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90年代，高更離開了巴黎、離開了家庭和股票交易員的職業，來到了南太平洋的小島上。在這裡，他與原始人同居，並創作出了一幅充滿神秘韻味和人物的長卷。
羅納德·萊特的《極簡進步史》始於對高更這幅名畫的凝視。這本書，是作者對高更問題的回答。在萊特眼中，我們的文明，是一艘滿載著過去文明內涵，高速駛向未來的蒸汽船。但是，由於這艘船已經走得太快太遠，“世界已經變得太小，以至於不能承受我們任何的大錯誤了”。
高更：《我們從哪裡來？我們是誰？我們往哪裡去？》，1897年，現藏波士頓美術博物館
這些錯誤，在萊特看來，來自於我們關於“進步”的理念。按照歷史學家西德尼·波拉德的說法，維多利亞時期形成的進步理念，是“一種認為在人類歷史上存在一個變化規律的想法……這規律包括了單向的、不可逆轉的變化，這單向則是指向進步”。
這種單向度的進步觀念，認為“哺乳動物比爬行動物更敏捷；猿類比牛更加聰明細心；而人，則是所有生物中最聰明的物種。我們的文化是用技術的發展來衡量人類進步的：棍棒比拳頭厲害，弓箭更勝於棍棒，子彈又勝過了弓箭”。
“進步”觀念假定人類文化永遠在變得更高級、更復雜、更大，更快，更新；只要科技和物質在發展，進步永無止境；反之，就是退步。
然而，萊特認為，這種觀念在歷史上是站不住腳的。他以火藥為例：自從中國人發明了火藥，從炮仗發展到火炮，再到自動武器，再到原子彈。雖然技術一直在進步，但是這種進步，並不總朝著人們希望的方向發展，相反，可能會帶來人類的毀滅。 “當我們能夠製造的爆炸可以摧毀我們的世界時，我們的進步就過了頭兒。”參與制造原子彈的愛因斯坦承認：由於這種“進步”，“我們因此滑向了前所未見的災難。” 正如美國總統肯尼迪感嘆：“如果人類不終結戰爭，戰爭就會終結人類。”。對技術“進步”的追求，可能將人類帶入死衚衕。
——這就是萊特所說的“進步的陷阱”。
對技術和物質發展的無休止慾望，會讓人類過度掠奪自然的資源，破壞賴以生存的環境，進而摧毀自身進步的能力，走向毀滅。
史前人類的教訓
萊特指出：進步的陷阱，存在於人類發展的各個階段。在史前時期，由於狩獵技術的進步，人們可以多打一兩隻猛獁象，這可以算是一種進步；但是，當貪婪讓他們用同樣的技術多打了兩百隻猛獁象，人類就要因此捱餓了。最近關於史前的考古表明，一次驅趕上千只動物讓它們在懸崖下摔死，並不是史前人類偶爾為之的事情。
人類在漫長的史前時代，就開始濫用所掌握的工具等“高科技“，滅絕了無數物種，改變了數個大陸的自然環境。最近的研究發現，美洲和澳洲的草原是早期人類人為地焚燒森林所造成的後果。我們甚至滅絕了人類的近親——尼安德特人和其他許多早期直立人種。在文明產生之前，人類“進步”的慾望早已開始破壞生態，毀滅物種。
而農業的產生，也是一個進步的陷阱。農業雖然提高了食物的產量，卻改變了原先人類複雜均衡的飲食結構。人類被迫以一兩種穀物為主食，從而犧牲了健康。後果雖然是人口的急速增長，卻在數量之下，失去了質量。結果，人不僅變得極端依賴馴化的那幾種穀物，而且必須忍受營養不良和貧困。
當財富被製造出來之後，並不會自動平均分配，而是會出現金字塔形的財富分配結構。複雜社會的發展規律，是財富的增加和分配的不均總在同時出現，造成社會向金字塔形結構發展。這往往要通過戰爭、饑荒、革命等社會劇烈變動，才能改變。
同時，技術的進步、人口的增加、要求社會取得更多的資源，特別是土地資源。從歐洲史前克羅馬農人與尼安德特人對生存環境的競爭，到二戰時期希特勒的“生存空間”理論，人類文化中的陰暗面並沒有隨著文明的進步而改變。技術的進步，絲毫並沒有促進道德的改善。對待同類和環境，人類依然像過去那樣貪婪、殘忍、不負責任。
對土地資源的貪婪，是萊特所說的“進步的陷阱”的典型特徵。對自己領地的自私和佔有慾，催生了後來被稱作“愛國主義”的情感。在書中，萊特精闢地寫到：“愛國主義是一個無賴最後的避難所，也是獨裁者的第一個收容所。”愛國主義讓獨裁者輕易地操縱了那些擔心外來者的人。排外的愛國主義，也許並不像想象中那樣光榮燦爛，反而可能充滿人性中最陰暗的自私。
[英] 羅納德·萊特 著，楊海宇 譯，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7
四個衰落的古代文明
書中最有趣的部分，是四個失敗文明的例子。這些文明，都是由於陷入了“進步的陷阱”而導致衰敗或毀滅的。
第一個例子，是南太平洋充滿巨大石像的復活節島。在萊特看來，這是一種文化因為“進步的陷阱“而失敗的實驗。針對島上火山湖的花粉研究顯示，復活節島曾經有很豐富的水資源，植被也很蔥鬱，富饒的火山灰支持了茂密的智利酒椰子樹林的生長，島上也沒有任何自然災害：沒有旱災，疾病、和火山爆發。
復活節島的災難完全是人為的。
在大約公元五世紀，一些波利尼西亞的移民坐船來到復活節島。他們帶來了家畜和作物，在這片富饒的島上定居。他們在此建立了村落，形成了氏族。日子過好之後，開始用來自火山湖的凝灰質石料建造巨大的石像，象徵他們的祖先。隨著時間的推移，石像崇拜變得越發具有競爭性，也越來越奢侈，每一代人制造的石像都要比上一代人的更大，需要消耗更多木材和繩索，需要更多的人力來把石像抬到神壇上。樹木被砍的速度快過了成長的速度，這個問題又因居民帶來的老鼠而變得糟糕。
公元1400 年，火山湖裡的化石積層再也找不到花粉的蹤跡，這意味著島上的森林，已經被人類完全摧毀了。萊特寫到：這時，人們應該已經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去制止砍伐，保護小樹苗，重新種植樹木。並遏制石像的建造，把寶貴的木材留作建造船隻和房屋，而不是用來修造和運輸石像。但是人們還是把最後一棵樹給砍倒了。
終於，再也沒有木頭做可以遠航的船隻，建造屋頂，人們只能搬去山洞居住。為了爭奪古代遺留下來的厚重木板，和腐爛的海上漂浮物，爆發了戰爭。這時，小島幾乎已經成為不毛之地。可是人們依然沒有停止建造更大的石像，卻再也無力將它們運到神壇上去。於是，島上出現了高達六十五英尺，重達兩百多噸的石像，造好後，只能躺在原地。
小島的自然環境完全被破壞，人們卻不願放棄高資源消耗的生活方式，直到完全落入“病態的意識形態”的陷阱——小島為燃燒的村莊、血腥的戰爭、還有人吃人的殘酷而顫抖過。當歐洲人在十八世紀來到復活節島的時候，島上沒有一棵樹，沒有一棟木屋。可憐的倖存者依偎在石像旁邊，“矮小、瘦弱、膽小並且很悲慘。”
第二個例子，來自於今天伊拉克南部的古代蘇美爾文明。九千年前，這裡是一個水道發達的溼地三角洲，魚類成群，蘆葦密佈，沙洲上長滿海棗樹。在藤叢裡，生活著野豬和水禽。河流沖積下來的土沉積在波斯灣入海口。這樣的沖積土，讓糧食產量比別處高數十倍。早在古埃及人構思金字塔之前，蘇美爾人已經建造了高大的吾珥古城，用楔形文字寫下了《吉爾伽美什史詩》。
但是，人口和文明的急速擴張讓蘇美爾的城邦陷入了“進步的陷阱”。對古森林的過度砍伐和焚燒，造成了沖毀城市的洪水。過度的耕作和放牧，導致了對土壤的破壞。為了養活增長的人口，人們把當地含鹽的水引入到乾旱的土地，水分蒸發掉之後，留下了鹽。灌溉也引起含鹽的地表水開始向上滲出。過度的耕作，土地的鹽鹼化，土地輪休期的缺乏，讓地力耗盡，直到再也沒有新的土地可以開墾。這時，人口卻達到了頂峰，統治的危機到來。
萊特寫道：“正如復活節島的居民一樣，蘇美爾人沒能對自己的社會體系進行改革，以降低其對環境的影響。”相反，他們試圖去加強農業生產，將剩餘資源全部集中用於建造宏大的建築工程。蘇美爾最後一代阿卡德帝國，終於在公元前兩千年時滅亡。
蘇美爾文明的衰落，源自於對未來的掠奪，無節制地使用自然給予的資源、過度的財富和榮耀。雖然幾代人享受了繁榮，毀滅性的災難終於來臨。此後，美索不達米亞南部地區再也沒有恢復過來。剩下的人們搬去了北部。即使四千年後，這些古城周圍依舊是半荒漠地帶，“浸透著進步灰塵的白色”。
如果復活節島和蘇美爾文明的衰落是由於環境的破壞，那麼古羅馬和瑪雅政權的滅亡，則是同時由於生態災難和財富分配不均。
古羅馬位於歐洲最富饒的土地，達到了古代文明的頂峰。但是人口的擴張，公有土地的私有化，征服戰爭的蔓延，傳統的民主制度的消亡，都帶來了貧富的急劇分化。同時，文明發展也遭遇生態瓶頸。“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考古研究發現，在帝國時代出現的嚴重土壤侵蝕與高度發達的農業活動之間有密切聯繫”，緊接著發生的是人口的劇減和逃離。
萊特引用約瑟夫·泰恩特（Joseph Tainter）的《複雜社會的崩潰》（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裡提出的“帕金森定理”——“複雜的社會體系不可避免地會見證遞減的收益。即使其他的條件保持不變，運轉和防衛一個帝國的成本也會越來越高，最終使得帝國不堪重負”。雖然最有效的對策是拋棄整個帝國的上層建築，回到過去那種本地組織的形式。但是改革總是難以啟動。在慣性之下，軍費和政府支出高昂，行政效率下降，劣質貨幣氾濫，外敵入侵，災害叢生，讓帝國不堪重負，最終崩潰。
第四個例子是位於西半球的瑪雅文明。瑪雅人在與歐亞大陸隔絕的情況下獨立發展出了高度的文明。但是在公元八世紀初，對有限資源的爭奪讓權力鬥爭加劇，軍事主義開始佔據上風，舊的聯盟分崩離析，政治變得不再穩定；統治階層卻依然通過鋪張奢華的建築項目來強化其統治。蒂卡爾城的建立經歷了漫長的時期，但是最高的那些建築，都是在文明的最後一百年裡建造出來的。“算是毀滅前夜的繁華”——萊特寫到。
儘管戰爭、旱災、疾病、外族的入侵和叛亂，都是瑪雅衰落的原因，但是萊特認為，這些因素可能都源於生態的惡化。同樣，有關瑪雅地區沉積物的研究顯示出土壤普遍出現了侵蝕和退化——顯然由於年復一年的過度耕作。
曾經參與瑪雅主要遺址考古的大衛·韋伯斯特（David Webster）這樣評價瑪雅文明的衰亡：“對於蒂卡爾王國的垮掉，我們認為最有說服力的解釋是人口的過度增長和農業的歉收，以及伴隨這些問題而來的政治影響。”
在瑪雅文明的最後一個世紀，大城市看起來興盛，其實已經浩盡了所有的自然資本。森林被砍伐，田地不堪重負，人口過多。蓬勃蔓延的房屋建設佔用了更多土地，使用了更多樹木。同時，資源卻往統治階級集中，貧富差距增大。發掘出來的人類骸骨顯示出富人和窮人間的區別——有錢人長得越來越高大，而農民的體質、健康、和平均預期壽命則在下降。
隨著危機的加劇，統治者不是去尋求變革，不是去削減政府和軍費的開支，不是去開墾梯田改善土地品質，更不是去鼓勵人口的調控（儘管瑪雅人已經掌握了相關的技術）。“統治者們自掘墳墓，繼續著過去的生活方式，並且還變本加厲了。……修建更高的金字塔，讓國王握有更多的權力，讓民眾的勞動量更大，發起更多對外戰爭。”
終於，一次旱災，雖然並不比過去的更嚴重，成了壓倒駱駝的最後稻草。
歷史對“進步”的啟示
復活節島、蘇美爾、古羅馬和瑪雅的衰落，都源自於文明的過度增長，遠遠超過生態資源的供給能力。對於存活至今的文明，比如埃及文明，萊特認為是因為當地土地特別肥沃，人類利用自然資源效用較高，而且人口增長緩慢。而對於延續至今的中國文明，萊特認為是因為厚厚的黃土高原提供了層層的可耕土，“古代中國肥沃慷慨的生態體系”讓中國文明即使在無數次戰亂和叛亂之後，仍然可以恢復過來。換言之，主要還是運氣好，沒有把自然資源耗盡。
在歷史上興衰的種種文明，在萊特眼中，都是“文明的實驗”。實驗的結果表明：人類是可以預測的生物，我們由類似的需求、慾望、希望和罪惡所驅動。當人類為了自己進步和發展的慾望，無節制的破壞環境時候，他們就像是最愚蠢的寄生蟲，殺死自己的寄主，走向毀滅。
於是，萊特寫到：“需要對科技決定論的觀點保持警惕，因為科技決定論的觀點通常會低估文化因素，把複雜的人類適應性的問題簡化成一個簡單的邏輯：我們是歷史的勝者，為什麼其他的人不和我們一樣，做我們做過的事情呢？”換句話說，科技決定論者沒有看到的是，無數歷史證據表明，科技可以輕易導致生態的災難和文明的毀滅。
從第一塊打磨過的石器到第一把鍛造的鐵器，人類花了大概三百萬年；而從第一把鐵器到第一枚氫彈，人類僅僅用了三千年。萊特感嘆：文明發展一直在不斷加速，讓任何的錯誤，都變得更倉促而難以糾正，帶來更災難性的後果。從二十世紀初以來，世界人口已經增長了差不多四倍，而全球經濟這個衡量人類對自然負擔的粗略數據，則增長了四十多倍。
在書的結尾，萊特再次提醒讀者：依賴科技的文明擴張，絕不是自然規律的一部分。所謂單向度的“進步”與發展，只是人類的一種虛妄的想象。無限制的進步，可能只是一個深不可測的陷阱。
也許，是時候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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