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樂山，翻譯家，作家。生於浙江省寧波市。1946年冬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英國文學系。譯作《第三帝國的興亡》（合譯）、《一九八四》、《西方人文主義的傳統》、《紅星照耀中國》等均有廣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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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地說來，我的第一本書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出版的新譯《西行漫記》（現譯名為《紅星照耀中國》），也就是我從事職業翻譯三十年以後才出版的一本可以稱得上我個人勞動成果的東西。
在這以前，我一直從事集體的翻譯工作，儘管從一九四九年冬天起，每天報上都有我的譯文發表，有時還佔整個一版或半版的篇幅，但是這都是集體的成果，算不到個人頭上。
其實，要說第一篇譯文，那還要更早一些。一九四二年我還在上大學的時候，就開始在報紙副刊上譯載法國作家莫洛阿的作品了。當然譯得錯誤百出，如今想起來還覺臉紅髮燙。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我如飢似渴地讀了斯坦培克的中篇小說《珍珠》，一口氣把它譯了出來，發表在上海一家刊物上。當然，譯文水平很低。已故話劇演員沈浩是我的好友，她不好意思說我的譯文詰屈聱牙，只是說：“××(另一位翻譯界前輩)畢竟學到了一口地道北京話，譯出來的東西好讀，你的怎麼這樣澀口？”老實說，“澀口”這個辭彙，對我這個從小在南方長大的人，這時還是第一次聽到。由此可見我的語言的貧乏！
從此，我放棄了文學翻譯，甚至放棄了文學創作。因為我雖然說已經大學畢業，但我的語言還沒有過關，尤其是口語沒有過關。
一九四九年我到北京工作，那時候工作沒有個人選擇的餘地，只問“革命的需要”。由於我是大學英語系畢業的，讓我做翻譯工作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儘管我是一百個不願意，還是硬著頭皮去做了，三十多年來翻譯就同我結了不解之緣。從這開始一直到《西行漫記》新譯本的出版，不論是本分的工作，還是業餘的翻譯，沒有一本從頭至尾是我個人的單獨勞動。我翻譯，我也改稿，後來基本上是改稿。若以每天平均三千字計，三十年累計的結果恐怕是個天文數字了。這期間儘管後來也做了其他工作，但始終與翻譯沒有分過手。
第一次標上我個人名字的譯作是《第三帝國的興亡》，儘管書是在一九六三年出的初版，但冠上我的名字是在十年以後。這也是一本集體譯作，參加其事者有九人之多，只是由我統一潤飾而已。一九七三年再版，出版社又讓我校訂修改一遍。當時出書沒有稿費，校訂工作足足花了一年時間，完全是盡義務，所以同意冠我真名，大概是作為一種補償吧。由於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什麼書都讀不到，於是這本歷史書比小說還受歡迎，不脛而走，幾乎達到了雅俗共賞的地步。這是我意料所不及的，因為畢竟這是“內部”發行的呀。
一九七六年“四人幫”雖已垮臺，出版界禁忌仍多，出的書少得可憐。但也有高瞻遠矚的人，人民出版社的範用同志就是一個。他當時還處於半“靠邊”狀態，分工只管資料室。但他一輩子從事出版工作，不出書手頭就發癢，因此，即使是資料室，他也要出書，就想出了一招：用資料室名義出內部參考書。第一本就是斯諾的《西行漫記》。他來找我，要我把胡愈之同志等老前輩(其中一位還是我中學時的老師)的譯本，根據新版老版等各式版本的原文校核一遍，增補一些材料。後來因為這個工程太大，不如重譯省事，這才使我從事翻譯工作三十年後第一次有機會以個人的力量譯了一本書。等到書譯竟付排時，出版界已逐漸鬆了“緊箍咒”，新譯本就公開發行了，銷數在百萬以上。
這就是我的第一本書。說來也令人難以相信，別人的第一本書是他文學生涯的開始，我的第一本書雖然不是我的文學生涯的終結，但離終結也不遠矣。寫完此短文，不覺擲筆一嘆！
一九八四年花甲前夕
暢銷八十年的長征經典
五十餘幅珍貴歷史照片
紀念長征勝利八十週年，人文社重推最經典譯本
《紅星照耀中國》（曾譯《西行漫記》）自1937年出版以來，暢銷至今。董樂山譯本是今天瞭解中國工農紅軍的經典讀本。本書真實記錄了斯諾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國西北革命根據地進行實地採訪的所見所聞，向全世界報道了紅色根據地的情況。
1979年，著名翻譯家董樂山的全新譯本《西行漫記》出版，封面標明原名：《紅星照耀中國》。此書據1937年倫敦初版本全文譯出，增譯了第十一章中第五節的《那個外國智囊》，恢復了在英美風行一時的英文初版本的歷史原貌。同時，對英文本中個別史實錯誤以及人名、地名、書刊名稱的拼寫錯誤也作了全面校正。這就是近40年來在國內圖書市場僅有的、品質最高的《紅星照耀中國》譯本。
2016年，人民文學出社獲得董樂山先生家屬的獨家授權，推出全新的《紅星照耀中國》。一年多時間銷量達300萬冊，產生了巨大影響。
紀念《紅星照耀中國》中文版出版80週年座談會上，鄔書林、溫儒敏、潘凱雄、顧之川四位嘉賓為《紅星照耀中國》書模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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