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8年9月15日至16日，第三屆生命與國學高峰論壇將在中國武漢召開，本屆論壇的主題是“傳統文化與軸心時代”。“軸心時代”是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提出的重要觀點。此觀點認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當時古代希臘、古代中國、古代印度等文明都產生了偉大的思想家，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文化傳統，一直影響著人類的生活，並延續至今。圍繞“軸心時代”話題研究和討論的專家、學者眾多，為了讓社會各界人士更深入地瞭解軸心時代，把握論壇主旨，現將“軸心時代”相關文章輯錄，發佈在本頭條號，以饗讀者。
作者：範子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教授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1883—1969）在其1949年出版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魏楚雄、俞新天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29頁）一書中指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間，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間，乃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在軸心時代裡，各個文明都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如古希臘“三先生”（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古印度釋迦牟尼，中國的孔子、老子、莊子、孟子和墨子等等，以及以色列猶太教的先知們。在這個時代，古希臘、以色列、中國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發生了“終極關懷的覺醒”，人們開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來對待世界，同時也產生了宗教，由此決定了今天西方各國、印度、中國和伊斯蘭文明的不同文化形態。“文化的每一時代無不根植於前一時代，偉大獨立的文化實體都在不斷的發展中。”（雅斯貝爾斯《智慧之路》，柯錦華、范進譯，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頁）我們讀本期梵淨國學的三篇優秀論文，對此產生了深切的感受。
作為人類文明軸心時代的巨擘，孔子是我們民族的聖人。鍾書林教授所撰《孔子的家族傳統與文化追認》一文，以《論語》所載孔子及其門人的言論為核心，以《史記·孔子世家》和《孔叢子》等中古典籍為參證，重新還原了孔子的文化心態，深刻地揭示了孔子的文化淵源及其革故鼎新的文化精神。文章指出，孔子作為殷商王室之後，身上流淌著殷商王室的血液，雖然生活於春秋後世，但在骨子裡對殷商王朝仍有一種特殊的情感，如他將微子、箕子、比干稱譽為“殷有三仁”，同時這也寄蘊著自我的身影。孔子對殷商曆史有著自己獨立的思考，對“天下之惡皆歸於紂”的情形也是極不滿意的。孔子曾不止一次地流露出對箕子仁賢教化之下的朝鮮的嚮往，體現了他對先祖箕子美政的追崇。他認為，巫、史、士是中國文化史上三個不同時期的代表，孔子乃是一身兼備此三者的偉大知識分子的縮影。本文的突出特點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即將人們熟知的材料串聯起來，別為新解，如孔子的“三仁之嘆”，浮海之思，九夷之想，龍鳳之品，乃至臨終之夢等等，都被納入作者的闡釋體系中，作為考論孔子殷商情結的證據，都是非常新穎的創見。在孔子的時代，我國的文明史已經有兩千多年，孔子自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知孔子的思想是在充分研究古代文明成果的基礎上產生的。書林認為，孔子與殷商以來的巫史傳統有密切關係，帶有明顯的文化烙印。書林吸收了章太炎、聞一多的觀點，發掘“儒”與殷商祭祀的關係，意在彰顯周禮的文化淵源，從而表明了孔子通往禮樂文化的道路以及士的精神生成的歷史基因。本文充分表現了作者的創新能力。治先秦之學，難度是很大的，對小學、古文字學的精通是必須具備的根基，同時，潛在的風險也很大，因為某些地下文獻一旦出土，可能一根竹簡就抵消了一位學者一生的勞作，這是很可怕的事情。書林的勇氣和聰明都讓我欽佩，他謙和的憨笑此時也浮現在我的眼前。
在東方大地上，釋迦牟尼是人類文明軸心時代的另一位巨擘。自東漢時代佛教傳入中國以來，我國中古時代的文化之河，洪波迭起，碩果累累。至蕭梁時代，佛教成為國教，一代君王蕭衍成為佛教的文化符號。故龔斌教授所撰《簡論梁武帝的佛學造詣》一文，頗有文化與學術意義。文章認為，梁武帝作為中國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晚年大力弘法講論，有較高的佛學造詣，對當時佛學的傳播與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作者深入考察了梁武帝的佛學著作和講經說法活動，由此進入其輝煌神聖的佛學世界。文章的重要創穫之一，是認為梁武帝宗仰大乘經典《中倫》《百論》《十二門論》，其《禁斷酒肉》之文，不僅是宗教實踐，也是佛教戒律的守持與創新。本文彰顯了宗教與政治的關係，即蕭梁時代佛教的發展與佛教信徒的世俗的社會、政治地位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所以，儘管梁武帝的佛學水準未臻精妙，但在當時的影響卻廣及朝野。後來的佛經註疏，也常常吸取梁武帝的見解。這一文化現象確實是發人深思的。
事實上，儒釋道三家的圓融在蕭梁時代就已經實現了，而當歷史巨人的腳步邁進中唐時代的時候，佛教中國化的歷程也大致具備了雛形，具體表現為佛學思想已經成為文人士子隨時可以汲取的文化與精神資源。大師兄“霍家軍第一人”尚永亮教授所撰《佛學影響與儒者情懷——柳宗元、劉禹錫貶後心態側窺》一文，以柳宗元和劉禹錫這兩位著名的文學家為核心，彰顯了人類文明軸心時代的另一段深沉而優美的歷史回聲。文章的學術書寫非常嚴密嚴謹，充滿了辯證法的神髓。作者深入到柳、劉的心靈世界，為我們細緻地描繪、揭示了儒、佛二家的思想交融及其富有詩意的文學呈現。文章指出，執著自我，執著現實，是劉、柳遭貶後心態的主要方面，但由於他們與佛教徒密切交往，又潛心於佛典之中，耳濡目染，潛移默化，因而不能不受到佛學無執思想的影響，由此對其執著意識產生一種明顯的弱化、消解作用。“細讀柳、劉詩文，我們總是覺察得到一種起伏波動於其心靈深處的矛盾：一方面，他們心香佛典，不時在主觀上淡化自我情志，竭力步入淡泊寧靜、與世無爭之途。另一方面，他們在客觀上又常常衝破自我的主觀設計，彷彿被一股巨大的無形的力量驅使著，念念難以忘懷社會政治而欲再入其中一展經綸。一方面，柳、劉承受著殘酷的專制政治賜予他們那終身受用的苦果，他們確曾寒心銷志，感到無比的沉痛和哀傷，另一方面，他們又不僅僅沉溺於其中，而是能時時從這沉痛哀傷中振起，或諷諭，或嘲笑，其鋒森然，少敢當者。”文章的結論是：柳宗元、劉禹錫仍是儒門中人，一狷一狂，奠定了其自我心性和執著意識的基石。可見孔子入世精神的光輝與佛祖超越世俗的神聖，同時照亮了劉、柳的心靈世界，使他們充分實現了自己的文化創造，從而走向永恆的未來。
文化從來不是打造出來的。真正的文化生成於一個自然的充滿信仰的世界。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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