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1978
“我們身後就是太平間，我們ICU（重症監護室）大夫就是生死之門的守門員。”
——生於1978年的黑龍江大慶人張振宇
人物：張振宇
話說改革：國家醫療改革讓我的家庭受益匪淺，充滿感激之心。
生於1978年的張振宇在照相館裡拍攝的黑白百日照。
談起學醫初衷，張振宇大夫回憶起高中時代。父母是大慶油田工人，大慶油田在20世紀60至80年代是中國最大的油區，作為獨生子的張振宇，童年家庭很富足，自幼品學兼優，在無憂無慮的環境中長大。
步入高中那年，某一天，父母下班後一直到晚上都沒有回家，張振宇一個人在家中焦急等待。父母的同事前來告知：你父母今晚在醫院看病不能回家。張振宇在家胡思亂想了一整夜，母親忽然病倒讓他感到束手無策，不知道如何去面對家中的變故。
張振宇和父親20世紀80年代的醫療本。
母親住院大概有一個月時間，期間父親一直都在醫院陪床。母親和父親的同事來到家裡輪流幫張振宇洗衣服、做飯、照顧生活。母親確診為神經系統疾病帕金森，這對當時只有16歲的張振宇打擊很大。對於未來，張振宇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一個念頭萌發出來，他想當一名醫生，既能改變家裡的困境，也能服務奉獻大眾。在高考填報志願時，他毫不猶豫選擇哈爾濱醫科大學7年制本碩連讀臨床醫學專業。
張振宇20世紀90年代末在南開大學就讀時的證件。
1997年8月，張振宇同時接到哈爾濱醫科大學和南開大學兩封錄取通知書，大學前兩年的基礎課在南開大學就讀。拿到錄取通知書後不久，父親陪著他離開故鄉，乘坐綠皮火車前往天津南開大學報到。
（張振宇給ICU的病人仔細查體、瞭解化驗和影像學檢查後認真制定診療方案。）
“前一天下午從大慶坐上火車，第二天中午才抵達天津。現在，我回大慶乘坐動車，速度快了很多，網絡購票很方便，列車上的環境也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2009年9月，大慶薩爾圖機場建成並正式投入使用，如果比較著急，我也會選擇坐飛機，一個半小時就能到家。”張振宇說。
入學後張振宇幾乎每天都要與家裡聯繫，上大學的時候父親給張振宇買了個BP機，他每週還會給家裡寫兩三封信報平安。後來學校在校園裡設置了固定電話，學生們可以使用電話卡撥打電話，讓張振宇記憶深刻的是，宿舍樓下電話亭前經常排起長隊。再後來出現了手機，因為電話費比較貴，張振宇還是捨不得用。
2010年4月26日，張振宇從玉樹賑災後返回北京，在首都機場與自己的博士生導師馮藝教授合影。
大學畢業後，張振宇到北京工作，把母親接到北京繼續治療，以前由於交通、醫保等限制只能在當地治療，而現在異地醫保可以實時結算。“國家的醫療改革讓我家受益匪淺，對國家我充滿感激之心。由於現在交通方便，父母每年夏天都會回到東北，冬季到海南，只有春秋兩個季節才會陪我在北京。不在北京的時候每天都會用微信和我視頻聯繫，通訊的發達讓我們無論多遠都沒有距離感。改革開放讓我們的生活更加美好。”
張振宇帶住院醫師、護士進行查房，詳細交代病人的情況。
張振宇的感激之心，化為對在危難之中同胞的救助。2010年4月14日，青海省玉樹市發生地震，北京市多家醫院接到衛生部通知組建醫療隊時已接近當天下班時間，張振宇得知醫療隊急缺重症醫學專業的醫生，他第一個報了名，怕父母擔心沒有告知父母。第二天一早，他就和醫療隊一起坐空軍伊爾-76飛機出發了，抵達玉樹後醫療隊員們出現了強烈的高原反應。他們在身體不適的情況下還要搬運沉重的醫療設備、搶救災民。“那是我第一次24小時沒吃沒喝，沒上廁所。”張振宇回憶說。
細心的父母也在張振宇上氣不接下氣的電話中發覺他“不對勁”，張振宇向父母說了實話。除了擔心，父母更多的是鼓勵他克服困難努力救治受傷的群眾。玉樹的災民傷情穩定後，他又“轉戰”到格爾木當地醫院，對重患進行手術救治。
“那時一個20多歲的藏族小夥子，因為房屋倒塌造成股骨骨折，並引起肺部感染，情況緊急急需手術。當時醫療物資匱乏，血製品、防止血栓藥物都不充足。‘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從北京等藥廠迅速配備了藥品送往災區，小夥子的手術得以順利進行。在醫療人員和當地政府的關懷下，小夥子很快康復了，他還留下了張振宇的聯繫方式，每年都會讓自己的孩子給張振宇拜年。”
2016年6月27日，張振宇正式成為一名共產黨員。
張振宇對記者說：“作為伴著改革開放春風成長起來的一代，我感受到了社會時時的進步、國家日日的富強，自己也在不知不覺中成長、成熟。我對選擇學醫從醫無怨無悔，在改革的大浪淘沙中把自己磨練成‘金子’，不斷增強自己的業務能力，為更多的患者服務，為國家的全民健康事業做出貢獻是我的中國夢。我希望改革開放能夠一如既往地繼續下去，只有開放才能發現自身問題，只有改革才能不斷進步，我也期望我們的醫改不斷深入，切實改善廣大人民群眾就醫環境的同時也能提高醫生的從醫環境，讓醫者安心從醫，患者放心就醫。”
記者：鄂曉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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