對嚴重，應有針對性地採取措施加以應對。
3.就業質量
僅僅看失業率或長期失業率還是不夠的，因為就業的質量也關乎勞動力市場的健康發展和居民最終福利。就業質量涉及範圍很廣，包括勞動報酬的高低、工作時間的長短、工作的規範性、工作福利及社會保障、勞動者對工作的滿意度以及職業發展空間及社會評價等方面。
根據中國家庭就業調查數據估算，2017年我國19%的勞動者一週工作時間不足40小時，一週工作時間不足20小時的比例為11%。這從側面反映，部分勞動者只能找到兼職工作，無法實現充分就業。在平均工資水平及工資增速方面，2016年城鎮地區年平均工資為49076元，相較於2014年實際增長10%。分地區來看，東部地區平均工資最高，為56660元，實際增長12%，東北地區平均工資最低，為39534元，實際增長2%。分教育程度看，大專以上學歷勞動者平均工資為65761元，實際增長11%，高中學歷勞動者平均工資為42199元，實際增長10%，初中及以下學歷勞動者平均工資為32426元，實際增長7%。
農村流動人口也就是通常所稱的農民工群體，是就業質量較低、值得特別關注的一個群體。2017年農村流動人口自我僱傭的比例為37%，遠遠超過城鎮戶籍居民18%的自我僱傭比例；而在那些受僱工作者中間，農村流動人口沒有簽訂正規合同的比例為59%，遠高於城鎮戶籍居民31%的未簽訂正規合同比例。從事自我僱傭或沒有簽訂正規勞動合同的就業者一般多為低技能勞動者，他們的勞動報酬較低，就業不穩定，社會保障不完善。
考慮到農村流動人口在城鎮勞動力市場的人口比例高達43%，如果不能提高該群體就業正規性，我國勞動力市場的整體質量水平就無法真正提高。
總而言之，儘管我國目前勞動力市場失業率較低，但就業質量有待提高，特別是對於農民工等特定人群。未來就業工作的重心勢必向提高就業質量方向轉換。
三、途徑與對策:如何實現更高質量和更充分就業
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將調查失業率列入預期發展目標，提出城鎮調查失業率要控制在5.5%以內。這表明，中央政府已把穩定和擴大就業作為經濟增長的最根本目的和調控的重要目標。預期政府將加強經濟政策與就業政策的銜接，在制定財稅、金融、產業、貿易、投資等重大政策時，綜合評價對就業失業的影響。隨著官方調查失業率的公佈，就業問題勢必引發各界重點關注。
實現更充分就業和更高質量就業，需要根據具體情況，多管齊下，將十九大報告中的指導性意見予以落實。我們認為，具體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重點努力。
首先，大規模開展職業技能培訓，注重解決結構性就業矛盾。
伴隨著產業結構升級，在“中國製造”走向“中國創造”這一過程中，技能落伍的勞動者面臨著轉業轉崗，結構性就業矛盾難以避免。國際經驗表明，職業技能培訓是化解結構性就業矛盾的主要手段。一方面，要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對用於職工轉崗培訓、技能提升的相關支出予以補貼。另一方面，對農民工和失業人員的培訓，需要發揮公共就業服務部門的作用，切實提升這兩類人群的就業能力和職業轉換能力。
其次，加大就業政策扶持，鼓勵創業帶動就業。
解決就業的主體是企業，經濟下行時，企業面臨裁員壓力，這時需要政策扶持來避免就業波動。2015年以來，國務院推出失業保險，支持企業穩定崗位政策，依法參加失業保險並繳納失業保險費，且上年度未裁員或裁員率低於統籌地區城鎮登記失業率的企業可以領取穩崗補貼，用於職工生活補助、繳納社會保險費、轉崗培訓、技能提升培訓等相關支出。該政策就是為了鼓勵企業和員工保持長期僱傭關係，穩定就業。政府應該通過更多政策激勵企業維持僱傭水平的穩定，避免大幅度裁員。
為鼓勵創業帶動就業，需要在制度環境方面下功夫。如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減少審批事項，規範審批行為；拓寬創業企業的融資渠道，解決創業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對首次創業的高校畢業生和就業困難人員給予政策補貼等等。
其三，提供全方位公共就業服務，促進高校畢業生等青年群體多渠道就業創業。
從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青年人群的失業狀況較為嚴重，青年人失業可以說是一個全球性問題。政府一直把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通過政策鼓勵高校畢業生到城鄉基層工作，到中小企業、小微企業去工作。通過“大學生創業引領計劃”在資金和創業服務方面提供支持，鼓勵大學生創業。
我們認為，大學生創業值得鼓勵，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大學生的就業能力。大學生就業難的一個重要癥結在於“技能錯配”，完成從“學校”到“職場”的過渡存在困難。為此，政府已經開始實施“離校未就業高校畢業生就業促進計劃”，為高校畢業生提供就業服務，組織畢業生參加職業培訓和就業見習。我們認為，應該以更大的力度推進該計劃，為高校畢業生的初次就業提供更多幫助，例如更早開展職業培訓，延長就業見習時間，提供求職補貼，解決畢業未就業的社保斷檔問題，等。
第四，破除妨礙勞動力、人才社會性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我國勞動力、人才社會性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新型城鎮化沒有實現農村居民向城市居民的縱向流動，農民工通過代際升級改變家庭命運的願望難以實現。農民工在城鎮勞動力市場上遭受諸多不公待遇，例如多從事自我僱傭工作，缺乏勞動合同的保護，無法享受相應的社會保障等。
農民工實現市民化，首先就要做到經濟融入。根據中國家庭就業調查2011年到2017年的數據，我們發現農村流動人口與城鎮戶籍人口在勞動力市場表現方面有明顯的趨同勢頭。如果能夠進一步改革戶籍制度，減少戶籍對勞動力流動的限制，推動教育、醫療、社會保障、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將進一步加快農民工的市民化進程，從而為勞動力市場的均衡，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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