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惡小羊羊
不同於美國，中國並未建立起家庭債務的風險剝離、分擔和轉移機制。所以，不要輕易學別人。
中國家庭部門（個人）債務的增長，幾乎和房價的爆發是同步的。2016年是家庭負債最關鍵的爆發點，現在速度放緩，但存量可觀，新貸款的增速也不低。
適度的、健康的個人負債是經濟成功轉型的一個表徵。它提振消費，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它也改善生活，甚至提升借貸者的人力資本，利於經濟的長期增長。
更重要的還是，國民個人積極而理性的借貸慾望，意味著對未來實體經濟的樂觀預期，而這正是中國經濟轉型所亟需的社會共識。
但是，不好的、過度的負債則適得其反。它會擠壓家庭部門的現金，削弱國民的預期，並摧毀家庭部門的信用。後者，正是經濟轉型和經濟衰退兩者之間，最後的屏障。
家庭負債水平超美國？
家庭負債率到底有多少？這是中國經濟未來走向的核心變量之一。
近日，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發佈了2018年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年中報告，這份報告指出，家庭債務的積累是中國經濟“不容忽視”的風險點之一。按照統計，2018年前5個月，居民戶新增人民幣中長期貸款2.04萬億元，佔全部新增貸款的28.3%，這個數據低於2016年同期的33.4%和2017年同期的36.3%。
居民戶中長期貸款主要是居民購房的按揭貸款。從數據看出，2016年和2017年剛好是中國一線城市房價的暴漲時段。2017年，在中央的嚴厲要求下，全國各地的地方政府推出了“520大調控”，樓市有所降溫。但這一年的中長期貸款依然可觀。
除了中長期貸款之外，短期貸款增長是一個新趨勢。報告指出，同期居民短期債務累積速度明顯加快，中國家庭債務可能正在快速膨脹之中。2018年前5個月，居民短期債務新增0.86萬億元，2017年全年新增量為1.84萬億元。
對比而言，2015年與2016年兩年間的累積新增短期貸款額僅為1.37萬億元。可以看出，2017年到今年，居民短期貸款增長出現了加速。按照常見統計口徑，居民短期貸款主要以消費貸款為主。儘管它們期限短，但因為多屬於個人信用貸，不需要抵押，因此風險高，利率也高。
一個必須注意的現象是，2018年居民短期消費貸款的爆發，和2017年有所不同。在2017年，樓市依然火爆，剛需人群“搶房上車”，多套房產人群“搶房保值”，中國人掀起了全民搶房高潮。所以，不少資金會以消費類貸款的形式從金融系統流出，但最後流向樓市，比如被金融監管部門打擊的“首付貸”就是典型。
但2018年，樓市一定程度被凍結，居民投資房地產的需求有所下降，而短期貸款依然增速強勁。那麼，這些短期貸款流到哪裡了？樂觀的分析說，這是居民消費升級所致。也有觀點認為，短期貸款的增長的確推動了消費，但它們不一定是實力人群的消費升級，而是可能包含了越來越多的低信用人群的“超前消費”。
家庭部門負債穩步增長，的確可以看作內需啟動，消費升級的正面信號。但超常增長和突然爆發便需要警惕了。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以上報告課題組的首席專家黃曉東認為，中國家庭債務累積已逼近美國金融危機前峰值，加上收入分配持續惡化，正在拖累中國實體經濟。
家庭負債到底高不高？業界常見的統計口徑有兩個，一是家庭負債佔據GDP的比重，二是家庭債務佔可支配收入比重。目前，按照第一個統計口徑，中國的家庭負債並不高，但按照第二個則不然。
日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陳彥斌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2018年中期）”上透露，中國居民部門的槓桿率（家庭負債/GDP）為48.4%，低於發達經濟體的平均水平76.1%。但是，這一數字已顯著高於新興經濟體平均39.8%的水平。
第一個指標不算嚴重，但第二個指標就不一樣了。陳彥斌表示，由於中國居民收入佔GDP比重偏低，所以家庭債務/GDP的測算槓桿率方式，會低估中國家庭部門債務問題的嚴重性。居民收入才是衡量居民償債能力的核心指標，因此以家庭債務/家庭可支配收入測算更為準確。按照這個測算，中國家庭部門槓桿率高達110.9%，已經超越美國。
此外，以上上海財經大學報告也指出，中國這一數字（家庭債務/家庭可支配收入）在2017年末就已達到107%。
債務高，不一定就會出問題，問題在於還本付息的能力。
不過，第二個指標也不甚精確。家庭債務是一個存量的概念，這個存量數字看起來可怕，但它並不會直接影響家庭的日常運作。真正關鍵的，是它所產生的每期（年或者月）利息，才會真正影響家庭的現金流。對那些長達20年、30年的中長期貸款，更是如此。
家庭財務的邏輯和企業大同小異。在衡量企業的償債能力時，分析師熱衷於採用利息保障倍數這一指標。它指的是EBIT與利息費用的比值，兩者一般是每年的流量數字。EBIT是息稅前利潤，即企業支付利息和稅收前的利潤，它類似於家庭可支配收入。
什麼是利息費用呢？如果簡化來看，利息費用是債務總額與利率的乘積，它需要每期支付，比如按月，按年支付。利率越高，那麼家庭每期支付的利息也就越高。
於是，家庭債務是否有違約風險，便取決於兩方面的因素：一是每期的利息費用，二是家庭的收入。在借貸額給定的情況下，前者主要取決於利率水平，後者取決於家庭的工薪、投資收益等現金流入，而這又和社會整體的經濟狀況有關。以房貸為例，很容易分析真正的風險所在。
房貸的利率分為兩類，一類是浮動利率，一類是固定利率。世界上的兩個大國，美國以固定利率為主，而中國以浮動利率為主。
在浮動利率之下，每期的利息支付隨著市場利率浮動，如果在升息週期之中，按揭利率也會相應上漲，每期支付金額會自動增加。從2017年開始，不少已購房者發現自己的每月按揭突然增加，便是這個原因。槓桿越高，那麼每期按揭增加也就越多。
換句話說，浮動利率之下，利率上升會帶來最大的利率風險。實際上，中國目前已進入了升息週期，而且這個週期中長期會持續的概率也非常大。首要原因，顯然是外部貿易博弈，以及特朗普政府“強勢美元”政策的執行，業已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外部約束。這種約束使得中國為維護人民幣匯率穩定，必然加快去槓桿進程並穩住貨幣發行，市場資金吃緊，利率上升是必然。
除了宏觀層面的因素，微觀層面的利益博弈也將推高利率。《南風窗》在2017年曾有一篇文章指出，銀行通過提高房貸利率的方式和購房者博弈，從而提高業績和利潤，將成為一個大趨勢。一方面，由於實體經濟下行，企業部門貸款正在萎縮，銀行業在傳統“吃息差”的模式之下，利潤大幅收窄。於是，必然尋找替代，從個人貸款中攫取新的利潤增長。
另一方面，房價永遠漲的預期一直沒有打破，這意味著銀行業之間有條件自動形成一個利率的“價格聯盟”，共同推高房貸利率。購房者依然會接受，因為，承擔高利率和“永遠買不起”之間，購房者必然兩者相權取其輕。
近期，市場利率走向已印證了以上邏輯。除了已購房者的每月按揭上浮之外，新增按揭貸款的利率也在普遍提高，上浮10%是一種常態。
可以說，在中國金融市場特殊的利益格局下，高利率和房價永遠漲，兩者越發形成了一種相互強化的關係。高利率有賴於房價永遠漲的預期才能維持，家庭在這一預期之下，會自動忽略利息走高的現實，按時支付每期利息，維持債務機制的運行，這是個體最理性的選擇。
在“家庭利息保障倍數”之中，除了分母—利息，還有分子——家庭收入，後者才是未來的關鍵。在利率走高成為剛性趨勢的時候，提升家庭收入，至少保證家庭收入不會大幅下滑，必然成為政策制定者最重要的出發點。
要避免降薪或者失業潮的到來，經濟增長依然不可或缺。對此，決策層非常清醒，這也是中國冷靜、理性地應對特朗普貿易戰，繼續捍衛全球化進程，為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營造友好的國際貿易環境的主要原因。
別學美國人！
在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家庭負債，特別是那些低收入群體的負債往往是帶有一種公平正義的價值。因為，負債可以讓低收入者一生的消費曲線變得更加平滑。
用簡單的話來說，即是現在收入不足，也享受明天的美好生活。比如，窮人買不起房，那麼不能露宿街頭，首付壓到1成或者根本不用首付，貸款買房。他們以後收入會增長，慢慢還款即可。
這種平滑，至少為經濟帶來兩個客觀上的好處。一是可以馬上啟動消費，拉動經濟；二是如果年輕人借貸，用於人力資本投資，比如助學貸款，那麼對社會生產率的提升是有好處的。但問題在於，這兩個好處的前提是借貸者的收入會增長，能夠還款。否則，以上邏輯就不成立。
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美國的家庭負債一直被全球經濟學家稱作是“借錢消費”的典型，是一個反面案例。但是，美國的金融“基礎設施”和美元的全球性貨幣地位決定，美國人的“借錢消費”是有其合理性的。因為，這些債務最終能從家庭和個人身上，實現一定程度的剝離、分擔和轉移。
以按揭房貸為例，美國以固定利率為主。為什麼是固定利率？因為，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蕭條中，美國人認為浮動利率是房地產市場危機的重要原因。由於經濟不景氣，銀行便收緊對經濟的融資，進而導致全社會資金緊張，利率上行。
在浮動利率之下，購房者每月現金支出大幅上升，不少購房者斷供，甚至家庭破產。包括曼哈頓在內，一些主要城市房價在大蕭條期間，大跌50%。整個1930年代，美國樓市都相對低迷。受此教訓，美國開始鼓勵延長按揭期限，而利率也轉為固定為主。
那麼，在固定利率之下，當利率上漲，豈不是銀行吃虧？不會。美國金融市場發達，利率風險並不會成為銀行和貸款者的“零和遊戲”。購房者的貸款會都做成按揭債券賣出，滿足有著不同風險偏好的投資者—那些願意承擔風險的投資者，可以獲得高收益。
也就是說，風險脫離了銀行和購房者，他們都拿到了錢，債務的利率風險和違約風險最終由偏好高風險的投資者承擔。
而且，由於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這些債券儘管有著信用分層，但即便是最底層的權益級債券（風險高，類似於股權，所以叫權益級）也是“美元資產”，美元的特殊定位，決定它們也能在全球投資者當中賣得不錯。除了按揭貸款做成抵押證券MBS（Mortgage-Backed Security）之外，個人消費信貸也可以做成資產支持證券ABS（Asset-Backed Security），通過發達的金融體系和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債務風險被不斷分散到全球。
但中國的情況完全不一樣。中國的按揭貸款以浮動為主，利率風險並未從個人和家庭剝離。此外，金融市場不夠發達，人民幣也並未成為國際貨幣，這決定了中國人的家庭債務根本沒有實現風險轉移和分擔的條件。此外，個人破產製度並未建立，個人債務往往會淪為一種無限責任，摧毀個人的信用，最終削弱個人未來的融資可得性與職業可能性。
實際上，對一個經濟體來說，負債主體的信用不妨分為三類，一個是主權信用（國家），一個是企業（私營），最後一個是家庭（個人）。
在任何國家，主權國家有發鈔權，所以主權信用是最高級的信用。在中國，國企部門無論中央國企還是地方國企（包括債務平臺）都以國家信用為背書，金融機構最熱衷於對這一類信用主體融資，故而它們也佔據了最多的貸款，從而對其他主體的融資造成了擠出效應。在經濟下行時刻，這種擠出效應更明顯。
在一個健康的經濟體之中，第二類主體即私營企業的負債才應該是主流。但當經濟下行，中國第二類信用主體的融資正在急劇萎縮。此外，由於中央政府去槓桿的推動，第一類信用主體的融資也難以出現大幅度膨脹，因此金融機構為了盈利，必然把“火力”對準了第三類信用主體，這是中國家庭部門負債飆升的主因。
當然，一個巴掌拍不響。國民負債熱情的另一個原因顯然是資產價格的瘋漲，以及永遠漲的預期依然沒變。
當一個原本勤勞的民族幾年之間，突然失去了儲蓄美德，那麼這一定是一種風險。
南風窗NFC
本來借貸這事情在計劃經濟時代，就是企業投資項目或購買原材料時缺錢，便向銀行進行抵押借款。而近年來中國民眾越來越願意向金融機構借貸消費了，已經超越了企業向銀行借款的熱度。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特別是80後90後這一代年輕人，這些群體對於借貸消費更是沒有了任何後顧之慮。據調查，每年“雙十一”節中的很大一塊消費，都是靠借貸消費來促成的。那麼中國人為啥敢於借貸消費了呢？
第一，中國人的理念發生了根本轉變，過去國人不願借款消費，往往樂見於自己每月“收支平衡”，略有贏餘。後來美國老太太提前消費的故事傳入中國，就是美國老太太年輕時買了一套房產，等到她死之前，貸款也還清了，房子也提前住了幾十年。而相比中國老太太來說，剛剛賺夠了錢才要買房就過世了，那就一輩子享受不到借貸消費帶來的便利和實惠了。
第二，過去中國金融業開放度有限，人們對消費金融認知程度不夠，而現在人們對於購買家電、汽車、房產，甚至於高檔服裝，都要進行借貸消費，這已經是習已為常的事情了。
第三，中國之前的社會保障制度還存在各種問題，人們不敢盲目的進行提前消費、透支消費。而現在我國社會保障制度逐步得到完善，多數城市居民在消費方面都沒有後顧之憂，所以他們也願意逐步開始通過借貸來提前享受消費的樂趣。
借貸消費是一把雙丸劍，弄好了對於促進國內啟動消費，非常有幫助，但是弄不好就會導致校園貸、現金貸等低收入群體不顧一切的增加消費，給我國的金融體系帶來較大的隱患。
不執著財經
用現在年輕人的話概括來說"父輩們太膽小，不會理財，所以辛辛苦苦做一生也發不了大財"。
所以再加上現在的年輕人文化水平高，互聯網金融也發達，信息又靈通，眾觀國家經濟發展，國家物價從過去到現在不知又翻了多少倍，父輩們賺的錢存入銀行吃利息純屬是虧本的大買賣了。
例如說我北斗七星九幾年20萬存款可以買到一個省委城市黃金地段店鋪了，我卻當時下不了手，快虧本，而競現在你花上200萬能買到一個省委城市的黃金地段店鋪嗎?恐怕還少了一點，所以，國家經濟在不斷髮展中壯大，你借銀行貸款款去投資，肯定是隻賺不賠，再加上銀行貸款利息又低，更適合於大家投資創業了。
所以現代年輕人比我們老一輩有目光與遠見，例如說他們現在去貸款買一棟房，一個月工資除了還房貸，還有剩餘，夠自己一家人生活就行了，而且房價只漲不跌，萬一哪天我想回農村老家去住，把城市房一賣出去，不就就賺大錢了是吧，很划算的，所以超前消費，成為了現代年輕人的一種時尚，沒有什麼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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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七星92070701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消費觀念的改變，80-90的年輕人也已經成為了社會的主流消費人群，的確也到了消費升級的時代。
近年來隨著信息及電商的發展，中國老百姓對於新鮮事物越來越接受，也喜歡購買比較新穎的產品和服務。
80後的獨生子女人群消費觀念有了徹底的改變，顛覆了前幾代老百姓形成的節儉方式；
- 科技的發展，以蘋果手機等新型電子產品越來越多，人民群眾對於此類追求也越發廣泛；
- 近幾年互聯網金融的發展，更多的互聯網公司給用戶提供了多種信貸選擇。
解析科技密碼
銀行願意借錢了，之前不是不願意借貸消費是大部分人借不到，中國不是越來越多的人借貸消費而是銀行願意借錢給越來越多的人消費，變得不是人是銀行。
銀行不願意中國人有需求也沒辦法滿足，在說銀行也不願意借錢給大多數信用低的人畢竟風險太大了。大多數人各種社會保障不完善也不願意借貸消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