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世紀的1996年以來貨幣供應量M1、M2就開始作為我國貨幣政策宏觀調控的中介目標，1998年開始中國人民銀行每年在年初設定具體調控目標時也會提出M1、M2兩個層次的貨幣供應量以及信貸增長等三個總量調控目標。此後隨著我國經濟形勢的變化、金融模式的創新等原因，在2011年我國宏觀政策調控開始引入社會融資總量的指標。之所以在前幾個宏觀調控目標之外又提出社會融資總量的概念，主要也是因為“新增人民幣貸款已經不能完整反映經濟與金融之間的關係。”
一般而言，M2主要是通過商業銀行的信貸來體現，而社會融資量的最重要來源也是商業銀行的信貸創造，在金融模式創新等方面沒有重要突破之前兩者之間應該存在著比較穩定關係，之所以說新增人民幣貸款不能反映經濟與金融之間關係，主要因為我國經濟這些年的發展中存在著比較嚴重的“脫實向虛”問題，導致銀行信貸資金在金融機構內部循環或者是通過“影子銀行”等機構層層嵌套提高實體企業的融資成本。2008年後美國爆發金融危機，我國M2增速有了一次快速的上升，在2009年11月M2有著接近30%的同比增速，但是我國總體經濟增速卻呈現出不斷下行的態勢。此後隨著我國宏觀政策上去槓桿的要求，監管部門在金融機構內部加強了監管，M2增速開始出現下降，2017年12月我國M2增速已經降至8.2%的歷史低位。但是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金融的支持，所以引入社會融資量的概念，從金融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來看，去槓桿也首先應該在金融領域，只有金融領域去槓桿有了成果才能向實體部門拓展，打通金融與實體之間的資金通道是能夠在保持經濟平穩發展基礎上去槓桿的基礎。
M2與社融本身是代表供需的兩個方面，在2016年之前兩者之間存在著比較高的相關性，但是之後兩者走勢卻開始出現背離，並且這種走勢上的背離呈現出逐漸增大的態勢，兩者之間的背離可能出現的後果是資金利率的上行，但是由於央行的貨幣政策保持著一定程度的寬鬆，使得資金利率的上行主要是在金融市場體現，並未明顯向實體傳導。同時，利率未出現上行的一個原因也是銀監會等監管機構出臺監管新規的主要目也是降低金融機構不合規的資金運用，迫使在金融體系遊走的資金向實體企業流動。
如果說M2代表的是商業銀行的負債，那麼社會融資量代表的就是實體經濟負債。在去槓桿的政策要求之下我國短期之內不可能出現利率的大幅上行，所以未來可能出現的不是貨幣需求的下降就是貨幣供給的上升。通過金融機構內部的去槓桿可以進一步提高金融對實體的支持，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實體的資金成本。待金融體系的去槓桿結束之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實體部門的去槓桿，所以說社會融資總量必然會隨著M2增速下滑出現一定程度的下滑，同時根據有關統計數據顯示我國GDP增長與社融之間有著比較高的相關性，所以央行也必然通過中短期貨幣政策工具為市場提供流動性，M2增速在未來或許會出現一定幅度的回升，直到兩者重新出現走勢的一致，而兩者增速出現一致即形成均衡利率。
按照盛松成的說法，貨幣融資量是我國真正的創新，因為國際上並沒有哪一個國家或者機構進行過社會融資量的統計，主要是因為社會融資總量的統計比較困難，而且數據的準確性也比較難於保證，所以國際上一般是採用從負債端進行資金的統計，資產端並不做統計。這從另一個方面也反映出我國的金融機構以及金融監管出現了短板，導致商業銀行的資產端與負債端並不能真正的對應起來。如果我國金融機構能夠合理合規的運用資金，那麼也就可以說社會融資量這個指標也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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