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原廓、鄭逸釩
後晉高祖石敬瑭像
殘唐五代時，河東節度使轄地包括太原府及其周邊軍州，是當時最為兵強馬壯的藩鎮。因此，在時局動盪時，河東節度使的向背，往往會影響位於開封的中央政權穩定。中央和河東地方的角力，貫穿整個五代時期。而在五代亂世裡有這樣一個現象，誰得到了河東沙陀軍事集團的支持，誰就能成為中原的霸主，甚至新的皇帝。除李存勖之外的其他河東節度使，比如孟知祥（建立後蜀）、李從厚（即後唐皇帝位）、石敬瑭（建立後晉）、石重貴（繼後晉皇帝位）、劉知遠（建立後漢）、劉崇（即劉旻，建立北漢），往往也會成為五代時期的新皇帝。這也使得五代亂世的後唐、後晉、後漢三朝，被稱為“沙陀三朝”。
同石敬瑭一樣，劉知遠也是沙陀族平民的後裔。在石敬瑭興晉滅唐的過程中，立下赫赫戰功的劉知遠深為石敬瑭所倚重，“加檢校司空，充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權點檢隨駕六軍諸衛事，尋改陝州節度使，充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後石敬瑭怒其倨傲，外調為北京（太原）留守、河東節度使，免除其禁軍統帥一職。劉知遠遂與後晉朝廷離心並漸生謀反之意。他趁出鎮太原之機，竭力積蓄力量，後又“殺吐渾白承福等族，取其貲鉅萬，良馬數千”。後遼兵南下，他聚保河東，利用其地“山川險固、風俗尚武、士多戰馬”的有利條件，召集敗於契丹的後晉將士為其所用。
開運四年（947），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在太原稱帝，建立後漢。不久，劉知遠以其弟劉崇為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自己則親率大軍南下。各地藩鎮或者驅逐契丹軍將，或者表示擁護劉知遠。六月，劉知遠進入洛陽，“兩京文武百僚自新安相次奉迎”。
次年，劉知遠病死，其子劉承祐繼位，是為後漢隱帝。之後，地方叛亂則接踵而至，天雄軍節度使杜重威、護國軍節度使李守貞、永興軍將趙思綰、鳳翔節度使王景崇先後舉兵，然而均以失敗而告終。而外部藩鎮叛亂雖被平定，但朝廷內部紛爭卻愈演愈烈。
《新五代史》記載，“隱帝（劉承祐）少，政在權臣”，大臣楊邠、史弘肇、王章等人獨斷專行，進一步激化了統治集團內部早已存在的尖銳矛盾。
此時，河東判官鄭珙見狀後勸導河東節度使劉崇趁機割據河東，他認為：“漢政將亂矣！晉陽兵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州徵賦足以自給。公為宗室，不以此時為計，後必為人所制。”劉崇遂接受其建議，“乃罷上供賦，收豪傑，籍丁民以益兵”。
乾祐三年（950），劉承祐逼反大將郭威（其全家都被屠殺，“嬰孺無免者”），並被亂兵所殺。郭威於第二年，代漢自立，開創了後周王朝。後周建立後，劉崇遂割據河東，稱帝於太原，仍以漢為國號（史稱北漢）。
劉崇稱帝后，遣使契丹與其約為父子之國（契丹父、北漢子），共同攻擊後周。由於此時的後周在軍事上還不能同契丹、北漢聯軍對抗，郭威遂堅守城池。
後周顯德元年（954），郭威去世，養子柴榮繼位，是為周世宗。劉崇趁後周“主少國疑”之際，再次勾結契丹兵南下侵擾，世宗力排眾議，率軍親征，在高平之戰中大敗北漢軍，史載，北漢軍“殭屍棄甲，填滿山谷。初夜，官軍至高平，降賊軍數千人，所獲輜重、兵器、駝馬、偽乘輿、器服等不可勝紀。”憑此一戰，柴榮才算是站穩了腳跟。
可見，河東一直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左右和影響著整個中原地區的政局走向，但在和汴梁政權的拉鋸之中，整個河東的力量也在不斷被削弱。河東從能夠單獨左右中原帝位的更迭，到之後要靠給契丹人當兒皇帝，才能影響中原的政局，最後靠著契丹人的支持才能苟延殘喘。
北宋太平興國四年（979）宋太宗趙光義終於平定了北漢，就此終結了“河東現象”，但為了防備河東鎮的東山再起，趙光義毀了太原城的防禦體系，結果在北宋的北方邊防線上製造出了一個巨大的缺口，使得北宋之後面對遼國的進攻一直處於戰略上的被動與劣勢。而這可能是河東現象對中國歷史的最後影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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