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日本與我國東部沿海一衣帶水，自古以來交往頻繁。早在戰國時期，日本列島上的倭人就已與位於今中國東北部、朝鮮北部的古燕國有往來。（《山海經·海內北經》記：“倭屬燕”。）秦滅燕時，有一些漢人逃亡朝鮮，進一步去日本；隨後，日本與中國的交流更加密切。中國的漢字、儒學，中國的書畫、佛教，中國的學制、典章制度等，都對日本產生了全面的影響。越窯瓷器原產地的浙江與日本的關係也很密切：餘姚河姆渡的水稻、寧波的佛教、天台的茶藝、浙東的繪畫等都與日本結下了深厚的情緣。史實證明中國與日本的海上通道公元前2世紀就已開通。越窯青瓷輸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後期，這時輸入日本的瓷器品種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越窯青瓷在日本的發現地主要有：鴻臚館遺址共發現近2500多個點片，數量非常巨大；西部沿海地區共發現近50處有越窯青瓷的遺址；奈良法隆寺，保存著一個高26.4cm、口徑13.6cm、底徑10.1cm的越窯青瓷四系壺；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發現唐代三足等；平城京遺址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邊平底足碗；於治市發現雙耳執壺；此外在福岡、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朝鮮
中國與朝鮮交往歷史悠久。《尚書大傳》、《史記》、《三國逸事》等中朝兩國文獻中記有箕子“走之朝鮮”的傳說。考古也證實：中國與朝鮮的交往在漢代以前就已開始。（參照《朝鮮古藝術與中國的關係》載《文物參考資料》1950年第12期）由漢到唐，中國文化對朝鮮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這一時期，朝鮮相繼經歷了高句麗、百濟、新羅等歷史時期，中國的文學、藝術、漢字、佛教、建築以及制瓷技術等都傳入朝鮮。朝鮮出土中國陶瓷主要在20世紀30年代以後。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裡三、四世紀的墓葬裡出土了越窯青瓷羊形器。百濟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發現的武寧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窯青瓷燈、碗副研究員、四耳壺、六角壺等器。在新羅首都慶州（慶州位於朝鮮半島的東南部），古新羅時代的墓葬裡出土了越窯青瓷水壺。1940年在開城高麗王宮發現北宋早期越窯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縣扶蘇山下發現有早期宋代越窯青瓷碟。
泰國
泰國，古稱暹羅，位於中南半島中部，是一個由泰族為主體的民族組成的國家；泰族是屬於漢藏語系的民族，至遲在公元初已定居於泰國北部。早在青銅時代至鐵器時代，我國的青銅器就已從雲南傳入泰國。（《東南亞》1984年第四期）漢代開始我國絲綢和陶瓷開始傳入泰國。考古發現在泰國出土的瓷器主要是長沙窯器。近些年來也出土了一些越窯瓷器，如在馬來半島蘇叻他尼州的柴亞及其附近地區發現了大量殘片，其中有越窯缽、水注及壺等。
印度
印度，古稱天竺，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就象嵌在印度洋上一顆璀璨的明珠。印度河與恆河流經境內，孕育著這古老的文明；印度與中國一樣同是既有優秀古老的文化傳統而又始終沒有中斷的文明古國。早在漢代，印度的佛教、文學、藝術、天文、醫藥等就沿著“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尤其是佛教對中國產生了全方位、多層次的社會影響；與此同時中國的造紙、養蠶繅絲、制瓷技術等也相繼傳入印度。中國瓷器對印度的影響較大，20世紀以後在印度的邁索爾邦、詹德拉維利等地均出土有越窯青瓷。印度科羅德海岸的阿里曼陀古遺址本地不冶裡以南三公里，是羅馬時代南印度的對外貿易港口，1945年在英國、1947~1948年在法國政府先後在此進行挖掘，出土有唐末五代時期的越窯青瓷。在南方的邁索爾幫也出土過越窯青瓷瓷片。我國瓷器銷往印度，在《諸蕃志》、《島夷志略》中均有著錄。
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與印度僅一水之隔，古稱“錫蘭”，是區分印度洋上的孟加拉灣和阿拉伯海灣的重要區域。斯里蘭卡在印度洋上也是一個重要的貿易中轉基地和中國陶瓷的出土地，古代中國人也稱它為“獅子國”。在印度阿育王時代，它是聯繫孟加拉灣和阿拉伯海的樞紐，從東西兩方駛來的船舶，都在這裡停泊。考古證實：在迪迪伽馬遺址的佛塔處發現了越窯青瓷殘片；在馬霍城塞出土有越窯青瓷獅子頭；在馬納爾州滿泰地區的古港遺址，發現有9~10世紀的越窯青瓷。
菲律賓
菲律賓（古稱呂宋）是太平洋西部的群島國家，與我國隔海相望；菲律賓與我國的交往，最早見於宋趙汝適的《諸蕃志》，至遲在公元3世紀已經開始。陳荊和在《16世紀菲律賓的華僑社會》一書中談到：公元3世紀中國人已到菲律賓進行開採金礦的活動。瓷器是中、菲交往七、八百年的歷史見證。在菲律賓群島出土的中國瓷器數量居東南亞地區之首。據統計，菲律賓在先後十多年的時間裡，共出土大約四萬件瓷器。以至菲律賓東方陶瓷學會前任會長莊良有女士在《在菲出土的宋元德化白瓷》一書中說：“菲律賓的每一個省，每一個島嶼都出土過中國古陶瓷。”
從巴武鄢——巴丹尼土島到北呂宋、伊老多海岸、班絲蘭、邦邦牙、中呂宋那福塔示、馬尼拉、黎剎及內湖、宿務及蘇祿島等地均有出土，這些越窯青瓷分別是唐越窯青瓷缽、宋刻花青瓷缽、壺、水注及刻有花紋的瓷片；以及有刻花粗細條蓮花紋瓣的宋代瓷罐及有浮雕紋小罐。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的很多居民具有中國血統。自古以來，馬來西亞是中國通往印度的海上要衝。考古學家在柔佛河流域發掘的古文物中，有中國秦、漢陶器的殘片；史實證明：這條商路在公元1世紀前後就已開通。劉前度在《馬來西亞的中國古瓷器》一文中說：“甚至今天，在柔佛河岸還可見到荒蕪的村莊跟營幕的遺地，在黑色的泥土上四散著中國碗碟碎片……”
越窯青瓷在馬來西亞的發現主要是沙撈越河口的各遺址，出土過9~10世紀的越窯器：此外在馬來西亞西部的彭亨也發現過唐代的青瓷尊。這些瓷器大多收藏在沙撈越博物館。
印度尼西亞
印度尼西亞是一個群島國家，地處太平洋與印度洋及亞洲大陸和澳洲大陸之間，自古以來是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十字路口：中國和印尼群島之間的聯繫早在史前時代就已開始。古印度尼西亞人沿著兩條路線從亞洲大陸南部南下：一是中國雲南經緬甸、馬來半島到印尼列島：一是中國東南部經臺灣、菲律賓、爪哇到印尼各列島，出土的青銅器等可以為證。印尼人對中國的瓷器十分重視，將其視之為“珍貴的文物和傳家寶”。1963年據蘇來曼的《東南亞出土的中國外銷瓷》一文中說：“印尼全境都發現了青白瓷，它僅次於青瓷。”可見青瓷在印尼也有大量發現。考古證實在印度尼西亞的爪哇、蘇門答臘、蘇拉威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島嶼均出土過越窯青瓷，品種有青瓷缽、壺、水注等。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位於阿拉伯海北部，是我國唐宋以來商舶到西亞地區的必經之地。早在19世紀這裡就出土過中國唐宋時期的瓷器標本。
巴基斯坦的布拉明那巴德（Brahminabad），是7～11世紀印度河畔的商業中心，宋真宗天（1020年）毀於地震。出土有唐越窯青瓷殘碗，也有五代、北宋時期的瓷器。卡拉奇東南的巴博，是13世紀衰落的古港，1958年巴基斯坦考古部在這裡發現了9世紀的越窯水注和北宋初期的越窯刻花瓷片等。
阿拉伯
阿拉伯（中國史書上稱為大食）地處歐亞非三大洲的聯合處，這一優越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其在世界交通史上的特殊地位。阿拉伯在世界歷史上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信奉伊斯蘭教。中國與阿拉伯民族的交往在公元前後就開始了公元前2世紀末，漢朝因張騫出使西域而得知條支，並譴使該地。到8~9世紀時達到高潮。中國的絲綢與瓷器一直是阿拉伯世界所喜愛的奢侈品，在中國與阿拉伯世界這條商路上，無論是“陸上絲綢之路”上的駝隊，還是“海上陶之路”上的舟舶，精明強悍的阿拉伯商人無不顯示這個伊斯蘭民族頑強的生命力，阿拉伯商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阿曼
阿曼位於阿拉伯半島，鄰近阿曼灣，是印度和中國商船進入波斯灣的通道。阿曼的蘇哈爾是阿拉伯商人和印度、中國商人進行貿易的著名港口，古有“通往中國之門戶”之稱。80年代在此地出土過越窯青瓷片。此外，在阿拉伯的巴林，50、60年代也出土過唐越窯青瓷殘片。
伊朗
伊朗，古稱“波斯”，位於中亞腹地，南靠波斯灣，是古代東西方海路交通的要道；中國與伊朗是世界上兩個擁有悠遠歷史的文明古國，據史記載：兩國的交往早在距今兩千多年就已開始，西漢的張騫奉命向西方“鑿空”以後，漢朝使臣已到達安息（安息即是伊朗的古稱）。唐代與外國的交通共有七條線路，其中一條便是“安息道”。中國的造紙，蠶絲、制瓷、指南針等對伊朗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伊朗的宗教、農作物、金銀器等也傳到中國。伊朗人民特別珍視中國瓷器，把中國瓷器稱為“秦尼”，並且伊朗歷代帝王都大量地訂購中國瓷器。伊朗出土的越窯瓷器主要有：伊朗東部的內沙布爾遺址，出土有越窯青瓷罐；在中部的雷伊遺址出土過越窯內側劃花缽殘片；最著名的要數古代港口席拉夫，是近些年來出土中國陶瓷的重要遺址。1956~1966年英國伊朗考古研究所發掘出唐代越窯系青瓷等。此外，在達卡奴斯、斯薩、拉線斯、內的沙裡等遺址也發現有越窯瓷器殘片。伊朗存有大量元青花。
伊拉克
伊拉克位於古代文明發祥地的美索不達米亞，是古巴比倫王國的所在地，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經腹地，土地肥沃，生活富庶。這片土地曾被東方學家普拉絲塔命名為“肥沃的新月行地帶”，這一地區在古代既是東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經濟和文化的樞紐。自1910年以來法國人貝奧雷就在此地進行發掘，巴格達以北120公里處的薩馬拉遺址因出土中國陶瓷而聞名。薩馬拉位於低格里斯河畔， 公元836~892年，這裡曾作為首都，先後經過三次發掘。出土有唐越窯青瓷等器；裾專家分析，與浙江餘姚上林湖出土的標本完全相同。此外在阿比達（有譯為阿爾比塔）等地也發現過9~10世紀褐色瓷，晚唐、五代越窯青瓷。
埃及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位於地中海東南部、非洲的東北部和亞洲的西部，扼紅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羅河自南向北流貫全境，著名的古城遺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開羅）位於肥沃的尼羅河三角洲，建於公元641年，當時是埃及工商業中心，9世紀時相當繁榮。尼羅河的定期氾濫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說：“埃及是尼羅河的贈禮”。中國與非洲的文化交流始於中國的秦漢時期。早在戰國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進行雄心勃勃的變法之時，遠在埃及的亞歷山大也已經建立了輝煌的亞歷山大里亞城。古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波在《地誌》中是這樣描述這座名聞遐邇的城市：“它有優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貿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陸上貿易地，則因為一切貨物都方便地從河上運來，聚集到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市場”。隨後埃及的命運無論是文化、藝術、商業還是精神都被寫進了世界歷史。埃及從9世紀前後就源源不斷地進口中國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東文化調查團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學者對這座遺址進行發掘以來，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萬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萬二千片中國陶瓷，時間跨度從中國唐代~明清時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遺址出土的越窯瓷器主要有：9~13世紀初期的越窯青瓷，有些刻有蓮花、鳳凰等紋樣；還有比較典型的屬於唐代平底小圓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紀60年代在庫賽爾和阿伊扎布等遺址也出土過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除埃及以外，非洲的其它地方也出土有越窯瓷器。如20世紀60年代在蘇丹的埃哈布、哈拉伊卜等地出土有唐末五代青瓷；50年代中期在基爾瓦島也出土唐末到宋初青瓷，據統計，該國出土中國瓷器的遺址有46處之多。40年代末在肯尼亞的曼達島出土有9~10世紀的青瓷。
瓷器圖冊
中國曆來有三大瓷都的說法，分別是江西景德鎮、福建泉州市德化縣、湖南醴陵市。景德鎮：景德鎮自不必說，藝術陶瓷，品種繁多有很高的收藏價值。以工藝瓷聞名天下，青花、釉裡紅、粉彩、鬥彩等皆為上品，一度是中國對外國元首的贈品。
德化：宋元時期曾隨著泉州刺桐港的繁榮而暢銷海外，《南海一號》打撈出來的陶瓷很多產自德化。德化白瓷一直獲得了國內外的崇高評價，享有“中國白”的盛譽，尤其是雕塑造型人物，更具備令人神往的藝術魅力，明代建白瓷器，稱為“東方藝術的明珠”。
醴陵市：醴陵陶瓷生產已有近兩千年的歷史，遠在東漢時期，醴陵就有較大規模的作坊，專門從事陶器製作。清朝雍正七年（1729年）醴陵開始燒製粗瓷。醴陵釉下五彩瓷1915年和國酒茅臺同時獲得巴拿馬國際金質獎章，近代醴陵瓷器作為人民大會堂裝用瓷器而被稱為“國瓷”。
特點：
1、耐磨不透水，保溫性好
2、瓷質細膩，柔和。
3、器皿形狀規整，
4、畫面光亮釉面質感好。
5、圖案精美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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